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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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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eb-2013 Facebook)

客觀評價「八萬五」,基層歡樂中產愁

現時香港的房屋問題,除了樓價泡沬之外,還有在未來數年之後的「八萬五」重演,而當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把這個課題拋了出來之後,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也出來說話了,指出現時金融風險大,香港家庭負債比例接近六成,是歷史的高位。梁錦松和陳德霖作為金融專才,當然有其遠見所在,然而,在聽取兩人的意見的同時,我們卻很想翻一筆舊賬,就是當年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作出一個重新的評價和定位。

為甚麼我們討論今日的樓市,除了研究現時的數據之外,還得去翻舊賬,重新去評價「八萬五」呢?因為今日的房屋政策、樓市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曾蔭權政府的錯誤政策而起,而曾蔭權政府的錯誤政策,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鑑了當年「八萬五」的錯誤,所作出過猶不及的補救政策。因此,今日的房屋問題的癥結,可以說是「八萬五」的「鐘擺延續」,從一邊的極端擺過了另一邊的極端。因此,當我們研究今日和未來的房屋政策時,必須先去研究「八萬五」的得失,鑑古而知今,才能夠摸索出正確的路途來。

必須知道的是,「八萬五」並非由董建華所發明,而是港英政府時代已經存在的大計劃,只是這大計劃由董建華去決定執行,也的確是事實。香港的樓價在金融風暴之後,下跌率其實並不太多,如果說樓價下跌是因為金融風暴的影響,未免是與事實不符。樓價的真正插水式下跌,是在2001年開始,一直跌至2003年,這絕對是因為「八萬五」的原因,再加上當時香港的經濟陷於轉型,一直在進行著轉型期的衰退,遂令到樓價在最高點時跌去接近六成,造成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大屠殺」,造成了大量的負資產,不少人因而燒炭自殺,產生了無數的慘劇。這些慘絕的事件,造成了2003年7月1日的50萬人大遊行,因而令到董建華在2005年的下台。以上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歷史了。

可是,如果我們回心一想,在「八萬五」政策之下,有沒有人得益呢?

答案是有的。在「八萬五」之下,每年有數萬個家庭,因此政策而加速上樓,又或者是以廉價買下了其自住的公屋,又或者是買下了居屋。因這政策而受惠了的,相信超過了十萬個家庭,如果以每個家庭有4人計,這數字比起上街反對政府的50萬人,也差不了多少。只是,上街的50萬人,大多數是中產階級,他們是「八萬五」的受害者,心懷怨憤,而受益了的,則是低下階層,而一般來說,低下階層對於上街遊行的興趣,比不上中產階級,二來,因得獲上樓而心懷感激的人,對於上街的熱切,也遠不如心懷怨憤,畢竟,仇恨是比感激更大得多的力量。

此外,在「八萬五」政策得益的人,還包括了在2003年之後幾年「上車」買樓的人,如果不是「八萬五」,他們怎能買到平樓,安居樂業?香港零售業最好景、最賺錢的時光,是在2004年至2007年的時光,那時成本不高,但市民的購買力快速增加,不少餐飲零售業都賺了大錢,也令到餐飲零售的員工受惠於加薪,這當然也是「八萬五」的「功勞」。

所以,我們的意見是,「八萬五」的好壞參半,它對中產階級不利,但對大財團、大型地產公司更是不利,但對於低下階層卻是得利的。而曾蔭權的「惜地如金」政策,則對於低下階層是一場災難,而有樓在手的中產階級則得到紙上富貴,表面上是賺了大錢,但其居住環境卻無法得以改善,而得益最大的,當然是那些大地產商,以及那些坐擁商場巨舖,或是大量住宅的「收租佬」,可以不勞而獲,令到全香港700萬市民都為他們辛苦打工。

我們希望,當大家評論「八萬五」這個歷史事件時,必須用獨立思考的頭腦,冷靜分析。當日董建華的所為,並非一無是處,只是恨他入骨的中產階級起來,把也拉倒,而得益者卻袖手旁觀,不發一言而已。而今日的梁振英,作為當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今日的行政長官,理應對「八萬五」責無旁貸,但是他卻對此不肯承認責任,這當然是很不負責任的所為。我們希望,梁振英能夠勇敢的站出來,說一句﹕「是的,『八萬五』是我的責任,但我希望社會能給『八萬五』一個公正的評價。」當社會能夠公正的評價「八萬五」,才能夠客觀的去評估未來房屋政策的成敗利鈍,這就是歷史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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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eb-2013 MP)

