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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政策唔是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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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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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ov-2012 Facebook)

中央不能撒換行政長官,港獨問題兩皆視而不見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期間,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就香港問題發表了意見,而在他的講話之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中央政府認同梁振英的管治,所以不會撒換行政長官。第二點,港獨損害中國的主權,而且在香港也沒有市場。而我們在今天,正是想討論這兩個議題。

有關第一點,就梁振英上任以來的施政,我們大致上是認同的。他所做的所有作為,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他是在切切實實,盡心盡力的去為港人去謀福祉。他推出的政策,有的是好的,有的不那麼完美,甚至遭到部份人的反對,但至少他能夠從善如流,而且,他也沒有做過損害港人利益,或是偏幫富豪權貴的政策,就算是有爭議性的政策,例如龍尾灘的舖設沙灘,啟德的加建住宅樓宇,其用心也只是為市民的福利著想而已。他任用的班子當中,有的鬧出了醜聞,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至少沒有任人唯親,甚至沒有像先前人們所擔心的,大量引入親中人士,具爭議性的林瑞麟、劉夢熊等人,也並沒有走進梁班子,反而是引入了傾向民主的陸恭惠。

也許,梁振英的確是傳聞中的,並不是好人,但是,我們評價一位政治人物,唯一的方式,就是聽其言、觀其行,所以,直至這一刻為止,我們仍然大致上認同梁振英的施政,並且支持他的施政。

然而,我們認同梁振英、支持梁振英,並不代表也同意李剛的說法。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永遠一定認同行政長官的管治,這才叫做「政治正確」。要知道,行政長官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方首長,基於「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之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就其施政指點批評,否則便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在董建華政府的年代,就算是其施政令到五十萬人出來大遊行,中央政府的官方態度也只能讚揚他,支持他,直至董建華宣佈「腳痛」下台之前,中央政府的支持態度依然如此。

從體制來說,行政長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在政治體制來看,任命權和罷免權是兩回事,擁有任命權不等於擁有罷免權,例如說,在司法獨立的制度之下,行政機關的首腦往往有任命大法官的權力,但卻不能罷免大法官。當年董建華下台的理由是「腳痛」,自己呈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去「炒魷魚」。儘管人人心知肚明,董建華是受了壓力而下台,但是,這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作為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聯辦大員,是不能把這種地下政治的行為宣之於口的。

所以,我們認為,身為中聯辦大員,不管是會,還是不會撒換行政長官,都不能宣之於口。因為在體制上,行政長官是由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無論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都是「一國兩制」的問題,中央政府不應插手。心照不宣,在暗地裏動手動腳,那是另一回事,但卻決不能在公開說話中說出來,這就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我們認為,昨天李剛有關這部份的發言,是失言了。

第二點,關於港獨問題,毫無疑問的,港獨是損害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但是說港獨沒有市場,那卻是不符合現實的。

我們曾經在日前的社論指出,港獨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了,明正言順、大張旗鼓的港獨運動,暫時還未見到,但是,香港自治運動,已經絕對是某程度上的港獨運動了。正如我們說過,獨立運動並非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去達成的,而通常來說,自治就是獨立的第一步。例如說,科索沃經過了多年的鬥爭之後,自治政府在1999年成立,而在2008年,它便公投獨立了。伊拉克的庫爾德族在1975年成立了三個自治省,到今天,已經相等於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了,只視乎它在甚麼時候宣佈獨立而已。

所以,這些港獨分子說他們搞的「港人自治」,只是自治,而不是獨立,也是一種「語言偽術」,是騙人的。

至於說,港獨有沒有市場,這句話就有點兒差堪玩味了。
從語理上看,能不能成功,與有沒有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句話。我們同意,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暫時可見的未來,港獨是不可能成功的。至於它有沒有市場,那就得看說的是多大的「市場」了。如果說,有超過一半的香港人,都支持港獨,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說,如果有幾個巴仙,或者是十來個巴仙的香港市民,支持港獨,或者是支持變相港獨的「自治」,那卻是很有可能的。民主派人士認為,那些揮舞龍獅旗,口中大叫「香港獨立」的年輕人,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幹,這是公然說謊。如果大叫口號,揮動旗幟,還不算支持港獨,照這種邏輯去推論﹕那麼,當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聚集的數萬人,莫不成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的在反國教?

我們看到的是,港獨的確是大有市場,而且是有蔓延得很快的趨勢。但是,中聯辦的副主任卻視而不見,認為「沒有市場」,而民主派的人則堅拒不認,認為這不算是港獨。這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竟然異口同聲,都否認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莫非,在今日的香港,已經到達了「國王的新衣」的情況,無論是建制派,抑或是反對派,沒有人敢說出事實來?而我們的看法是﹕意見大可自由,但是事實,而且是人人能夠看見的事實,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我們也得效法「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小孩,把事實說出來,而在香港的所有傳媒當中,我們應該是唯一的一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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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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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ov-2012 Facebook)

有關同性戀的科學和基於事實的分析

同性戀佔人口的比例人言人殊,最低的估計是1%,最高的估計是10%(金賽博士在數十年前的說法),一般估計是2%至7%之間,如果要取一個最多人承認的統計數字,則是4.9%﹐但如果連雙性戀也計算上來,則可以高達20%。從以上的統計數字去評估,陳志全當不可能是第一個同性戀的立法會議員,事實上,早在港英政府的年代,也有傳說過一位姓「張」的立法局議員是同性戀者,同樣地,黃耀明也決不是唯一的一個男同性戀藝人,何韻詩亦不會是唯一的一個女同性戀藝人,不過,陳、黃、何三人卻真的是在政治和娛樂這兩個萬人矚目的界別中,第一個出櫃的人物。而隨著陳志全的當選立法會議員,隨即出櫃承認同性戀的事實,同性戀的權益問題立時變成了白熱化,相信也是在前天的大遊行發起的一個重要誘因。

對於贊成或反對同性戀,一直以來,有著不同的意見。我們的看法是,意見大可自由,但是,科學和事實卻是不可歪曲。所以,我們在下文,將會把客觀的、不可改變的科學和事實列舉出來,然後,再主觀地(雖然我們會盡量客觀)作分析討論。

第一點不可變的,是同性戀的確是存在的,我們不能抺煞這個事實。在同性戀當中,也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天生的、徹頭徹尾的同性戀,根本不可能逆轉,把他們變回雙性戀。而第二種,注意,問題就在這裏﹕是雙性戀,或是本來不是同性戀,卻因後天環境,終於變成了同性戀。當然了,有一些人,先天就是雙性戀者,是無論後天怎去變,也變不成同性戀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先天可能是有一點點的傾向,如果再加上後天的一點點培養,那就很可能會變成了同性戀者。

在早期世界大部份的文化當中,同性戀都是不被接受的,而同性婚姻也是不合法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承繼了猶太教的傳統,同性戀和同性性行為都是違法的,然而,說同性戀不符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是不符合事實的說法。在傳統的中國,的確沒有「同性戀」作為文化,但是「孌童」,也即是兩個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卻是極為普遍的作為,換言之,無論歷史記載和章回小說之中,都是多見多有,根本不容否定。當然了,在傳統的中國,同性婚姻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那時的中國相等於今日的香港,同性戀是「非刑事化」,但並沒有合法化。

在泰國,男同性戀者往往使用外科手術,變性為女人,表面上,這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然而,這種做法得有一個大前題,就是社會上對於這些變性人的寬容。例如說,在香港,把變性人稱為「人妖」,這種貶稱顯示了作為變性人,很難以找到配對的男性。反之,如果繼續擁有男性的身軀,則很容易找到另一個男同性戀者,作為伴侶。另一個問題是,變性只能改變其外表,不能改變其內在,如果繼續保有男性的身體,則仍然可以享受到肉體上的高潮,一旦變成女人,就失去了這個功能。因此,以變性手術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能完全奏效。

再說,男變女容易,女人變成男人,在科技上,還未可以做到。

至於一些宗教團體,則認為同性戀是一種選擇,所以主張並為同性戀者提供轉化療法(Conversion therapy),試圖改變其性取向。這種方法也許可以轉化到一部份的同性戀者,但是,那些徹頭徹尾的同性戀者,卻不可以用心理的方式來作改變,這正如我們不能把異性戀者用心理療法,來轉變為同性戀,這兩者的道理是相同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種療法往往令到被治療者嚴重抑鬱,甚至自殺,因此美國精神學學會在1997年通過決議﹕從事這種療法的醫生將被認爲是缺乏職業道德。

至於批評同性戀會導致濫交,答案是﹕yes。先天上來說,男人比較濫交,女人則比較保守,這是因為生物學的天性﹕男人的精子很多,所以越是濫交,子女越多,對繁殖更為有利。女人的卵子則比較稀少和寶貴,一生只能有十次八次的生育機會,所以必須挑選好的男人來作交配。如果男女配對,不管男的有多濫交,只要女的要細心挑選,那就可以平衡起來。但是,男男同性戀卻是打破了這個平衡,所以男男同性戀的濫交情況,遠比異性戀更為嚴重,也是事實。而說到愛滋病的傳播,由於在病理學上,男男同性交合的傳染機率遠遠高於男女交合,而且,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在三藩市舉行的萬人同性戀大雜交,是愛滋病人數量突然大增的主因。

至於女同性戀,則有「頂」、「底」之分。「頂」就是中文的「男人婆」,也即是英文的「tomboy」。「底」就是男人婆的女友。在本質上,「底」並不能算是同性戀,她們在心理上,仍然認為自己是女人,只是把同性對象視為沒有性能力的「男朋友」。因此,這些「底」在換對象時,往往便去交回真正的男人。但是男人婆則交來交去,交的總是女人。

我們知道,政府的法例,對於社會的風氣,往往有鼓吹或壓抑的作用。如果政府進一步放寬對同性戀的法例,例如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反對同性戀的歧視等,將被認為是對同性戀的鼓勵。無論政府怎對立法,對於徹頭徹尾的同性戀,根本沒有影響,但是,它卻的確能夠影響到部份的雙性戀者,尤其是女同性戀中的「底」,都會因此而增加數量。我們也必須承認,政府對同性戀的承認,也會對成長中的年輕人受到影響,不能排除的是,一些異性戀者,在法例的允許下,也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這就好像傳統的中國,縱是異性戀者,也有很多會玩一玩孌童,尋求一下不同的刺激,這甚至可以變成了一種文化。

當分析到了這裏時,我們好像有一個大前題,就是同性戀先天是一種不好的、不正常的事。但是,在同性戀者和很多人的心目中,同性戀也是一種選擇,是一種人身自由,我們為甚麼要禁止它呢?讓人們自由地去抉擇參不參與同性戀,不是很好嗎?事實上,逐步把同性戀合法化,是全世界的大趨勢,美國是一個例子,英國也是一個例子,香港也在1990年通過了同性戀非刑事化,在中國的建國初期,同性戀被視為「流氓罪」,至今也可以非刑事化了。當然,究竟同性戀是否合法,還得是社會問題,社會廣泛接受,它便合法,大部份的人都不接受,它便不能放寬法例,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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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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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Nov-2012 Facebook)

亞視不應威脅政府,發不發牌明確決定

有關發出第三個免費電視台的牌照,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探討。第一方面是究竟政府應不應該發牌,第二個方面,則是亞洲電視台用種種方法去迫使政府停止發蜂,究竟是不是恰當。
先從第一方面去看。我們一直認為,大氣電波是公眾的,應該盡量加以使用,才不致於浪費了。所以,我們向來支持政府多發電視牌照,不管是收費電視,還是免費電視,總之是在技術可能的情況之下,發牌的數量越多越好,這才可以令到市民有更多的選擇,也可以有著更多元化的節目選擇,加強了言論自由。

事實上,相比起絕大部份的先進城市,香港的電視台數目是比較少的,所以,其數目也大有增加的餘地,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均是非常歡迎政府多發免費電視牌照,因為,在今日的香港,免費電視台只有兩個,實在太少了,提供不了多元化的節目選擇。況且,免費電視是一般升斗市民的最佳娛樂,相比之下,收費電視則更是中產階級化,因此我們認為,提供更多的免費電視頻道選擇,對於低下階層來說,尤其重要。

問題是,在亞洲電視台長期經營不善的情況之下,究竟政府還應不應該增發電視台牌照,令到亞洲電視的經營百上加斤呢?可以這樣說﹕亞洲電視台在這數十年間,連年虧蝕,如果把累積的虧損也計上去,沒有一百億,也有八十億了。換言之,從商業的角度看,亞洲電視根本難以說是一盤生意,如果要等待它賺大錢之後,政府才能發出第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很可能永遠也不用發了。

亞洲電視之所以連續虧蝕了多年,還能經營下去,自然是另有算盤。事實上,在全世界,傳媒生意的投資和回報均不對等,之所以還有人孜孜不息的去經營,皆因傳媒是第四階級,擁有強大社會發言權。換言之,傳媒是一種權力,所以縱是虧本,只要是虧本的程度屬於可接受範圍,也大把人會參與。

所以,政府也根本不用理會亞洲電視台究竟是賺錢,還是虧蝕。既然有人願意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政府便應該發牌給他,至於市場問題,投資者能不能夠賺錢,那應該讓市場去決定,政府可不用理會市場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既然有人願意花錢出來,為市民提供多一個選擇,政府應該從善如流,因為由此得益的,是全香港的市民,而受損的,不過是現時正在經營的電視台罷了。既然利多弊少,便應該放馬去做!