港人不會輸給外資和政府,荔園勝過迪士尼海洋公園

在以前,香港最有名的遊樂場是荔園,它建於1949年,有著摩天輪、踫踫車、旋轉木馬等等的電動遊戲,又有鬼屋、真雪溜兵場等等設施,更有一些表演,例如蒙眼飛刀,甚至是歌后梅艷芳,在其成名之前,也曾經在荔園遊樂場表演過,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則莫過於其面積超過十萬呎的動物園,而其鎮園之寶大象「天奴」,更加與不少港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曾幾何時,荔園為香港人帶來了多少的歡樂,當然也賺了不少錢,因而也引來了仿傚者,就是在1965年開業的啟德遊樂場了,而啟德遊樂場不但有香港的第一台過山車,還有不少粵劇紅伶坐鎮表演,為當時的市民帶來了不少歡樂,但是後來香港政府見到啟德遊樂場大賺其錢,也就順理成章的大加地租,結果令到啟德遊樂場經營日難,也就難有資金去更新設備了。

啟德遊樂場位於新蒲崗的市中心,荔園雖是位於稍遠的荔枝角,但也算是交通方便。畢竟,當時香港的道路網並不發達,這些需要大量人流來支撐生意遊樂場,必須位於鬧市附近,才能保證足夠的客源。

海洋公園是在1977年完成?用,是由政府免費撥地,馬會資助而建,規模遠比荔園和啟德遊樂場加起來還是大得多。海洋公園有著免費的地皮、龐大的資金,而且由於它不是私人公司,並不需要顧全資金回報率。事實是,在開業的大部份時間,海洋公園都是處於虧蝕的。然而,既然有著海洋公園的不計成本做生意,啟德遊樂場也就做不住了,在1982年正式結業,也即是今日的彩虹道遊樂場現址。

至於荔園呢?由於其老闆邱德根經營有道,虧蝕是不至於的。海洋公園在1987年,賽馬會已經把它交回了香港政府,成為了不牟利機構。在本錢強大、免費得地、兼且不用牟利的海洋公園的惡性競爭之下,荔園的經營縱是再優秀,也難免給海洋公園的虧本生意打得透不過氣來。再加上在香港回歸前的地產泡沬,香港政府居然決定把荔園關掉,把土地用來發展房地產。就這樣,在香港營運了48年、為港人帶來過無限歡樂的荔園,沒了。

海洋公園在獨市經營之下,仍然沒有賺大錢。它在1998年,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再加上「鎮山之寶」殺人鯨的逝世,令到海洋公園變成了虧蝕。而更有甚者,在1999年,香港政府決定與迪士尼集團興建香港迪士尼渡假村,並且在2005年正式開業,這對於已經陷於經營困難的海洋公園而言,未免是一個致命性的危機。

而香港政府挽救海洋公園的方法,是在2004年,委任盛智文來作為它的主席,並且展開了一項55.5億元的再投資,大量建設好玩又刺激的玩意,又引入了大熊貓,其在每年萬聖節所節目,更加是膾炙人口,成為了港人的話題和年輕一代必到之所。跟著的幾年,海洋公園屢創佳績,它於2006年,被《福布斯》選為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之一,2007年,又被《Forbes Traveler》公佈為全球50大最多遊客到訪的景點,於2012年,被美國霍士新聞評定為亞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題公園之一,並且是全球五大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在去年,它的入場人次是750萬人次,較前年增加了7%。

海洋公園是純港人的設計、純港人的經營,卻竟然壓倒了過江龍、世界品牌的迪士尼,今天的海洋公園,已經成為了香港人的驕傲,這是無可置疑的。而盛智文作為執著改革的大旗手,其居功至偉,也是肯定的。然而,我們卻不能不問一個問題﹕是不是盛智文有著蓋世無雙的才智,世上只有他一個人,才能把海洋公園搞活,才能戰勝過江龍迪士尼呢?

答案顯然是﹕非也。香港一定還有很多人才,創意無限,只要把他們放在適當的位子上,都能夠打得出一場漂亮的硬仗。

第二個問題又來了﹕為甚麼只有盛智文、只有海洋公園,才能夠打贏這場硬仗、才能夠成為港人的驕傲呢?