說到第二方面,亞洲電視台以手法去壓迫政府,迫使政府撒消發出免費牌照,這自然是非常壞的手段。我們最反感的是,私營機構居然可以威迫政府,這當政府是甚麼?置政府的威信於何地?如果有一天,樓價下跌了,地產霸權居然向政府下壓力,要求政府停止批地,那我們該是如何的憤怒?
原則是﹕向政府下壓力的,只能是小市民,而不能是大財團,如果大財團能夠組織運動,迫使政府作出讓步,這將會造成社會的更加不公,混亂更會加劇,而政府的威信掃地,更是不在話下。至於亞視員工的參與活動,是不是為勢所迫,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們呼籲政府,馬上停止亞視繼續演出的這一場鬧劇,因為如果政府給亞視這麼的一搞,便去屈服,將成何體統?另一方面,政府發牌也好,不發牌也好,最重要的是,快點下一個明確的決定,因為最壞的政策不是發牌,也不是不發牌,而是不明確地表示態度,讓社會充滿了爭拗和臆測,這才是最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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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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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ov-2012 Facebook)
我們實在很高興,香港有一個審計署,每年都發表報告,指出政府的多項財政漏洞,令到政府可以因之而改善行政,節省庫房的公帑。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鄰近的地方,例如中國內地,因為沒有審計署,亂花公帑的情況便遠比香港嚴重得多了,而且,從不少評論可以見得,內地人十分羡慕香港可以每年都有一份報告,去指出政府花用公帑的漏洞所在。

審計有效監察政府,管治不能單靠會計

從往績可見,審計署的報告一般而言,是中肯的,很少無的放矢,而都是正中了要害,準確的告知了市民,政府花公帑之不善所在。但是,我們在閱讀報告之前,也不用咬牙切齒,罵這個政府真是無能,亂來花錢,管理不善,諸如此類的攻擊,也不一定是合理的。須知道,樹大有枯枝,就算是比政府更有效率的私營機構,也往往某些部門尸位素餐,或是管理不善,縱是出名管理優良,年年賺大錢的公司,也一定有著不少「蝦碌」的場面,這也是常見的事。所以,當審計署發表報告時,我們可以批評諸項事件、該個部門,的確是有著管理不善的地方,但如果以此為理由,便來把政府定罪為管理不善,這就未免一竹蒿打一船人,殊不公道。

這一年的審計署報告,指出兩間私家醫院沒有照規定提供足夠的免費病床,空氣質素指標超出上限,海事處調查嚴重意外的所需時間超過30星期的指標,物流署的部份採購程序並沒有依足指引,以及沒有充份利用電子拍賣方式,以節省成本,海關在知識產權的執法工作的進展太慢,超過一半在5年還未結案,勞工處的青年機構服務時數不足20小時,有樓宇滲水個案長期沒有行動……這一系列的管理不善的名單之中,有的是很離譜的,例如海關「超過一半」案件,超過「5年」還未結案,由於「一半」這數字太多,「5年」這時間太長,自然是不可以忍受的,但是「有」樓宇滲水沒行動,「部份」沒有依足指引,沒有「充份利用」等等,雖不能說是吹毛求疪,但也只屬於有待改善,不能說成是甚麼大錯。

從這份審計報告中,我們反而認為,香港政府的效率實在已不算差,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這個結論的大前題是,審計署的報告是誠實而詳盡的,但如果審計署的報告有著隱惡揚善,只是輕輕地打了蒼蠅,而隱暪了老虎的存在,我們的結論便要取消了。例如說,今日香港的700萬名市民無人不知,政府清查僭建的行動緩慢,至今積壓了數以十萬計潛在個案,但是,在審計署的報告之中,卻並沒有顯示出來。

我們亦注意到,政府的電影發展基金和電影貸款保證基金來支援電影業,但是從2005年至今年,資助總額只有5,810萬元,佔總撥款數字的28%,審計署的說法是,檢討金額分配是否適當。然而,我們卻認為應該反過來問一句,批核過程是否太過嚴厲,以至於嚇跑了不少潛在的申請者。換言之,審計署認為應該可以省掉一筆錢,但是我們的角度,則認為是應花得花,如果花不掉這筆錢,則是管理不善,應該想法子更有效地花掉,而不是想辦法省掉。此外,電影融資基金從2007年至今,並沒有任何的申請個案,所以審計署促請政府檢討,有沒有繼續提供融資基金的需要。照我們對電影業的理解,電影業是很需要很需要融資的,所以融資基金是絕對有市場,之所以沒有人申請這筆基金,一定是手續太過繁複,根本不合業界之所需,否則不可能會出現有錢沒人領的局面。因此,就這課題,答案應該是政府需要優化電影融資的程序,讓有需要的人得到這筆錢,而不是簡單地一刀切,乾脆取消整個項目。

我們當然很欣賞審計署報告為香港作出的貢獻,但是從電影資助和電影融資的例子可以看出,審計署的報告也不總是全對的。畢竟,管理政府是由人來組成,不能單看數字,也不能單看效率,從會計看政府,是一個有效的角度,但並不是所有的角度。這是在閱讀審計署報告時之前,必須有的心理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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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圓滿閉幕,習近平任重道遠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終於閉幕了,一如所料地,習近平接任了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開始了新的一個領導班子,而中國也正式進入了習近平的年代。

在這一次的「十八大」中,人們普遍希望政治局常委的數目從九位變成七位,加強領導效率,結果是如願了,人們也普遍希望胡錦濤能夠全退下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實行「裸退」,以實現體制的正常化,這個願望也實現了,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大致上,這一次的「十八大」是如人們的所願,圓滿閉幕了。事實上,凡是政治上的重要位子,增設容易,因為有更多的人得到利益,而減少意即有人會得不到好處,所以永遠比較困難,因此,常委的數目從九變七,需要很大的政治動力。另一方面,胡錦濤的願意全退,也造成了今後的規範,完善了整個權力交接的制度。

事實上,據說當年胡錦濤的被鄧小平等「八老」所器重,把第四代班子的重責,交到他的手上,並非因為他在能力上有過人之處,最重要的原因,倒是他的黨性極強,極度服從大局,正是因為他「抵得諗」,才會被當年的元老委以重任。胡錦濤在十年主政當中,政績有得有失,但是在這次權力交班的過程當中,卻顯出了風範和風度,證明了當年的「八老」並沒有看錯人,他的確是願意為黨作出犧牲,為體制的長遠利益,放棄了續任軍委主席兩年的「先例」,反而造成了「裸退」的新先例,讓總書記馬上可以兼任軍委主席,癈除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人「普通黨員任軍委主席」的慣例,這當然是值得讚賞的。另一方面,政治局常委的「九變七」,也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仍然團結和有強的黨性,為著大局而犧牲個人的利益,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有人認為,在新一屆的領導班子當中,老人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是事實。但是在實際上,退休後的政治重量級人物,仍然擁有很大的影響力,是舉世皆然的政治現實,這正如美國的退休總統,也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是不足為奇的。像奧巴馬的得以連任美國總統,前任總統克林頓在造勢大會的現場演講,功不可沒,而克林頓的人脈關係在民主黨中、在國會中、在法院、在奧巴馬政府當中,依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也是一個事實,因為人脈的潛在影響力,在任何政府當中,皆是不能避免的。

直至現時為止,中國依然不是民主政府,所以,如果由黨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獨攬了黨政軍大權,反而不是好事。民主社會不妨有獨裁的獨導人,因為有人民的選票可以監察他,令他不致於亂來,但是在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之下,由退休的老人家來牽制一下現任的領導人,從這方面去看,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當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的大位,面對的問題十分簡單,因為當時的中國正在快速崛起,人人都想維持當時的升勢,沒有人希望政策大變,胡錦濤根本沒有面對多大的困難,只要「江規胡隨」,順順利利的便把中國帶到了世界第二強國的地位了。但是在今日的中國,江澤民和胡錦濤所走的模式已經走向了頹敗,中國人人都想改變現狀,政治體制要改革,經濟結構要轉型,腐敗縱使不能根治,至少也要稍為遏止,貧富懸殊更是到達了不得不去應付的險峻局面,社會的大規模不滿也要解決。在國際方面,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整個世界都是中國的朋友,但是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遭到美國的圍堵,鄰近周邊諸國也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大有戒心,此外,達賴喇嘛年事已告,藏獨快將破局,疆獨越來越是猖獗,新疆的維穩費越來越高,台灣人很少提台獨了,這並不是因為台獨沒有了,反而是因為台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漸漸融合成為一塊,變成了整體的台灣人,根本也不用說台獨了。香港的港獨雖不成氣候,但也畢竟是已經出現了……習近平在今後的十年,任重而道遠,但是在他的任內,必須要闖這些關,完成大量的改革,這是必須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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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運動改變土地用途,莫非政府打擊地產霸權?

雖然全港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案件還未開審,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是有罪與否,而涉及大型貪腐的官商勾結案件也只有這區區的一宗,但是,700萬名市民都是相信,官商勾結確實是存在的,因為這是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大家只是不敢肯定,官商勾結的交易內幕,究竟是官員收下了金錢,以去為地產霸權開路,抑或是害怕了地產霸權上通天庭的權勢,因而免費為他們做事,如此而已。

我們向來支持政府發展醫療事業,也一向支持開放外地醫療人才來港,減少香港的醫生荒,當然,我們也支持政府應該大量撥地,去興建和擴建醫院,以應付醫療經濟之所需,也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優秀的醫療服務。所以,當年的香港政府批地,興建仁安醫院,是一件好事,但是,把醫院用不完的土地,改變用途,變成了住宅,這就是一件大錯了。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質疑,補地價的數目偏低,是不是涉及了利益輸送,並且已向廉政公署舉報。我們並不反對郭家麒議員的說法,可是,更深入一層地去想,明明是一塊醫院的用地,為甚麼竟然可以改變土地用途,老母雞變鴨,其中的一半變成了住宅用地,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原因?換言之,這不是補地價的問題,而是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

在這宗名家匯事件當中,衛生署容許醫院違反批地條件,地政總署批准發展商更改土地契約,城規會也容許發展商改變土地用途,都是參與「串謀」的「疑犯」。事實上,地產霸權在政府和民間機構兩方面,均已深植人脈,根深蒂固,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在香港,地產霸權要更改土地用途,以及辦理種種的手續,都是易如吃菜的事,反觀關係不夠的發展商,卻是困難得多,也需時甚久,正是因為地產霸權在官府方面的神奇能力,才造成了它的壟斷局面。另一方面,地產霸權在民間方面,也有莫大的勢力,例如說,他們買通了不少環保團體,藉著反對政府的發展土地,以鞏固他們的既有權益,也是常常使用的招數。

換個說法,地產霸權使用的招數,是一邊讓自己可以繞過管制,在不該建樓的土地之上建樓,另一方面,則利用民間的反對,令到應該發展的土地,也不能發展建樓,以免影響到他們的利益。而這套「兩手攻擊法」,技巧就是一方面在官府中擁有大量的人脈,從行政長官到高級官員,統統與他們大有關係,至於城規會和區議會這種政府以外的官方機構,也加插了大量的自己人,再加上環保團體的搖旗吶喊,地產霸權也就無往而不利,得以壟斷了香港的所有財富了。有人說,香港700萬名市民都在為幾個地產霸權打工,當有幾分是事實。

仁安醫院和名家匯事件是十多年前發生的事,也只是個別事件,然而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我們也可以從中見到,地產發展商在可能的情況之下,遍地插針,盡量去建造樓宇。也由此可以見得,在香港這個畸形的社會,地產發展是如何暴利的行業,就是經營私立醫院,其利潤也遠遠不如地產發展,所以他們寧願把土地改建為住宅樓宇,也不願意擴建醫院。所以,在香港的所有經營模式,不外乎是一個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從各式各樣的途徑,買下越多越好的土地,然後慢慢把土地改作地產用途,才是賺大錢的終南捷徑。而從此脈絡可見,四大地產商所囤積的農地,足夠為全港700萬人提供舒適的居所,已可知道「圈地運動」的嚴重性。

最後,我們需要提及的是,新鴻基地產給控訴了,而這一次,會不會是政府向恆基開刀的先兆?而我們曾經懷疑過的陰謀論﹕梁振英政府將會逐個打擊香港的傳統權貴,將香港政經權力版圖重新洗牌,會不會成為了事實?這只能有待今後的事態發展,才能夠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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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變左大頭蔡的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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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寫社論好正經好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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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樓提及
佢寫社論好正經好正的


真是幾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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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Nov-2012 Facebook)
杜絕黑社會的方法﹕打擊收入來源,減低貧富懸殊

東涌新市鎮在1994年開始興建,1997年第一期落成,之後陸續發展,至今已有15年了。由於它是最新發展的大型新市鎮,相比起九龍的舊區,其居民組合無疑是比較年輕,而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也可以見到,青少年的數目正在不斷上升中。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在昨天日發佈了「東涌街頭青少年組群現況調查」,指出黑社會嚴重滲進了東涌區內,有三成的受訪青少年有黑社會背景,及曾參與違法行為,包括了恐嚇、威脅、使用武力或暴力等等。這數字反映了趨勢的嚴重性。

黑社會的趨勢,得從兩個方面去,第一個是朋黨,第二個是經濟。

青少年的喜歡聯朋結黨,是生物學上的天性,既是無從否認、也無法改變的科學事實。如果他們在一起的都是益友,互相切磋砥礪,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朋比了黑社會,那就會墮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了。事實上,黑社會的招收新會員,也永遠是從青少年的身上著手。

在以前,黑社會的招收青少年,都是從公屋住戶著手,一來低下家庭的父母忙於工作,難有精力照顧子女,黑社會大佬的「關懷」便得有可乘之機,二來低下階層的子女零用錢不多,加入黑社會可令他們賺到一些不義之財,三來公屋有一些公共設施,例如球場之類,當黑社會霸佔了這些公共設施時,青少年唯有加入,才能使用這些公共設施。

以上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香港黑社會的大致招收青少年會員模式。到了八九十年代,中產階級興起,青少年受到父母的溺愛,黑社會大佬的「關懷牌」和「小便宜牌」便告失色了,此外,居住環境的普遍改善了,青少年在家中的時間增多了,在街上瞎溜躂的時間減少了,自然也減少了被踼入會的機會。

然而,在近年來,貧富懸殊加劇,青少年加入黑社會,以期取得額外收入,誘因便大增了。由於曾蔭權政府拒絕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居所的緊張情況再次出現,青少年在家裏沒有足夠的個人空間,出外溜躂的機會也就大增,也增加了結識壞分子的機會,也誘使他們犯法和搗亂公共秩序,例如塗鴉。此外,青少年工種的不足,令到青少年大量失業,也是令到他們入會、犯法的一大原因。

從另一方面看,黑社會的本身,也是一份「職業」,如果沒有金錢上的利益,根本就不會有黑社會的出現。

在以前,黑社會有很多的收入,例如說,收陀地費、睇場費,入會費等等。可是,又是到了八九十年代,黑社會的收入大減。例如說,在五十年代,入會費是36.6元,那時是一筆不少的數字了。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由於「會員難求」,在「惡性競爭」之下,入會費仍然是36.6元,那就全然不是那回事了。這時候,香港經濟繁榮,小販不見了,滿街都是連鎖店,這些大財團只會報警,決不會就範付陀地費。至於娛樂場所,則在近十多年來,已經大量北移,到了內地去,自然也令到黑社會的收入減少。本來,在二十年前,黑幫青少年還可以賣賣翻版,但是今日網上盛行,連翻版的路也給絕了。

因此,在二千年後,黑社會的經濟來源已給斷了大半。可是,近來卻不但死灰復燃,而且還大事擴張,一來是由於科技進步,令到迷幻藥的成本大大減輕,青少年也負擔得起,令到嗑藥的數字大增,給黑社會開闢了一條重要的新財源,二來社會福利的數目也大幅增加,令到低下階層的青少年口袋裏的錢也增加了,黑社會把他們招收成為會員,也就可以掏光他們的口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見到,黑社會的猖獗,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永遠有著社會經濟上的原因,如果要杜絕,也得從社會經濟上著手。可以做的當然有很多,例如說,改善公屋的居住環境,減少興建大型的公屋群,中間雜以私人住宅,這做法可以有效減少「蟑螂」滋生的環境,又或是,宣傳毒品禍害,打擊販毒,加強對吸毒的刑罸,這是打擊黑社會的經濟收入,好比減少蟑螂的食物來源。當然了,增加中產階級的數目,減低貧富懸殊,是杜絕黑社會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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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Nov-2012 Facebook)

一直以來,小班教學是教協爭取的大目標,然而,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只能用兩個大方向來決定﹕第一是教學的質素,第二是成本與效益。換言之,教育的目標應以學生為目標、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以提供學生最優良的教育效果為大前題,至於教師的利益,則只能是次要的目標。

簡而言之,我們的立場是,對於教育的成本和撥款,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只能提高效率,不能降低質素,這是大原則。然而,教師的利益和立場,畢竟與學生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在某程度上,更是有著對立的成份,如果完全從教協的角度去看問題,那就可能反而犧牲了學生的利益。當然了,教協
提出的意見,有的是有益於教育的,但也有的是有害於教育,所以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例如,小班教學,便是一例。

在討論小班教學之前,我們首先得去理解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學校為甚麼會出現?在古時,所謂的「學校」,不過是一個老師,幾個學生,是名符其實的小班教學,這應該是最好的教育制度。今日的大型學校,是在十九世紀時,才開始大量出現,原因是普及教育的日益流行,如果繼續採用小班教學的方式,則由於財政問題,不可能負擔到這個昂貴的費用。換個說法,學校是一個工廠式的教育機構,由於它的大規模生產,所以能夠有效的降低了教育的成本,俾使普及教育成為了普遍的現象,而今日的教育之所以如此發達,教育的大規模生產,就是最大的功臣。

因此,我們從此得知﹕小班教育是最好的,但也是沒有效率的,由於成本的限制,也不可能把小班小至數人。大規模生產的教育是次佳選擇,成本效率最高,但當然沒有小班教學的效果。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一個最適當的平衡點。

如果要評估成本效益,我們只能說,對教師、對學生、對科目,各各均有不同。有一些聰明的學生,上課一聽就明白,根本就用不著小班教學,就是二三百人的大班,對他們來說,也是完全沒有分別。但是,縱是最聰明的學生,在某些科目,或是某個特別的章節,也往往有著一些盲點,完全搞不明白,得要單獨教授,才能完全理解。私人補習老師的存在,往往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尤其是數學的教育,更往往是不少優秀文科學生的死穴,需要投放大量的資源、小班的處理,才能夠令到大部份的學生都能掌握、理解。

另一方面,不同的教師,也有不同的才能,有的精於小班教學,有的則能面對大班的學生,也能應付裕如,那些補習天王們,一人面對教授數百人的大班,就是很好的例子了。如果任由讓這些有本事一人面對多人的教師們,去教導小班教學,也是一種浪費。

所以,對於小班教學,我們的看法是﹕應該彈性處理,給予學校更大的權力,去把班裏的人數去劃分。如果是一刀切的小班,或是一刀切的大班,都是不切合今天的教育形勢。畢竟,工廠式的教育模式已經過去了,硬性規定小班,也是對教育制度的一種浪費。

而我們的立場就是﹕1.教育的經費不能減。2.教師的薪水不能省。3.教育的模式必須改革。4. 改革的方向是增強它的彈性,不管大班小班,更有效率的,就是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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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ov-2012 Facebook)

丁屋問題的三個可能、三種變局、三項建議

今天的鍾逸傑不過是一個退休老人,最重要的職位是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但是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港英政府的時期,可算是叱吒風雲,從民政署長當到了布政司,以至署理港督,端的是無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而由於他的出身是新界的理民官,主責就是新界的政經問題。俗稱為「丁屋」的「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產生在1972年,催生者、發微時,正是鍾逸傑在新界當政的時刻,所以論到對丁屋政策的瞭解之深,沒有人比鍾逸傑更甚。換言之,今日的鍾逸傑,在政治經濟上雖是毫無地位可言,可是,就「丁屋」這個議題而論,他卻的確是專家中的專家,所以他對此的言論,也的確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如果要把丁屋政策給予一個一句話的結論,就是﹕這個政策根本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所以必須有一個完結的時刻,說完了。這亦是鍾逸傑在昨天的說法。事實是,由於興建丁屋,需要大量的土地,而新界根本沒有足夠的土地,去繼續興建丁屋,所以在技術上,這政策根本無法「可持續發展」下去,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現實。

如果翻看歷史,在推出「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時的新界民政署長黎敦義早就說過了,丁屋只是一項中短期措施,也只是臨時的恩恤政策,並沒有承認過原居民能夠享有特權。《基本法》第40條規定﹕「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所以,究竟這條政策是否永遠適用下去,實在是大有商榷的餘地。

正如前文所說的,由於客觀的環境所制限,現有的丁屋政策根本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所以必須要改變。但究竟可以採取甚麼改變方式呢?坊間一般認為的可能性,有以下3項﹕
1. 不變就是變,當居民找不到土地建造新的丁屋時,這政策也就不停自停了。
2. 乾脆宣佈停建丁屋。
3. 作出一個變通,例如說,唐英年建議的,可以放寬興建九層的丁屋。

這三個變局,都有人支持。而我們的看法,則認為不管如何,有三點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1. 丁屋問題,必須作出一個長遠的解決方法。商量可以慢慢談,解決方案可以延續很多年,但必須有一個長期的解決辦法。因此,任由它不停自停,是消極的、不負責任的方法。
2. 《基本法》第40條有關的新界權益,必須維持。所以不能一刀切地停建丁屋。
3. 香港的土地資源十分寶貴,所以必須珍惜。丁屋是一種質素較差的房子,例如去水道、化糞池等等,都是大有問題,而道路交通基建等,也是不通又不通,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土地興建丁屋,不管是三層還是九層,都是浪費土地資源。再說,興建九層丁屋,最終也是會使用殆盡地力,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然而,我們並不以為,丁屋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是在於一個字﹕錢。如果沒錢,便甚麼都不能解決。但是,香港的土地有價,而新界的土地則有著大量的浪費,所以只要政府把土地的潛力釋放出來,便能賺得大量的收入。既然解決丁屋問題,可以為政府賺取巨利,所以,政府是有大把的本錢,去長遠解決丁屋問題的,只在於它能不能擺平各方的政治勢力,以及社會上的壓力而已。

我們的想法,歸結起來,有著以下的3點﹕
1.丁屋問題,可以拖延至2047年,《基本法》完結之後,才去解決,事實上,在《基本法》的時限之後,政府也沒有這個權力去決定2047年後的法律。所以,在2029年出生的新界原居民,由於2047年已超過18歲,所以無權承繼丁權。
2.現有的三層丁屋,不妨繼續下去。
3. 政府可以仿傚市區重建局的方法,在新界收丁收地,興建大型屋?。政府一方面可以市價收買丁權,一個丁口亦可以用一個特惠的建築成本價,去獲得單位,又或者是居屋。反正現時的丁權,都已經是明買明賣,與其讓買賣丁口的地產發展商發大財,倒不如讓政府去賺這些錢。再說,原居民往往因為找不到土地去建樓,只能迫得把丁權賣出去,而在由政府統一去買賣、或去建樓,對於原居民來說,也是一項德政。而且,由政府或重建局去發展大型屋?,無論在基建和土盡其用方面,都比現時的由丁屋發展商為佳,對於土地的資源運用,也更為有效。而這方法的唯一反對者,也許只有新界的土豪惡霸,藉著收買丁權、興建豪宅來發大財的那一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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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霸權懷有原罪,三大法寶左右施政