第二個答案是﹕因為政府只讓海洋公園成為獨家,而在過去的時間,政府已先後扼殺了港人經營的兩間遊樂場。身為香港人,就是有著通天的本領,因為政府的強要壟斷,不肯配合,根本就無法開到遊樂場,大顯身手。

如果香港政府堅決要求遊樂場必須由政府所壟斷,那還罷了,給政府「殺死」了的荔園和啟德遊樂場,也該死得不冤。可是,在1999年,政府卻以極度優惠的條件,又出錢、又出地、兼出政策配合,來吸引美資迪士尼樂園來港建園,而結果呢?香港迪士尼連續虧蝕多年,直至近年,經營狀況才有好轉,連「本地薑」海洋公園也打不過。香港政府實在是正如俗語所云的「幡竿燈籠」,照遠唔照近,莫此為甚!

荔園的主人邱德根曾經透露過,有意於大嶼山重建荔園,並且曾與政府洽談,不過政府未有取態。當時,立法會旅遊界議員楊孝華指,荔園在內地及外國也不屬名牌,恐難吸引遊客。對於楊孝華的說法,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品牌造是人為出來的,在1977年的海洋公園,品牌價值當遠遠不如荔園,而在2005年,海洋公園的品牌價值,又何嘗勝得過迪士尼了?又以澳門為例子,美國賭場都是名牌、粒粒都是天王巨星,可是進入賭業沒幾年、純香港人的銀河娛樂城,無論在硬件上、在軟件上、在利潤上,又有哪裏輸蝕於美國的名牌賭場了?坦白說,邱德根是經營奇才,是遊樂場的老手,從往績去看,他雖然「患上了老人痴呆症」,但如果香港政府願意以相同的優惠條款,我們可以賭一把,香港人絕對不會輸給外國名牌!

我們之所以用頗為憤怒的筆法,去寫出這一篇社論,皆因這一連串的事件看出,香港政府一來惜地如金,不肯批地給香港投資者去建設娛樂事業,扼殺了香港人的創意。二來批地政策有著差別,優待外人而封殺港人。三來看不起港人的建造品牌能力。而我們譴責的,就是政府的不公平政策、歧視港人、扼殺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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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園好玩喎.

我細個鍾意玩個電動船仔, 碰碰車, 小飛象, 波波池, 同攤位遊戲果個賽馬!
自動波人話所有大陸人都係仆街, 咁佢老豆又係大陸偷渡過黎......

依此邏輯, 佢老豆係唔係仆街? 佢係唔係仆街仔? ~hh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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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兩日經過那邊發現那度起左幾座樓,好可惜,我只去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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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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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b-2013 Facebook)

據說,練乙錚是一個不煙不酒、不貪財不好色,沒有不良嗜好,只喜歡就政治經濟問題閱讀、思考、寫作的知識分子。當然,一個人有沒有不良嗜好,以及貪不貪腐,對於他是否一個好人,並沒有決定性的關係,在歷史上,有著頗為不少的人,做了莫大罪惡,犯下極大錯事,都是完全沒有不良嗜好的,例如說,當年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從心理學的觀點去看,當一個人太過自我封閉,再加上太多的獨自思考,與人間大多數的溝通不足,便很容易形成思想上的偏頗……這些都是題外話,不說下去了。

從履歷表去看,練乙錚是一個菁英人物,中學讀香港九龍華仁書院,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先在加州大學任教,再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並為該校首屆最傑出教學獎得主,跟者擔任《信報財經新聞》總編輯,而在1998年起,他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在2004年,因參加七一遊行,突然被香港政府革除了職務,但從人格品德上來看,因爭取民主自由而被逐出政府,反而是一件好事。他離開了香港政府後,在外地遊歷了三年,在2007年出任《信報》主筆,2010年改任特約評論員,不定期發表文章,現時則於日本鄉郊的秋田國際教養大學擔任經濟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練乙鍊在少年時代,曾經加盟過左派,參與過不少反港英政府的活動,而在這些活動當中,栽贓、誣衊、陷害他人的行為,做了不少,而他本人亦在專欄中坦然承認之,而且認為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之下,是理所當然的事,也並沒有為曾經做過這些事而表現出任何的慚愧。他後來到了外國唸書,回港後寫下了一系列很有水平的政經評論文章,內容立論中肯而中立。但是,當他被董建華政府掃地出門之後(請注意前文,我們對於他的因公義而被董政府逐,是抱著同情而尊敬的),其政見便越走越是偏鋒,而在2010年,他離任了《信報》主筆之後,其文章更是偏激到了極點,幾乎是走回了他少年時的路線,很多篇都是無的放矢,只是瘋狂攻擊政府,無論在事實、推理、結論方面,都是大有問題的。