毫無疑問,梁振英上台之後的多項房屋措施,都是在於穩定樓價,甚至是在壓抑樓價,這對於地產發展商,尤其是地產霸權,的確是不利的。地產建設商會所代表的是地產發展商的利益,甚至可以說,代表的是地產霸權的利益,梁振英政府近來宣佈的一連串政策,對於壓抑樓價,是有利的,但是,對於地產發展商,以至於地產霸權,卻是不利的,而殺傷力尤大的,莫過於新推出的額外印花稅和外地買家印花稅,對於地產發展商來說,更加是有著莫大的影響,因此,地產建設商會出來發聲,以示不滿,也是可想而知、可以預見的。

我們絕對不是仇富,在公共政策方面,我們向來的立場是反對最低工資,也提倡自由市場,對於民粹泛濫的社會主義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口誅筆伐。但是,坦白說,我們對於地產建設商會,卻真的是一點兒好感也沒有。但當地產建設商會在昨天企圖起而「反抗」,甚至企圖對政府施加壓力,以圖改變梁振英政府的既定政策,我們對於它的觀感,馬上又降了一級,從沒有好感,變成了反感了。

今日香港的最大問題是甚麼?答案是﹕房屋問題。今天香港最大的社會矛盾是甚麼?答案是﹕地產霸權。這七年來,曾蔭權政府勾結地產霸權,製造出嚴重的貧富懸殊,也製造出嚴重的社會不均,很多人甚至說,700萬市民的辛苦血汗,全都在為幾個大地產商免費打工。如果說,今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一半是來自地產霸權,應該是恰當的描述。

曾蔭權政府的政策傾斜於地產霸權,已經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相信香港沒有人會不同意這個論述,或許只一個例外,就是地產建設商會,除此之外,沒有了。

說到政策傾斜,也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所然,只是為了公眾利益,不涉私利。如果是這種情況,縱是有人藉此得到了利益,也是合法的,無辜的,只是因為他的能力所致,絕對不應反對、不應仇富,甚至應該支持才對。

但很可惜,從各種證據看來,這不像是事實。

第二個可能是涉及利益者藉著「發功」,因而獲得了政策傾斜的利益。
涉及利益者的「發功」,也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從中央政府的高層著手,地產霸權藉著向行政長官大拋浪頭,說認識某某高官、或某某高官的兒子,以向行政長官施壓。第二種則是涉及利益輸送,現時已有案件在案,雖未證實定案,但畢竟情有可疑,可會被控之以罪。第三種則是訴諸輿論壓力,例如說,由地產建設商會走出來,一方面恫嚇,一方面提出「建議」,諸如此類。

從曾蔭權政府的往績看來,以上的三種情況,都是有之,所以我們認為,地產霸權的取得巨財,都是不義之財。如果要對地產建設商會下一句定語,我們會說﹕香港人還未同你們算賬,還未要廉政公署來徹查這7年來,曾蔭權政府勾結地產霸權的種種不法行為,你們還好意思出來,就今日的房屋政策指指點點?地產霸權們,你們還要臉不要?你們知不知道,700萬香港市民已經在發出怒吼了,你們不作收歛,反而還要走出來,更添民憤,是不是真的要搞到天怒人怨,香港暴亂,你們才懂得收口?你們已經夠肥了,還要再吃民脂民膏下去嗎?

我們一直以來,都支持梁振英政府的施政,皆因我們至今為止,依然相信,梁振英政府在最低限度,是與地產霸權的關係切割,我們欣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打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雖然貪杯兼營劏房,我們也不為已甚,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縱是身處嫌疑,但看他的「黃金五十」的政策研究,的確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我們也傾向於放他一馬。這一切一切對梁振英班子的「鬆手」,都只是基於一個大前題,就是他會打擊地產霸權,為香港製造出一個新的、公平的社會。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發現,梁振英政府居然繼上屆政府之續,也同地產霸權勾結,也聽地產建設商會的建議,那麼,對不起,我們只能對他表示失望,不,是變成了絕望,從今以後,我們只有走進反對梁政府的陣營,反過來要推翻他了。無他,反對地產霸權,是700萬名香港人、不論政治立場左中右,的共同目標,如果政府要同地產霸權合作,沒法子,我們只能站在700萬市民的一方。當然了,如果政府堅定不移地去繼續穩定樓市,而不理地產霸權──中央打小報告、利益輸送賄賂、公開施壓這三大法寶,我們也將堅定不移地支持梁振英政府,把香港的房屋市場撥亂反正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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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報有一宗獨家新聞,內容是內地流鶯的大量流入,不但影響了本港的兩性社會秩序,也令到本地的性工作者的收入大減,甚至令到「性經紀」,也即是俗稱的「馬夫」也無啖好食,無論在人數方面、在收入方面,均是大不如前。
內地人衝擊地下經濟,香港人面對深層次矛盾

香港的「性服務業」的全盛時期,應該是在上世紀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在那時候,正是香港最最繁榮的黃金時期,市民不但收入高,而且還增長迅速,老闆年年雙位數利潤增長,打工仔年年雙位數加薪,再加上那時候男多女少,女人極度吃香,遂造成了香港成為全世界性工作者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這一段時間,可以稱為性工作者的黃金時期,如果看吳君如主演的電影《金雞》,可以回憶當時的盛況。

但俱往矣!這十多年來,香港的經濟有起有落,但是總括而言,還是不景的時間多,景氣的時間少,況且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根據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在1997年以後,迄至今日,香港中產階級的收入並無寸進。經濟不佳,收入減少,再加上男女人數在短短十多年間戲劇性地逆轉了,以前是港男找不到老婆,現在則變成了「剩女」的世界,市民之間的性觀念也普遍性地較十多年前開放了,這意味著婚前性行為的數量大增,男人付錢去購買性服務也因而減少了,這自然也影響了性服務的市場。

然而,以上的原因還是其次,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兩方面﹕第一,由於內地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二十年前,內地男人來港「見識」夜總會的「舞照跳」,二十年後的今天,卻變成了香港男人北上尋歡,已經變成大趨勢了。第二,內地流鶯的大舉殺進香港市場,從最高檔的高級夜總會,到街頭拉客的低級流鶯,都是內地女人的天地,香港本地的性服務者的生存空間,已被擠壓到最低點。

男女關係理應出自兩情相悅,如要用錢購買,牽涉到金錢交易,並非一件好事。性服務業的萎縮,從道德的角度看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很可惜,本港性服務業的萎縮,並非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加強了,忠於伴侣了,又或者是女的不願意入行,男的不願意去付錢購買,而是因為在種種客觀理由之下,本地的性服務業給內地同行打敗了。

如果更深入去看,男人購買性服務的數量,比起十多年前,恐怕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他們去內地尋歡,在香港時,則光顧內地流鶯,意即香港性服務者的收入減少了,但是論到道德,則可能比前時更見淪亡。換言之,我們不但收入減少了,道德也低落了,這自然不是好事。

其實,香港人和內地人的激烈競爭,豈止於性服務業?以走私水貨為例子,以前盡是港人的天下,但在這幾年來,內地人至少分享了一半的市場,這一點,從上水站的「淪陷」,當可以眼見體驗到。

性服務業和走私水貨,都是地下經濟的一環,而地下經濟雖不合法,但也構成了整個經濟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部份。事實是,在這些年來,香港的經濟體系,無論是合法的,還是地下的,都在在受到內地人的激烈衝擊。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已經變成了生存空間的問題,而這也是香港人所必須面對的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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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商會建議不能聽,日落條款唯一點可取

昨天我們從政經大局的角度,分析了政府不可能向地產建設商會就BSD的改革建議,而向地產發展商們低頭,否則將會釀成一場政治大災難,令到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破產,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繁榮穩定。在今天,我們則去逐點討論地產建設商會的具體內容。

第一點是超過三千萬元的豪宅免收BSD,有論者以為,這造成了徵稅的不公平,是違反原則,也會加深了仇富。事實上,從徵稅的角度看,從來只有窮人低稅,富人高稅,以樓宇買賣印花稅為例子,低價樓宇是從免稅到低稅,一路累進,以至於豪宅是最高稅率,這是公平的做法。所以,從來只會有豪宅加稅,普通住宅則減稅,如果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實行一種只對平民百姓徵收的稅項,這在中文成語,叫作「倒行逆施」,必然會遭到市民的唾棄。

除了違反公平、加深仇富之外,也有另外的問題。從曾蔭權政府開始,政府收緊樓宇供應的最大理由,就是為了「金融安全」,所以金融管理局一直以來,都以金融安全為理由,去干預樓市。如果從「金融安全」的角度去看,豪宅的崩盤,對於金融的危害性會更加巨大,因為豪宅所牽涉的銀碼巨大,不可能憑藉收入而供樓,所以它是金融產品。反觀普通的住宅,供樓的錢來自市民的打工收入,金融安全性反而比豪宅安全得多。

所以政府更加不能任由豪宅的價格飛升上去,因為豪宅的價格不穩定,更會影響到金融的安全性。再者,豪宅和普通住宅的價格也是息息相關的,如果豪宅的價格升了上去,也會帶動普通住宅的價格,這是牽一髮而定全身的格局,絕對沒有可能放寬了豪宅的BSD,而不影響普通住宅的價格,這是毫無道理的。

第二點,本地居民作為董事或股東的公司,作為買家,可以豁免BSD。其實政府的立場,正是要用家入市,反對炒家,而用公司名義,而不是私人名義買樓,只是一種合法而取巧的做法,炒家已經用此方法,逃過了不少稅項。政府非但根本不應鼓勵,反而應該是設法堵塞這漏洞才對。政府應該鼓勵的,反而是以私人名義的第一幢自住樓宇,如果政府有任何立法鼓勵公司買家,同樣也是一句話,倒行逆施。

第三點,是有關舊樓重建的豁免。這個建議,雖然表面上是有利於舊樓重建,但是想深一層,誰人有能力去作出舊樓重建呢?答案是﹕地產發展商。換言之,如果實行了這項豁免,同樣地,也會加深了仇富的民間情緒。再說,從舊樓的角度去看,不重建的舊樓畢竟比重建的數目為多,況且,誰人會住在舊樓呢?答案是﹕中下階層。如果政府對舊樓重建實行了豁免,結果就是,舊樓的價格急升受害者,也是中下階層,這又將引起了另一場的政治危機。

所以我們認為,對舊樓重建的豁免,也是不可能的。再說,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卻是連很多學者和地產專家也不明白的。學者和專家往往用經濟學的推論,以為樓價越高,地產發展商重建舊區的意欲越大,這條理論是錯的。地產發展商的思維,比學者和專家都高明得多。由於舊區重建需時,而地產發展則需時甚久,所以地產發展商往往是等樓價低迷時,大量收樓,慢慢重建,到得推出市場時,正好樓價回升,這才是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好買賣。

所以,在樓價高企時,地產商會傾向於翻新舊廈,而不會重建,因為翻新的時間快得多,但是,翻新卻並沒有增加樓面面積,因此也不會改善居住情況。在這個樓價高企的情況下,我們並不認為,地產發展商會積極於舊區重建,現時會繼續下去的,只會是收購行動已進行的七七八八的,買入時的成本很低,當然也不會介意於餘下少許單位的BSD。

對於地產建設商會的提議當中,我們唯一同意,而且還是大力讚成的,只有一項,就是「日落條款」。正如我們一直說的,這二十年來,香港政府因應樓價的升升跌跌,不停的作出調節樓市的措施,有的意圖令它不升,有的則意圖令它不跌,其中自然大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而且每一種調控樓市的措施,都是一種市場扭曲,對自由市場不利的。

但是,在這二十年來,政府的措施從來只有立,沒有廢,結果就把把樓市扭曲到人不人、鬼不鬼,終至今日的這個田地。反觀當年港英政府,在1921年,因為樓宇供應不足,租金太貴,結果實行了租務管制。但是當在1926年,樓宇供應正常了,便把租務管制取消了,讓市場回復正常。我們一直同意梁振英調控樓市的措施,但是,這種種的措施,都不過是臨時的手段,長期而言,是必需取消,讓市場回復正常的。

所以,在原則上,我們同意在數年之後,待得樓宇供應漸漸平衡了,便可以對所有的措施作出一個總檢討,再逐步取消這些限制。但,這當然只是一個「彈性的日落」﹕不妨規定一個作出總檢討的時間表,但是在今日的情況下,如果硬性規定一個「日落」的時間,顯然還是不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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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Nov-2012 Facebook)

地產霸權,請收聲!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社團,儘管它常常就地產有關的公共政策向公眾發言,但是它的許多內容,例如幹事的基本資料等等,卻是保密,公眾並不得悉。我們只知道,它是代表了地產發展商的利益,向政府和公眾發言和下壓力,而在很多時的情況,它所提議的政策,雖然對地產商是有利的,但卻嚴重的違背了公共利益,所以才造成了近年來的地產霸權。在這幾年的地產霸權之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地產建設商會不時就政府的房地產政策作出公開發言,也往往得到了政府的認同、採納,而結果就是香港的民憤越來越大,今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些年來,由政府和地產霸權的官商勾結,實在是罪魁禍首。

我們對地產霸權口誅筆伐,而對於地產建設商會就政府出招壓抑樓市的建議,早在前天的社論,我們已經怒喝「收聲」,這並非是因為我們對地產建設商會有所偏見,反而是有厚愛於他們,不想他們惹上更大的麻煩。事實上,今日的地產霸權,已有如過街老鼠,對於市民來說,已是動輒得咎的大罪人,不管他們提出的建議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對於民意看來,都只是火上澆油,只會把事情弄擰,而不會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如果梁振英政府一個糊塗,居然聽取了地產建設商會的進言,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民怨更甚,演變成一場更大的政治災難。

所以,為了香港好,也是為了地產霸權的好,我們只能對地產建設商會說一句﹕「收聲!」我們也知道,地產霸權和中央政府的不少高官的關係十分好,但我們也只有勸導中央政府的有關高官﹕如果你們想香港好,想香港有效的管治下去,只有一條路走,就是放棄地產霸權。因為,如果中央政府繼續支持地產霸權下去,後果只有一個,就是失去了700萬香港人的民心。這道理很簡單﹕香港已經是沒有民主選舉了,而建制與民主派的政鬥激烈,市民唯一信任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理由,就是它們會保障市民的利益,如果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也就即時失去了治港的合法性,也即是失守了治港的底線,當這條底線一失,香港的市民也就會失去了對建制派的信任,社會的不安必定會激化起來,結果如何,實難逆料,但是香港大亂,那是可以預期的。

地產霸權必須「收聲」,最好是隱身於公眾之後,才能維持到香港社會的穩定,這是一個誰也看得到的政治現實。或許只有一些人看不到,就是地產霸權的本尊們,所以在這個風頭火勢,地產建設商會才會出來指指點點,就香港的地產問題說三道四,只為了保障地產霸權的利益。為甚麼在這個民怨沸騰,人人痛恨地產霸權的環境之下,它們還夠膽出來,「捍衛」其利益呢?這正是因為這麼多年來,地產霸權憑著1.向中央要員打小報告,壓住香港政府。2.收買政府官員,給予他們經濟上的利益,例如現金透支戶口、廉價租住豪宅、退休高官再獲高薪厚職等等。3.人脈和輿論的壓力,這三大法寶,一直力壓著香港政府,並迫之俯首從命,定出了一條又一條偏幫地產發展商的政策,把700萬名小市民壓得透不過氣來。正是因為地產發展商在香港大晒,並且已經大慣了,所以才有恃無恐,在今時今日,民憤已經到達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敢冒天下的大不韙,放肆地就地產政策向公眾發言。

當然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媒,我們也並不因人癈言,對於地產建設商會所提出的幾點建議,我們也應一一去討論。奈何篇幅所限,這只能有待明天,才去逐點分析了。但是,就政治局勢而言,地產建設商會的「收聲」,始終還是最有利香港,最有利地產霸權自身,也最有利於社會穩定的上上之策。在這裏,我們也必須肯定的說一句,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地產霸權也並非沒有向政府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是,從政治藝術的角度看﹕你可以發言,但是在風頭火勢之下,私下同梁振英,或者是私下向高官們下建議,不可以嗎?是不是非要這麼高調,非要令到全香港的人都知道,地產霸權要向香港政府施壓了,要香港政府聽其言「做?」了,非得要這樣做不可嗎?地產霸權們,難道你們不知道,香港市民是很討厭、很憎恨你們嗎?你們這麼的高調行事,真的是完全沒有自知之明,就是你們的建議是對的,只要你們一走出來,就會被人大喝倒采,徒然把事情弄砸,根本於事無補,反而會令到香港人火上加油,社會怒上加怒。

地產建設商會,請你聽著,現在不是說地產政策,說的是公眾形象、社會思潮、政治現實,我們只是為你們好,希望你們能夠繼續悶聲大發財下去,所以,請‧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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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Nov-2012 Facebook)

懷疑城電愛國情操,電視牌照越多越好

我們一向以來的立場,是支持政府多發電視牌照,所以傾向於發牌給王維基的城市電訊。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亞洲電視台在政府總部門口大搞活動,給政府下壓力,阻止政府發出牌照給城市電訊,是非常損害政府威信的行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是絕對不容許的。如果要翻舊賬,當日亞視新聞部的誤報江澤民死訊,已令到其形象大大的跌分,再加上近日的亞洲先生醜聞,在在都令人搖頭嘆息,令人對這電視台失望之極。

亞視日前控訴王維基盜竊公司的商業機密,在昨天,甚至報案指資料文件被盜,王維基當然也矢口否認此事。由於此案的案情並未大白,市民暫時並未知道真相,我們單單看報導的本身,並不能知悉誰是誰非,更不知道有無其事。我們知道的是,儘管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表示,這一次的報警,並非為著阻礙發牌,然而,這騙不倒明眼人﹕誰都可以看穿,項莊舞劍,志在沛公,這一次的報警,目的正正是為了阻止城市電訊的得到牌照。

從另一角度去看,雖然我們支持政府多發電視牌照,但是從自由競爭的市場去看,從商業立場去看,從資本主義的大原則去看,亞洲電視台的阻撓政府發放新的牌照,把潛在的對手扼殺於搖籃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事,而且還是商業機構的合法權利,只要它使用正確的、合法的方法去進行阻撓,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亞視派人在政府總部門前大搞鬧劇,當然是並不正確,值得嚴厲的譴責,甚至是要受到懲?,可是,如今它是有懷疑而報警,不管王維基是無辜還是有罪,亞視所使用的鬥爭手法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我們也不應予以反對。

現在討論另外一個問題﹕為甚麼政府堅決不肯發出牌照給王維基呢?這的確是有著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的意味,再說,在絕大部份的民意都支持多發電視牌照的情況底下,政府堅拒民意,也實在是於理不合。據小道消息所言,政府是恐怕這個新電視台的某些頻道,會給一些反中,或是港獨的傳媒勢力所佔據,在這個新電視台中,發放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所不願見的言論,所以港府才大為?躊,不敢貿然發牌。從種種蛛絲馬跡可見,這個小道消息實在大有真實的可能性。

對於這個可能性,我們的看法是﹕就算是給它牌照,讓自由發揮,那又如何?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壟斷造成了思想的封閉,只要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市民自然會作出明智的抉擇。不要忘記,我們的立場是政府多發電視牌照,在可能的情況之下,牌照越多越好,在發給了城市電訊之後,也可以繼續發給其他的新的申請者、經營者,造出一個百花齊放、言論自由的局面。我們並不以為,區區一個王維基,就能對政府造成多大的損害。當然了,如果是由王維基去對抗「愛國愛港」的亞洲電視台,以亞視的積弱,很可能會不敵,敗下陣來。但是如果是再發出更多的牌照,我們可不相信,在愛國愛港的陣營之中,沒有一個強手出來,可以在市場中發光發亮,打出一個江山來。

總括而言,我們對於這事件,立場是反對當日亞視在政府總部的鬧劇,但不反對它在昨天所採取的法律行動,仍然支持發牌給城市電訊,如果政府對王維基的愛國情操抱著懷疑之心,我們更贊成政府發出更多的牌照,給愛國愛港人士,讓他們去「溝淡」王維基的影響力。因為,言論自由才是最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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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ov-2012 Facebook)

社會各為私利,財團獅子開口
在這個民怨沸騰,社會充滿了不安情緒的氛圍之下,九巴居然甘心冒上整個社會的大不韙,提出8.5%的巨額加價幅度,顯然已經是豁出去了,也不惜其社會形象了。究竟這是不是其大股東「新鴻基地產」與梁振英政府的關係不佳,它才作出這個大幅加價的舉動,外人實在無從知悉答案,不過有此聯想,也是合理的推理。

九巴提出的理由,包括了燃油費上升逾4成,員工薪金累積上調,乘客量下跌,路面交通擠塞惡化,巴士路線網絡老化,令到巴士的競爭力大減,諸如此類的原因,儘管九巴已經盡力開源節流,但在今年上半年,仍然虧損了1,520萬元……表面上,這個理由是十分充足的,我們實在無法反對其加價的理由。當然了,縱是加價是合理的,但是大幅加價8.5%,究竟是應份的,還是飛擒大咬,相信整個社會皆有公論,用不著我們多費筆墨,去作出鞭韃。

九巴的經營成本增加,外圍因素自然是一大原因,但另外一個人所共知的理由是,巴士路線重疊,巴士不能物盡其用,致使空車大增,既浪費了資源,也造成了路面的擠塞,浪費了市民的大量時間。這既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為甚麼不可以去改善,重組巴士路線,把其精簡化,一來可以減輕巴士的經營成本,以彌消其加價的壓力,二來也利於改善路面交通狀況,既可增加環保,也可以減少市民在時間上的浪費。

究查之下,哦,原來是因為區議會的反對,所以巴士路線無法精簡。區議會為甚麼反對呢?答案當然是區議員的反對,而區議員是代表市民的,意即市民也反對巴士公司精簡路線了。再把問題追問下去,市民又為甚麼反對精簡巴士路線呢?這是因為任何精簡路線,都會帶來市民的不方便,例如說,候車時間等得更久,巴士內無位可坐,只有站位,或是需要多一程轉車,諸如此類。隨便一種,都會為市民帶來不方便。

根據九巴的說法,它將會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以草擬各區路線的整合方案,然後再與區議會討論。如果我們的估計沒錯,這一次的與區議會的磋商,區議會將會稍作讓步,但也只會是一個「稍」字而已,做做樣子,不會有實質上的大幅改進。為甚麼我們有這個預測呢?因為區議會是由區議員所組成,區議員必須聽從市民的意見,而市民不會肯放棄自己的方便,以成就巴士公司的削減成本。所以,對於未來的兩方磋商,我們實在不感到樂觀。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到,巴士公司不顧公利,悍然加價,區議會也不會顧全公益,只理市民的意見,而市民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以顧全大局。這當然並非單一的事件,而是這種風氣,已經彌漫到整個社會之中﹕地產發展商不停的在市場上搶錢,建縮水樓,還出言恫嚇政府,無所不用其極,電訊商的無良經營手法,全香港700萬名市民都是受害者,立法會議員各位其派系的政治鬥爭,只有破壞,少有建設,市民和利益團體從來不肯吃一點虧,無論政府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抑或往中間走,都有受害者出來反對。這個政府應該怎樣去行走,實在是全無辦法。

我們仍然相信,香港的市民是全世界質素最高,也是最理智的。但是,當權貴們不公義,欺壓良善,善良公道的好公民卻在噤聲。這就是今日香港的難題之所在。沒有人願意為了社會公利,犧牲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消說的,相比之下,吃得腦滿腸肥的大財團,其社會責任也比小市民大得多,你是「你不仁,我不義」,先作不仁的,當然是責任較大。九巴如此,先前獅子開口加價的中電,也是如此,地產發展商,也是如此,電訊商,亦是如此。

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前題下,究竟九巴應該如何去做,才是符合社會責任呢?答案是﹕它把難題說出來,並且還可以承諾兩年之不加價,前題是區議會必須答應盡力協助其精簡路線,這一來,就把責任全放在區議會的身上。如果公關手段再高一點的,就日日說經營狀況有多慘多慘,已經虧損入肉了,但是為了社會責任,仍然會死挺到底。這樣一來,自己既可建立良心企業的形象,從陰謀手段的角度看,也可把責任全賴在區議會的身上。如果大企業願意先退一步,我們相信,「刁民」也會軟化,必定願意盡力配合巴士公司的精簡路線,削減成本。兩方各退一步,才能締造和諧社會,但是退讓第一步的,必然要是強者,也即是這些年來已經吃得太飽的大財團,必須先伸出橄欖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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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退讓第一步的,必然要是強者,也即是這些年來已經吃得太飽的大財團,必須先伸出橄欖枝來!