縱觀他寫的那篇《誠信問題已非要害,梁氏涉黑實可雙規》一文,其中有關劉夢熊一段,是中肯的。可是其他的部份,卻完完全全是裁贓誣陷,根本就是六七十年土共們上綱上線的手法,如出一轍。但這部份涉及同業,其分析暫且不提了。而當我們察看昨天《信報》的那篇聲明,只對讀者致歉,本來也沒有甚麼,然而聲明中只提到寫得中肯的劉夢熊那一段,卻完全沒有提及裁贓誣陷的其他部份,這就實在太過份了,豈是正直傳媒之所為?

好了,我們得出的第一個答案,是那篇文章確是大有問題。然而,縱使這篇文章大有問題,梁振英是否應該興訟,控訴《信報》誹謗呢?

梁振英作為公眾人物,控訴別人誹謗,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2002年,他控訴過《東周刊》,在2003年,他控訴過《壹周刊》,在2008年,他作為城大校董會主席,校方曾經三次向教職員協會發出律師信,在去年,他也對《成報》發出過律師信。而這幾次的控訴,都以不了了之收場。根據梁營人士的說法,這一次他的出信給《信報》,也並非真的為了意圖入稟控訴,而是因為「涉黑」這個指控,未免太過嚴重,而以《信報》一貫以來的反梁立場,如果不予以即時的制止,恐怕這個指控便將蔓延開去,以後的評論都會建基於此了。

然而,我們認為,謠言止於智者,而身為行政長官,最多是發出一篇聲明,那就足夠有餘了。練乙錚該文的強辭奪理之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無的放矢,根本不會當真,而只要把事實擺在眼前,何必怕人不信?而事實是,梁振英因為劉夢熊事件,縱使快速切割了,涉黑也確成事實,只是說到把「香港黑道化」,卻未免是誇大了一萬倍,而有關「雙規」之說,則是是離題萬丈了。然而,對於這樣的一篇無聊的文章,根本不值一哂,何必勞師動眾,發出恫嚇性的律師信?

我們作為傳媒,一定堅決反對梁振英亂出律師信,企圖令到傳媒噤聲。事實是,在傳媒的世界,我們自有一套道德的規律,去作出自我規管,而這套自我規管的方法,雖然偶有小錯,但始終於大節無虧。以林奮強事件為例子,當《蘋果日報》自知做錯之後,馬上便出了道歉聲明。相反,如果傳媒自認為沒做錯事,我們倒從來沒有見過傳媒會因為害怕涉入誹謗官司而道歉的。這正是「傳媒不怕告,奈何以告懼之。」

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理應熟知傳媒世界的遊戲規則,也應該抱有更宏大的胸襟,如果怕熱,便不要入廚房,如果怕流言蜚語,便不應去當行政長官。畢竟,這只是一篇文章?,何必動氣,更何必動眾?在漢朝時,有一個御史大夫,叫「直不疑」。《漢書》說「人或?不疑曰:『不疑?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嫂何!』不疑?,曰:『我乃?兄。』然?不自明。」為官者、為行政長官者,應有這個風度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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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放左d個人觀點入去....呢篇其實用番他身上都恰當,真是唔面紅呢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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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先跌成交、再跌價格是硬道理

如果傳言沒有錯誤,政府將會在今日再次出招,打擊再度猛升的樓價。而傳聞中,政府將會使出的五道猛招,包括了把買家印花稅增加至3成、第二套房額外繳稅5%、800萬元以上樓宇按揭成數減一成、第三套房停做按揭、以及第一季推出1萬股超長樓花的居屋等等。

這五招當然是非常辣的招數,地產及建造界的立法會議員石禮謙馬上表示出反對,並且以過去的出招歷史來作出說明﹕「政府出招,一手交投企硬,二手交投因辣招而大幅萎縮,但係整體樓價沒有跌過,只係不斷升。」甚至是身為「梁粉」的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也禁不住指出,政府的出招過猛,會對市場造成傷害。

我們首先反駁石禮謙議員的說法,因為他的說法,犯上了知識性的基本錯誤,所以必須予以指正。因為房地產市場的升跌規律,並不等同於其他的市場,例如說,股票市場。在股票的世界,通常是先跌價格,再跌成交額。但是,如果是在房地產市場,情況則相反過來,是會先跌成交量,然後再跌價格。究竟在成交量下跌多久、或跌幅多深,才會有價格下跌的情況出現呢?答案是﹕如果下跌的時間太久,例如說一年以上,又或者是下跌的幅度太大,例如說一下子下跌了四成,例如說,在金融海嘯的時候,才會造成實質上的價格下跌。如果要用更高層次的理論去解釋,則是﹕流通性越高的資產,會先跌價格,再跌成交,流通性低的資產,則會先跌成交額,才跌價格,至於成交額和價格下跌的時差為何,則視乎該項資產的流通性有多低而決定。由於今日的房地產市場的買賣有著太高的交易成本,所以一買一賣,並不容易,因此它相比起股票而言,是流通性低的資產,所以便有著這個先跌成交額的走勢。

因此,我們可以從以上的理論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的出招,並不能對樓價造成有效的下跌,只是可以縮減成交量。然而,這做法究竟有沒有用呢?答案是﹕有用。因為這做法雖然不能令到樓價下跌,至少可以在短期間遏止樓價的升勢。這就像吃退燒餅,而醫院在很多時,會在當眼處,貼出通造,對退燒餅作出如下的陳述﹕如果病人在吃了退燒餅之後,還未退燒,這代表了,如果沒有吃這藥,將會燒得更高。我們相同地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如果政府沒有出招,樓價將會升得更高,而政府出招雖然沒有壓低樓價,但至少在短期之內,把樓價的升勢遏止了,用途就在這裏。

香港的地產商們,可能是吃慣了政府的免費午餐,便可以賺到大錢,所以在香港當發展商而發大財,也用不著對地產有著甚麼太高的知識,只消勾結政府高層,減少土地供應,便可以大賺其錢、大事搜括700萬名市民的財富了。所以,他們對於樓價走勢的基本理論,也用不著有太深入的理解,所以作為地產界代表的石禮謙議員,才會發表這一番外行的話。當然,這也不排除這是因為石議員作為地產界的議會代表,以屁股控制腦袋,才會說出這一番反智的話來。

用庶民理解的用語去作解釋﹕如果政府的出招沒有用,石禮謙議員就不用出口反對啦!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地產商害怕政府出招,才會作出這一番的恫嚇,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明眼人一看便知。

今日的香港,在政治上,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矛盾,在社會經濟上,則是地產商和全港700萬名市民的矛盾,而地產商們作為這個社會中最大的吸血者、作為整個社會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對特區政府作出恫嚇,如果梁振英對地產商的胡說八道作出退讓,這個行政長官也將當不下去了,因為憤怒的市民會齊齊起來,把他轟下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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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鐘意周顯因為佢係真小人, 直認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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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鐘意周顯因為佢係真小人, 直認不諱


我夠是隻死老千,但是就是睇唔過眼他成日扮大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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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其實我讚成最低工資同最高工時原因之一就係, 當市民購買力無上升時候, 賣方就無可能可以開天殺價, 變相當收入不足既時候就要逼令減鋪租, 對降低地產霸權應該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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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鐘意周顯因為佢係真小人, 直認不諱


我夠是隻死老千,但是就是睇唔過眼他成日扮大輸

哈哈, 你都可以扮大師, 但佢有人BUY, 證明佢有市場, 反正好多野都只係結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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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其實我讚成最低工資同最高工時原因之一就係, 當市民購買力無上升時候, 賣方就無可能可以開天殺價, 變相當收入不足既時候就要逼令減鋪租, 對降低地產霸權應該有正面幫助


咁又幾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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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籤可以是否極泰來,莊敬自強甚麼都不怕

在每年的年初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都會到車公廟去,為香港今年的前途去求一支靈籤,今年也不例外。而在今天,很不好地,他為本港求得的95籤,是一支下籤。