自己又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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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c-2012 Facebook)

活在從前的官員 不求進步的政策

嚴格說來,劏房並不是一種新的事物,甚至不能算是落後的事物,從某個角度來看,它簡直可以算是一種改良了、進步了的產物,一點都不落後,也充份表現出香港人隨機應變的商業精神。

此事應該從何說起呢?或者,可以遠溯到戰後,也即是1945年開始說起。在二次大戰之後,全世界的住宅樓宇都因戰火而嚴重毀壞,所以居住空間嚴重缺乏,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共通的大難題。如果我們翻看粵語長片,可以看到當年有大量的木屋,也有很多在船上居住的蜑家人,而大部份香港人的家,都不過是住在一個小小的房間之內。一家八口一張床,雖非常見,但是一家四五口同住一個房間,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然了,當一個城市的居住面積嚴重缺乏的時候,見縫插針、處處住人,是唯一的權宜之計,也是沒有法子中的方法。

市民要求,執政者不理解。為甚麼在2012年的今天,我們還要提起1945年之後的居住環境呢?很簡單,因為今天市民居住環境的問題,正是出自那個年代的思維和經歷。在曾蔭權和當時的政府高官的眼中,在千禧年之後,香港有700萬人,卻有250萬個住宅單位,很明顯,如果按照統計學計算,香港根本就沒有居住的問題。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的房屋問題只有一項,就是金融的穩定,所以當時的政策,主要就是維持樓價的不跌,以免再次引發出負資產,重蹈九七後幾年的覆轍。然而,這些沒有心肝的政府官員,單看統計數字卻忽略了一點,就是統計上看到的,只是死的數字,而看不到的,卻是樓宇的質素問題,以及市民對生活環境要求的提升。

在1945年,除了少數豪宅之外,沒有住宅有私人廁所,家家戶戶都有人來「倒夜香」。就是到了70年代,「住洋樓」還是惹人艷羡的目標。到了80年代,公屋還不准安裝冷氣機,因為這被社會公認是奢侈品,不應在公屋之中存在。 以上的例子,證明了市民的要求是有進步的,當年的豪宅,已變成了今日的基本要求。但很明顯,今日的執政者,以及許多人心目中,對於「豪宅」的定義,仍然留在20年前,一點進步都沒有。這對於政府的房屋政策,自然出現了落差。

環顧世界 港樓宇非豪宅 如果我們以1945年的標準,去看今天的房,房已經是「豪宅」了。尤其是有獨立廁所一項,更加是那時候的人所夢寐以求的居所。畢竟,居住在房之中,始終可以保留一定的私隱,比起當年的板間房,已是好得太多了。但是很明顯,當年的「豪宅」,放在今天來看,卻變成了香港的羞恥。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呢?皆因人類是有進步的。但是這樣簡單的道理,卻有很多人仍然不明白,包括了政府官員和許多的地產評論員在內,都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政府官員才會以為,住宅單位的數目高於家庭的數目,就不會有居住問題了;而很多地產評論員則認為,今日的地產發展商喜歡大建豪宅,就算是700呎的小單位,也可以是豪宅。

實則上,如果環顧世界各地的新建樓宇,這種面積及建築質素確只是中產階級水平,但是在故步自封的井蛙眼中,這當然是豪宅了。 總括而言,香港的地產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大部份能夠影響地產政策,能夠有發言份量的人,他們的思維都活在20年前。另一個問題則是,政府官員都被統計數字矇蔽了,從來沒有實地觀察;因此,房的數字急升,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而房住客因為爭用公共地方,與他人發生衝突,以及在洗手間內洗切食物,再加上呎租昂貴,都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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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設日落條款,打擊炒家扭曲市場

根據羅兵咸永道會計師行的調查報告,在亞太區房地產市場的前景當中,香港只排了第11位,比去年上升了3個位置,但依然十大不入。在十多年前,亞太區的樓價榜首一直是日本東京,但是現在已被香港所取代了。但是,儘管香港的樓價是最高,但是在調查十大不入,原因就是物業價格已經太高了,變得有點兒高處不勝寒了,36%的受訪者傾向於出售物業,是統計城市中的最高,只有22%會購買物業。

儘管以上的調查報告的結果是如此,但現實是,香港的樓價仍在節節上升,在今年的頭十個月中,大單位升了11%,小單位升了24%,如果不是政府早前推出了加強版的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兩項措施,樓價只怕還會再升上去。而當這兩項辣手的措施推出了之後,地產市場立竿見影,淡靜了下來。
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有一個最大的不同處,是後者當在下跌時,模式是先跌股價,股價下跌了一段時間之後,成交額才會相應地下跌。房地產市場則恰恰相反,當它的購買力減弱時,模式是先跌成交,跟著才跌價格。所以,近期的成交縮減,在技術上,已經相等於樓價的下跌了。很多人不瞭解這個房地產市場的基本規律,卻來批評「量跌價不跌」的現象,這顯然是無的放矢,完全是外行話。

政府經濟顧問李藹倫的說法是,政府的措施已成功令到樓市成交縮減,炒賣收歛,對樓市有降?作用。我們對於她的說法,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是樓市降?,畢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政府動輒以打擊炒家為要務,並且以此為房地產政策的中心,那就是本末倒置,完全不值得去鼓勵。
為甚麼我們會這樣說呢?因為當日的曾蔭權政府,對於樓價急升的斷症,就是認為是炒家作崇,所以一招一招,都是全力去打擊炒家,但卻不肯增加土地供應,這才造成了今日房地產市場的怪胎﹕尾大不掉,超級亢奮。當然了,曾蔭權的如此斷症,皆因他已與各大地產商嚴重地官商勾結,所以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大力打擊炒家,而不去增加土地供應,結果就是使得更多買家投入新樓的市場,得益者,仍然是幾個大地產商。
在一個健康的房地產市場,炒家提供了市場的流通性,令到市場更加有效率,是正常的事。炒家之所以在今日為千夫所指,主要是因為土地供應短缺所致,換言之,是因為市場不健康,才有打擊炒家的必要。現時政府使用打擊炒家的方式,來壓抑樓市,就像一劑特效藥,雖然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是卻也傷害了身體,傷害了市場的正常運作。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月來在地產市場之上,不停有物業劈價出售,同時亦有物業價格屢創新高,這正是因為兩項新印花稅抽去了炒家、抽去了成交,所造成的一種市場扭曲。在這種市場扭曲之下,誰人能夠獲利呢?答案是﹕第一,擁有豐富市場資訊的資深投資者有用,相對知識較少的用家和散戶吃虧。第二,擁有雄厚資本的有利,能等待的人有利,「等錢使」的人便吃虧了。很明顯的,在這新政策之下,仍然是有利於財雄勢大的資本家,這當然是另外一種不公平。

另一方面,這兩項印花稅也令到地產代理業雪上加霜。香港的地產代理一共有3萬人,對於本地經濟的貢獻尤大,如果是市況不景,那是市場問題,只能怨一句地產代理業倒霉罷了。可是,如今卻是政府突如其來的一項政策,一棍子打垮了一門有3萬名從業員的事業,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總括而言,我們仍然是同意政府的兩項印花稅,但是卻也認為,應該就這些特別的措施設下「日落條款」,當市場回復正常時,便要停吃特效藥,取消扭曲市場的行為。畢竟,因為成功打擊炒家,因而沾沾自喜,並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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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犯罪快速增加,警方宣傳走錯方向

這幾年來,香港的主要繁盛地方都安裝了閉路電視,再加上地鐵站的監控、八達通卡的流行,令到街頭的罪案無所遁形,有效地遏止了罪案率,也大幅地提高了破案率。這是科技的進步,促進了警方的辦事效率。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街頭罪案因為路面的監控技術增加,因而受到了遏制,另一方面,另一種科技,互聯網的流行,卻令到網上的犯罪率快速增加,令到警方不得不成立一個網絡安全中心,去監察網絡上的犯罪。

事實上,網上罪行增加,已經是大潮流、大趨勢,這幾年來,隨著中年人、老年人的上網普遍化了,令到網上罪案的潛在犯罪者和潛在受害者都大幅增加,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單單是本年的頭10個月,已有了786宗,涉及金額達1.36億元,相比起兩年前,全年也只有338宗,可見得這趨勢的來得迅猛。

這些電腦犯罪當中,有761宗是非法入侵電腦,25宗是非法阻斷服務攻擊,換言之,都是所謂「黑客」的行為。如果可以非法入侵電腦,便可能盜取到貴重的資訊,從而偷盜或騙取電腦物主的財物。此外,這些資訊也可能會涉及遠比財物更為重要的私隱,例如說,近年來,港人的少年男女很喜歡自拍親熱或裸體照片,一旦給黑客入侵,取到了資料,這顯然是比財物更為嚴重的損失,也不是前述的1.36億元的損失可以量化的。還有的就是非法阻斷服務,雖然不涉及財物的偷盜,但這是「有破壞無建設」的行為,如果苦主是商業機構,也能夠做成巨額的財物損失,當日港交所的被黑客襲擊,便是屬於這一類。

警方新成立的網絡安全中心,花了900萬元,並且會增添27名人手,包括1名總督察、3名高級督察或督察、3名警長和20名警員,並且會24小時運作。警方的注意網絡犯罪,固然是一件好事。這個網絡中心的工作範圍,主要是監察政府部門和大機構等重要基建的網絡安全,也即是監察其數據流量,換言之,這只是警方監察網絡犯罪的一個技術支援中心,真正的捉拿網絡罪犯的工作,仍然是在各大警察部門的手上。想深一層,警方之所以成立這個中心,多半是為了當日的港交易被黑客入侵,所做出來的「賊過興兵」的做法。

賊過興兵也不失為亡羊補牢,是值得讚許的。但是,這個網絡安全中心的「服務範圍」,主要是政府和大機構,然而我們說的786宗網絡犯罪,主要的受害者,卻是小市民。警方在保護大機構的網絡安全的同時,似乎也要著緊於小市民的網絡安全,才算是盡責的做法。

縱觀今日的網絡犯罪,除了在電腦中做案之外,往往是結合了網絡和現實世界,例如說,在網上找目標,然後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利益。所以,警方監控網絡犯罪,必須也同時監察現實世界,才能夠有效的打擊到網上犯罪。還有,網上犯罪之所以盛行,另一個原因就是罪犯以為在可以「隱身」在電腦之後,警方便找不到他們犯罪的證據。現時警方對於網絡犯罪的宣傳材料,只是集中於要市民悉破網絡犯罪,而很少提及網絡犯罪者必然會遭到繩之於法,是絕對逃不掉的。所以我們認為,網絡犯罪的盛行,警方的宣傳走錯了方向,是要負上部份責任的。

看近年網絡犯罪的發展勢道,警方在這方面的力道,顯然是不足夠的。成立這個網絡安全中心,只能是其中的一個步驟。我們期望警方對於打擊網絡犯罪,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去保障社會和市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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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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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ec-2012 Facebook)

友伴同玩加強溝通能力,過度關懷有礙子女獨立

究竟家長應該如何教導子女,以及如何和子女相處,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學術的問題。在昨天,有一個調查報告顯示,由於家長和子女的溝通時間不足,影響了子女的語言能力,另一個調查報告則指出,香港的家庭快樂指數不高,比不上台灣,而中產階級的家庭快樂也比不上基層家庭。我們固然相信這兩個統計調查的真確性,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言,教導子女以及和子女相處,是一個學術問題,而統計調查只能說出事件,卻沒有解釋事件的能力。如果我們單單根據統計數據,而沒有經過深入的研究問題,而去得出結論,往往會得出錯誤的答案。