我們雖然不大相信怪力亂神之說,但是從現實的角度看,車公廟的靈籤,卻也有著一定的靈驗程度,這是統計學所不能解釋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每年的車公靈籤也有著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例如說,上一次求得下籤,是在09年,當時求得的是第27籤,香港正在經歷金融海嘯,經濟停滯不前。更上的一次,是在2003年時,當時的求籤者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而就在當年,香港就爆發出沙士疫症。

今年的下籤,籤文是﹕「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廬。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如果用白話去解釋,就是﹕坐一台勞斯萊斯,去遙遠的地方,誰知現在要赤著腳,走路回到家中。莫非是考試失敗?又像是生意失敗,連本錢也蝕光了。

單單看籤文,這當然是大壞特壞,而這籤文的解法則是﹕宜慎小人。凡事不利。如果照正宗的解籤方法,就是家宅→頗豐,占病→防送終,自身→頗悲,出入→無功,婚姻→不合,求財→虧本,其他→先吉後凶。簡而言之,就是損失慘重。赤腳有因。入歧欠聰。

劉皇發按傳統拒絕評論,籤文中的小人究竟是指誰。當然,如果按照中國術數的傳統說法,凡是不吉的事,都是因為「小人作崇」,所以究竟誰是小人,也根本是不可深究,也不用深究。

對於求得這支下籤,劉皇發似乎也是無話可說,只是表示只要人和政通,政通人和,香港一定會繼續繁榮穩定,則﹕「下籤都是好。」

而對於每年初二的車公靈籤,我們也已經連續解了三年,不是自誇,也真的是有著獨得之見。而對於這一次的求得下籤,我們反而是充滿著樂觀。為甚麼呢?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是觀乎上一次的求得下籤,是在2009年,當時的確是正值金融海嘯,可是這時已經是金融海嘯的尾聲,就在當年的年中至年底,香港經濟已經急速反彈。事實是,在2007年之後的幾年當中,最好的一個年份,正是2009年。

至於在2003年,固然是發生了沙士,可是沙士之後,卻是連續多年的繁榮期,在1997年之後,香港最好的一段日子,就是這幾年的美好時光了。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下籤雖然不好,但也未始沒有否極泰來的跡象,大家又何須懼哉?當年,在蔣介石時代的台灣,有一句流行的勉勵說話,叫作「莊敬自強」,只要香港人努力奮鬥,香港自會繁榮安定,又何須理會甚麼下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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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eb-2013 Facebook)

先軍政治是特效藥,朝鮮核試有助中國戰略

朝鮮宣佈核試成功,這是它繼2006年和2009年之後,第三次的進行核試。而這一次在地底所引爆的核彈,據估計是7千噸TNT當量,即是只有1945年投進廣島的那一枚原子彈的一半爆炸力。

原子彈的原理十分簡單,但是說來容易造來難,製造它的過程卻十分複雜,而且非常昂貴。如果按照經濟效益去計算,把製造原子彈的錢,去製造傳統炸藥,所能得到的總炸力,會更大得多。況且,原子彈的炸力集中,傳統炸藥卻可以分散爆炸範圍,所以總破壞力也比較大。畢竟,將一塊土地炸為平地,已經足夠,用不著把多餘的炸力,去炸出一個深坑來,倒不如把這炸力用作炸更大面積的土地,更有效益。

當然,核武器如果加上長程導彈,也可以摧毀一個城市,但是,長程導彈的製造費用之高,也不在核武器之下,不過對於沒有制空權的國家,如朝鮮,長程導彈加上核彈頭的震懾力,還是有的。總之,核武器的主要用途,並不是在於用來爆炸和摧毀,而是用來震懾敵人。而毫無疑問,朝鮮接二連三的發射火箭,地下核試,已經成功的達成了它的戰略目的。

事實上,東北亞是世界的爭霸中心,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是當今世上的四大強國,而單單是韓國,人口是朝鮮的一倍,經濟規模是30倍。而在周邊五個大國之中,美國、日本、韓國三國,都樂於見到朝鮮共產黨政府的倒台。朝鮮在戰略形勢上之惡劣,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金正日接任朝鮮的領導人之時,它已經採用了「先軍政治」的大策略。甚麼是「先軍政治」呢?答案就是「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的優先政策,把國家資源都放在軍事方面。