為甚麼香港人超逾七成,與小孩對話不足1小時呢?答案是香港的生活緊張,父母工作繁忙,和子女相處的時間也就較少了。但是,香港人的工作繁忙,非自今日始,這四五十年來,皆是如此,為甚麼以前沒有這個情況,今日卻出現了呢?一來是因為普遍居住環境改善了,兒童上街遊玩的機會少了,與友伴溝通的機會也少了。二來科技先進了,他們打機、上網、玩手機,所以也減弱了溝通能力。在上一個年代,兒童流行看電視,還好一點,因為電視雖然沒有互動,但最少可以作為受方,令兒童學懂聆聽,但是打機、上網、玩手機,則連聆聽的機會也沒有了。

其實,要想兒童學好點溝通能力,只需要做好簡單的一點,就是在課餘的時間,讓他們學少點東西,例如畫畫、樂器、跳舞之類,而讓他們把時間用來和同輩的友伴玩耍,就可以了。當然了,假如父母多生多個子女,讓孩子多點兄弟姐妹,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當然了,今日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生活緊張,要家長多生子女,那是有點兒困難的。

另一方面,父母和子女的溝通時間越多,子女越是快樂。就這一點,應該是用不著統計,也能自明的道理罷。我們也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說過,在今日的香港,壓力最大的,是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既沒有綜援,也沒有公屋,而且中產階級的工作壓力,也顯然比依時上班下班的基層人士為高。因此,基層家庭比中產家庭的快樂指數更高,也是不待統計而知的事實。

然而,和子女的溝通很多,家庭快樂指數高,是不是好事呢?中國有句俗話﹕「棒下出孝兒。」現在雖然已經沒有體罸了,可是,現時有很多家長,和子女的關係很好,和子女的溝通很多,子女活得很快樂,可是,由於他們的家庭生活太美滿了,心靈卻完全經受不起壓力,上班不能受氣,工作不能有壓力,近年有一句詞語,叫「腦殘」,又或是「癈青」,正是來形容這種寵慣了的青年人。

所以我們才說,家庭教育方式,是有著它的社會因素和背景,而要解決以上的問題,必須用全面性的角度去看,而不能單看某一個兩個的統計結果,便去斷定。我們知道,在以前,兒童的生活成長的過程是很好的,很健康的,因為以前的教育過程是經過了千百年的經驗累積,所培養出來的。可是,在今日的社會劇變之下,整個生活環境都改變了,而且變得太快,快得我們都不能適應。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未能找出一個適合的模式,去教育子女。我們只知道,今日的教育子女模式,子女可以學習到更多的新資訊,但也會令到他們難以承受壓力,溝通能力也不比從前。但究竟應該用甚麼方法,去改善這些缺點,卻是有待人們的智慧去作出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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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獸家長太多.

尋日路過公園.
一位兩歲小朋友被染髮, 一頭綠鬈毛, 懷疑被電髮.
一位8歲左右靚仔, 帶住大大隻無線耳機, 俾老豆老母拖住玩滑梯.
自動波人話所有大陸人都係仆街, 咁佢老豆又係大陸偷渡過黎......

依此邏輯, 佢老豆係唔係仆街? 佢係唔係仆街仔? ~hh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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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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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c-2012 Facebook)

大企業依法賺到盡,小市民怨氣在沸騰

這兩年來,香港的專利事業牽起了一股大幅加價的熱潮,例如說,在不久前,九龍巴士和龍運巴士獅子大開口,分別申請加價8.6%和7.4%,而中電作為全香港規模最大的專利機構,每年均慣例地申請加價,這一年也不例外,申請的加幅是5.9%。

我們明白,公用事業的加價,是根據和政府簽定的合約而去決定的,完全是合法的行為。既然合約規定了它們可以加到盡,為甚麼它們不賺盡這個錢?畢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正如電影《華爾街》的名句﹕「Greed is good.」賺錢沒有甚麼不對的,而只要是合法,賺到盡也沒有甚麼不對的。

所以,我們出現了賺到盡的公共事業,也出現了完全合法的縮水樓、偷工減料的房子,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的售樓明說明書,也有著令到整個社會怨聲載道的電訊商,用著種種不良的經營手法去運作電訊業務。而在這一系列名單當中,自然也少不了售賣了大量有毒債券給小市民的銀行。

從以上的無數事件,令我們想到了一句話﹕合法!合法!多少罪惡,皆借汝之名而行之!我們的確知道,以上大機構、大財團的所作所為,都是合法的,但是,我們亦可以因而看到,今日香港人的仇富情緒越來越是劇烈,也的確是大有道理的。

於是我們又產生了一個問題﹕在這個講求法律,資本主義的世界,為甚麼依法賺錢的企業,社會居然會不接受呢?這其中的原則和界線,應該切在哪一個點上呢?

有一句老話﹕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在一個社會,大企業的社會責任,比中小企為高,因為它們已經是社會中的勝利者,有責任對社會加以回饋。專利事業的社會責任則更是重大,因為它們的利潤,是政府所保證、社會所賦予的。所以我們對大企業、對專利事業的責任期許,也比較普通的中小企為高。

第二個原則是﹕在甚麼情況之下,企業可以賺到盡,在甚麼情況之下,企業應當收歛呢?答案是﹕在社會繁榮、人人安居樂業的大前題下,有錢大家賺、有達齊齊發,企業不妨依足法例的所限,有多少、賺多少。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苦著肚子,企業還在大發其財,增大自己的利潤的同時,社會大眾的生活卻是越來越苦,這種增加利潤的方法,雖然合法,卻是不合公義的。這正如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作「發國難財」,雖然合法,卻也是羞恥的。這也證明了,並非凡是合法的事都可以做,也並非所有合法的財,都可以發。

當有財有勢的權貴們,人人都「依法」賺盡社會上的金錢,會發生甚麼後果呢?答案就是﹕像今日香港般,民怨加劇,產生了仇富的情緒。然後,我們看到了,每當政府決心打壓樓價時,地產商們還惡形惡相,向政府施壓,這會令到民憤更形加劇,社會更加不穩定。從政治學上看,如果民憤升級到最劇烈時,就會不顧一切,推翻現政府。香港雖然還遠遠不到這個地步,但是民怨導致社會不穩,正是缸瓦撼瓷器,權貴們拼命來賺盡每一毛錢,實在是不值得的。

當民怨加劇,市民變得民粹,而權貴們也不恤民意,堅持要賺盡每一分錢。在這個情況之下,通常是由政府出來,一方面安撫民意,另一方面壓抑豪強,以維持社會的安定。一個強勢政府,例如說,俄羅斯的普京政府,便是讓豪強們在經濟繁榮時大賺其錢,在經濟不景時,則要壓抑利潤,回饋社會。但是,在香港,在這幾年來,豪強一方面恃著「合法」的旗幟,另一方面則大玩官商勾結,結果就是官府的光譜傾斜到了資本家的一方,益發加深了民怨。今日的社會亂象,部分原因,正是因為民怨而起。更有甚者,大企業一邊在大賺其「國難財」之際,還在惡形惡相,一副「合法大晒」的嘴臉,市民看在心頭,恨在心裏,大企業的形象大失,是必定的。

最後一提的是,在這次的兩電加價當中,港燈的加幅低於通脹,而任讓中電擋在前面。我們當然不敢說,港燈是良心企業,因為它也有賺到盡的時光,但是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氣候之下,它懂得收歛,其公關伎倆,無疑是稍勝一籌的。畢竟,在今日民怨沸騰的環境之下,大企業在宣佈加價之前,實在需要看看政治氣候,令到民怨進一步燃燒,對於政府、對於社會、對於大企業,只會是一個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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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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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ec-2012 Facebook)

外傭案的本質是香港自治運動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證實了,律政司已去信終審法院,建議終院就《基本法‧158條》,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這既有助於澄清外傭的居港權問題,亦有利於於澄?雙非嬰兒的問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破壞了法治和影響了司法獨立,律政司的這做法,證明了司法制度的暴風雨已經來臨了。當然,政府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如果要討論這個議題,得從分析「甚麼是司法獨立」說起。而要想分析「司法獨立」這個名詞,可能又是一篇理論性的探討文章,首先要分析的是「司法權力」的問題。但是,我們今天的討論主題,並不在於這個,而是一個更基本、更實際的問題﹕究竟為甚麼會有外傭案的出現呢?

第一點,外傭案肯定是一宗政治官司,是由政治人物,因著政治目的,而提出的控告。當然有關的政治人物否認在這宗案件的背後有著政治原因,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這宗案件背後有著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事,稍為明眼人,都能一眼看出來,也許只有在政治上的死忠分子和愚忠分子,才會相信有關政治人物的撇清。
第二點,外傭案從一開始,稍為有一點政治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在政治上是必然會傷害了自己,是極度不利的政治行為。所以在一開始,有關的政治人物已盡量把這事撇清,指是與政治黨派無關,只是有關人物的個人行為。誰知道這種撇清並不能夠欺騙公眾,結果引來了軒然大波,令到有關的政黨在區議會中,受到了選民的懲?,大敗而回。換個說法,操盤者雖然在事前已經知道這做法是不利於政治的,但是卻預估不到這影響竟然是如此之大,這即是說,明知是「衰硬」的了,但卻不知竟然「衰」到這個田地。

好了,問題來了﹕為甚麼有關人物明知道這宗案件並不有利於自己,仍然堅決行之,這其中究竟有著甚麼原因、有著甚麼玄機呢?
答案只有兩個字﹕港獨。噢,不,說「港獨」這兩個字,並不政治正確,民主派不是說不是搞港獨,而中方也不是說過,港獨不可能成功嗎?所以我們且放下了「港獨」這兩個字,換上了大家承認的一個詞語﹕自治。如果要港人自治,爭取到更大的自治權,加強「兩制」,減少「一國」,先決條件是甚麼呢?

答案是﹕修改《基本法》。因為《基本法》就是香港和中國關係的大法,只有修改《基本法》,香港人才能加強自治。反過來說,如果不修改《基本法》,單憑港人的抗議、鬥爭、拉布、遊行,無論怎樣做,都不可能爭取到更大的自治。

推理下去,如果要修改《基本法》,最重要的條件是甚麼?
答案是﹕凡是最困難的,就是第一次。只要《基本法》作出了第一次的修改,造成了先例之後,那麼,第二次、第三次的修改《基本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要想修改《基本法》,為香港未來的自治打下基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首先造成第一個案例,成就了第一次修法,以後的修法便容易得多了。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到中央政府進行修法呢?

答案是﹕要造成一次憲制危機。例如說,在一宗事件中,如果中央政府不肯進行修法,香港便會「陸沉」了。外傭案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如果讓潛在的數以百萬計的外傭來港,肯定會造成香港的崩潰,所以,如果這宗官司一旦成功,便會有可能成功的迫使人大常委會去修改《基本法》,造成第一個先例。

到了這裏,大家便可以恍然大悟,為甚麼反對派並不反對、甚至主動建議去修改《基本法》,卻對「人大釋法」如此反感、如此反對。相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對於釋法樂此不疲,卻堅決不提修法。而可以預見的,類似外傭案的政治官司,仍將陸續有來,因為釋法與修法之爭,也正是中央政府和反對派之爭,亦是一國「一」制和香港自治的終極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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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dyc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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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提及
(16-Oct-2012 Facebook)

消委會的謊言,強積金的可恥

我們早在日前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強積金作為香港規模最大的基金,其總體投資成績必然也受到香港的經濟增長所影響,不可能高於本地的平均經濟增長。換個說法,假如有一位香港股神,其投資成績更勝於巴菲特,別說是一年30%回報,一年100%的回報,也是邏輯上可能的。可是,強積金作為一個代表了三百多萬香港打工作的基金,其投資總成績不可能高於香港的經濟增長。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強積金的投資成績高於香港的增長,那麼,錢從何來?莫非錢是無中生有,可以白白的從上天掉下來的嗎?

以上的分析十分簡單,基本上是常識了,但是政府的袞袞諸高官,以及議會的袞袞諸代議士,居然好像沒有人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也沒有人從這個簡單得好比一加一等如二的道理清楚的告訴市民。大伙兒夾定起來,一起欺騙三百多萬打工仔的血汗錢,沒有一絲一毫的反省。

正因為我們對強積金的回報率分析,已經有了上述的基本概念,所以當消費者委員會公佈,在過去年間,強積金的回報率表現最好的是5.81%,表現最差的是-14.04%,在341隻可提供比較的數據當中,有159隻基金「見紅」,錄得負增長,我們反而不覺得奇怪,反而認為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強積金如果虧本,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因為錢都給投資高手賺走了,反而,強積金如果能夠跑贏大市,才是奇事,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這麼多的高回報率,可供強積金去賺這個錢。

姑不論那一隻年回報率是-14.04%的強積金是哪一隻,因為,如果以5年的回報率去計算,這筆血汗錢已經不見了一半以上,可算是一場慘不忍睹的悲劇。就算是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是有5.81%的平均回報率而已。現在且讓我們去到消費者委員會所舉的例子﹕由35歲開始供款到65歲,每月連同僱主供款部份,共供款2,000元,每年平均回報率5%,基金收費為1%,不包括通脹因素。在30年間,總供款達72萬,在複息效應之下,退休時,可以得到累積金額約139萬。

對於消委會的這一個「例子」,表面上好像沒有甚麼,但正如廣東人的俗語︰大話怕計數。這些謊言,比之寶藥黨也好不了多少,只是用來騙騙無知的婦孺,可不能欺騙到明眼人。5%的投資增值,加上1%的基金收費,換言之,即是6%的平均回報。在香港這個地方,在近幾年,有哪一年的經濟增長是超過6%的?消委會這6%的回報率,究竟是從何計算而來?莫非是上天恩賜,或是用魔術變出來的錢?再說,如果在過去5年,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能得到除開支後5.81%的回報,而最差的回報率則低達-14.04%,而消委會竟然假設大部份的強積金投資者的投資成績,居然可以接近成績最好的那一個基金,如果說這不是騙人,那就一定是幻想了。

對於強積金,我們的忍耐力已經到達了最高點,也沒有任何額外要求了,甚至不要求其回報是不是合理了。我們只要求政府還給我們一個公道,就是說老實話,不要說謊欺騙廣大的市民,尤其是不要說這一些連小學生也騙不到的謊言,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有關的官員們也似乎做不到。如果要更進一步,我們則要求取消強積金,用定期存款來代替這些騙人的基金,用固定的回報來代替可恥的謊言,這,應該不是過份的要求吧?

唔係好清楚, 不過強積金唔係可以投資係其他新興市場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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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ec-2012 Facebook)

保護環境、對世界負責的人口政策

那對廣州富商夫婦,藉著人工受孕技術,其太太本人再加上兩個孕母,總共生下了4男4女8胞胎,這事件震撼了全中國,結果將會是對這對夫婦徵收巨額?款。當然,以這對富商夫婦之富有,縱是以千萬元計的巨額?款,對他們來說,也只是九牛一毛,算不了甚麼一回事。畢竟,傳宗接代,在人的生命當中,是如此重要的大事,付出一些費用,去得到足夠數目的後代,是絕對值得的代價。

根據中國現行的法律,城鄉居民只能生育一個子女,如果超生,便得課以罰款,而且,超生越多,罰款的數目也越巨。表面上,這種超生罰款十分不文明,但是它卻冠以一個十分理性的名字,叫作「社會撫養費」。可不是嗎﹕在有13億人口的中國,超生子女造成了社會壓力,如果按照用者自付的大原則,當然是應該中超生的父母,去支付「社會撫養費」了。這看來沒有不公道的地方,至少比把超生的父母關進牢裏,較為文明得多。從另一方面看,一般而言,富有的父母對子女所付出的撫養成本較高,例如說,進私立學校,聘請工人保姆,請補習老師等等,既不造成社會負擔,也願意付出超生費用,這種生育方法,從經濟學上來看,對於資源的分配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富人付錢任生,窮人只能生一個,雖然從經濟學的角度是有利的,但是從公平的原則來看,則是決不公平,也不公義。畢竟,生育子女是天賦的人權,就算是國家要控制生育,至少也得讓一對夫婦生上兩個,才叫做「合理數字」。「一孩政策」對於一對正常的父母,未免是太過嚴苛,也太不人道了。另一方面,這政策也造成了大量的副作用,例如說,殺女嬰,造成了男多女少、男女失衡的社會,又例如說,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很容易養成嬌縱的性格,而且不容易同別人溝通,長大之後,也會造成溝通障礙的性格。而以上的兩種副作用,在中國已經漸漸顯露出來了。

中國有13億人口,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大部份人口居住於傳統的「中原地區」,而佔了大部份面積的東北、大西北、西藏等地,都是地廣人稀。換言之,13億大部份的人口,都是擠在小部份的土地上居住。相比起美國,其面積同中國差不多,但是人口只有3億,而且是比較平均地分佈於美國各地。從這角度去分析,中國的人口就是減少一半,也不為多。從這方面看,「一孩政策」並非一無是處,因為中國的土地,從環境保護的層面去看,實在養育不到13億人口,縱是勉力去養活,也會造成巨大的環境破壞,這就是中國現時的情況。

然而,正如前面所言,「一孩政策」雖然在長期而言,有其好處,可是在短期所產生的副作用,卻是社會所難以承受的。殺嬰固然是不能接受,下一代作為獨生子女所孕育出的「集體性心理問題」,也是可怖的。還有經濟問題,因為人口減少,必然會造成經濟上的低潮,這也是控制人口所必然面對的後遺症。以上的三種副作用,都是致命的,所以,一個社會不可能採用急進的人口政策,去快速地減少人口,而中國在這三十年來,正是採用了如此急進的政策,這政策顯然是錯的。

要想一個國家,有效地減少下一代,甚麼方法是最有效的呢?答案是﹕富裕化和城市化。一個國家越是富裕,其國民便越不想生育,而一國的城市化越高,即是越多人居住在城市,其子女也越少,這已經是定律了。事實是,歐洲和日本已經面對這一個過程,生育子女的數目大幅減少,造成了人口暴跌,另一個結果就是國家的高齡化。法國和德國應付的方法,是引入大量他國移民,去維持人口的增長,而日本則反其道而行之,任由人口自然減少,後果就是高齡化的出現,經濟長期衰退。但是,從另一角度看,日本的做法是最負責的,因為日本有1億以上的人口,以土地面積去算,就算是減少一半人口,也不嫌多,對於環境的保護反而更佳。

畢竟,增加人口十分容易,如果任由人民猛生,在三個世代之內,已經可以增加一倍人口,而且還可以因為人口的增加,而帶來經濟的急速增長,快樂很多,痛苦很少。但是,如果要把人口減少,那就痛苦了,不但要忍受經濟的長期衰退,還要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減少一點點的人口,中國就是一個樣辦了。所以我們才會說,日本在人口政策方面,反而是個負責的國家,因為它肯吃虧,而追求長期的利益。另外,它也沒有不人道的「一孩政策」,相比中國是文明得多。

在昨天,我們的頭條新聞獨家報導了,中國正打算調整生育政策,允許父母生育兩個孩子,是為「開放兩胎」,首先在某些省份中推行,並且到了2020年,全面取消生育限制。相信這正是因為中國富裕了、城市化了,人民生育子女的壓力也減輕了,人口的增長勢道也放緩了,政府才會打算實行這政策。一般估計,中國的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間,會到達高峰期,之後便會掉頭向下而走,人口開始減少。所以中國政府才會打算在2030年,全面取消生育限制。這時,中國便將會走上日本的老路,也即是說,人口高齡化、經濟衰退期長於增長期,而這種痛苦也將會是漫長的,因為收縮人口所需要的時間,也是漫長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減少人口是對環境的保護,也是國家對世界負責任的表現,中國人應該有這個胸襟,去接受這個現實,以走這條漫長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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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英語成本高 小班教學幫助大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立法會中,對田北辰議員有關香港學生英語水平提問的回答,只是老生常談的官腔,完全摸不着到這議題的重心所在。今天,我們社論的主題,就是對英語教育的基本概念作出探討。

  人類對於學習語言,有一種天賦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學自會的。但是這種語言能力,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個就是從小就學起,因為學習語言的能力,隨着年紀長大,便會逐漸喪失,尤其是在文法和口音方面,小孩子可以不解自明,從實例上學會了文法,成人卻得另花時間去掌握文法通則;至於口音,則過了十多歲後,更是無法避免。第二個條件,就是必須要經常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就會很容易地學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就算是十分愚笨的,也可以很容易學會很流利的英語,因為天天使用時,是不可能學不會的。

富有家庭有先天優勢
  如果我們明白了上述的先決條件,就可以得出反證:在一個英語並非第一語言的地方,要學習英語,不免有着先天的難度。在一般情況之下,學生如果憑藉上英語課而學習英語,在密集程度上是不足夠的,因為學好一種語言要很長的時間,而每天兩小時的學習,並不足以學好英語,在一班三四十人當中,一定有幾個優秀的學生能夠學有所成,但是大部份的學生都難以學好英文,這是必然的後果。所以,我們設有英文學校,把其他的科目也用英語來教,這就可以把使用英語的時間增加了數倍,學生的英語成績自然也會變得較好。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言,學習英語最重要的因素,是使用它的時間。所以,香港菲傭普及,而兒童對和菲傭見面的機會,甚至比見父母還要多,就這一點而言,中產階級或以上的兒童的英語水平,相比起基層家庭,便有着先天性的優勢。現時資訊發達,學生看西方電影、看英語電視台的機會增多了,也是有利於英語學習。再者,經過了上世紀90年代的移民潮,不少香港市民都有了外國的身份,甚至在西方有一個家,定期回去,又或者是兒童曾經在西方居住過,這都是有利於學習英語的優勢。

大班小班應靈活運用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學習英語是需要成本的,例如聘請菲傭,是成本,多看英語電影,是成本,移民,更加是成本高昂。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例如在網上看英語資訊,便是免費的,買一張DVD碟片,也比到電影院為便宜,因此今日的學生學習英語,成本也比往日為低。但總括而言,一個地方的英語學習,有錢佔了極大的便宜,那是事實。台灣和韓國都是富裕的地方,其人民的英語水平有所提升,也是必然的現象。這幾年來,中國的上海和北京的經濟大紅,其學生的英語水平也急速提高。而由於香港也有着前述的先天優勢,所以我們的學生的英語水平較佳,也不是一件奇事。

  前面說過,學習英語需要投資,需要成本。其中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小班教學。我們曾經在以前的社論當中,討論過小班教學,認為它雖然較好,但是並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大原則,有時候大班教學反而是更有效率。但是這個說法,並不適用於英語教學。因為英語學習的唯一方法,就是多用、多講、多聽、多寫,其中聽和講兩項,一班不能超過5人,才能夠有足夠的使用時間,令到學生有足夠的練習機會。根據吳克儉局長的說法,現時初中英文科的分組是以18人至28人為一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們的看法是,在很多科目的教學,都應該是四五十人或以上的大班,去作教學,以作規模效應,把省下來的錢,用作英語課的小班教學,才是對教育經費的更有效使用。

外語教學影響理解力
  我們必須提醒一句,英語學習固然重要,但也並非至高無上。在亞洲,印度和菲律賓的英文最佳,但都是窮國。日本人的英語不好,但是其富裕則冠絕亞洲。而所謂的「英語程度高」,也有分為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日常用語,意即在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當中,就是文盲之流,也能說得很流利的普通用語。另一種則是高級英文,可以用來演講、寫作,作出深層次的思考和表達。很明顯,如果學會的是第一種英語,除了用來旅遊和在社交上的充撐場面,並沒有多大的用途。但不少所謂的英語流利之輩,卻都是這一種。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英文好,並不等於學習水平也高。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固然很高,可是在學術方面,卻不見得有很大的成就。學生讀英文學校,用英語來學習所有科目,固然對其英語水平有所幫助,但同時間也傷害了他們對這科目的理解。畢竟,用第二語言來學習,一定會影響到理解的能力,以及學習的興趣。香港人的學術水平不高,而且對於知識的尋求欠缺興趣,太過重視英文,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肯定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我們為了學好英文所作出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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