這個大策略有兩個好處。在國內,維持政權的穩定,必須要軍隊來守衛,軍人有優先權,可以保障軍權的穩定性。在國外,把軍隊強大,才能夠保護到現時的勞動黨政權。

然而,「先軍政治」也有一個壞處,就是它的維持穩定,就像是吃特效藥,只能有短期的用途,長期來說,特效藥只會不停的損害自己的健康。所以這種政策,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從1995年實行「先軍政治」至今,惡果就是它的經濟不斷惡化,飢荒不時發生,導致民不潦生,如果不是有著「先軍」的鎮壓,恐怕勞動黨的政權早就不保了。

從這一點之上,中國應該借朝鮮的「先軍政治」為鑑。所謂的「維穩」,也是有著特效藥的性質,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正確的治理方法,是引流河水,疏導分流,而真正令到國家長期穩定的方法,則是改革開放,令到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富裕、更自由、更民主,這就是當年鄧小平走出了第一步的法子。

當年的金正日,卻朝了另一個方向來走,現在已走了入死胡同裏。特效藥吃得太久,便會養成了倚賴性,不吃不可,如果突然放棄「先軍政治」,恐怕政府會立刻垮台,這正如前蘇聯政府在實行了七十多年的共產政策,一旦全面改弦易轍,短短幾年,龐大的帝國便分崩離析了。當日金正恩的登場,國際間曾經對他有過一番期望,以為他會作出某程度上的改革,但誰知改革未見,卻先來發射火箭,再來一個核試,證明了「先軍政治」仍然是朝鮮的既定政策。畢竟,政權利益是硬道理,不管金正恩的意識形態為何,不可能放棄他的權力所繫。

如果要說一句老實話,朝鮮的核試,對於中國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今日的中國,正在遭到美國和日本的圍堵,戰略形勢十分不妙。中國最大的夢魘,反而是朝鮮實行改革開放,因為朝鮮改革開放的終南捷徑,就是效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向美國靠攏,藉著和美國大搞貿易,因而拉動國內的經濟。中國當年的親美,結果就是在十年之後,累(是「疲累」的「累」)死了前蘇聯,如果朝鮮乖乖的不去「搞事」,改行改革開放,美國和日本反而更沒有牽掛,可以放心使用更大的力度,去圍堵中國,這將會令到中國的情況更是不利。
然而,問題在於,朝鮮這一劑「先軍政治」的特效藥,還能夠再吃多久下去,要吃到甚麼時候,才能吃到耗盡體能,油盡燈枯?而中國究竟應該採用甚麼長期政策,才是最為有利?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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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eb-2013 Facebook)

沒有藝術鑑賞能力的社會怎能興建文化地標?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定下了「地區問題,地區解決」的改善地方行政之法,並且宣佈了,全港十八區每區可以得到三千萬元至一億元的「社區重點項目」,乍看起來,這似乎是一項德政。但是,社會中卻恐怕這將會令到十八區大事建造地標,變成了完全沒有用途的大白象工程。

查每個先進的大城市都有文化地標,其中的不少,更是膾炙人口的藝術傑作,為整個城市增光不少,也成為了遊客駐足的熱點。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來,香港的地標不是太多,反而是太少了。事實上,香港地區文化地標的確是極為不足,多建也是應份的,那些純粹用實用主義去看事情的人們,去批評文化地標,根本就是水平不夠,同他們談藝術、說文化,根本就是對牛彈琴,說來也是全不明白。

然而,如果十八區要興建地標,將會興建一些甚麼貨色出來呢?

以油尖旺區議會為例子,去年便通過了用159萬元,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與豉油街交界,興建5米高的「女士指環」,上有太極標誌,亦有區議會的字樣,預計在2014年2月完成。結果是,當地標的圖樣曝光了之後,在網上劣評如潮,而恒隆集團曾經強烈反對計劃,因為這地標會阻礙到恒隆轄下的荷李活商業中心的招牌,最後以5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了興建這座社會上公認為十分醜陋的地標。

問題的第一點,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香港人的文化水平,以及在藝術上的鑑賞水平,在全世界的先進城市當中,應該是倒數第一,這是絕無疑問的。別說我們比不上歐洲國家,就是內地的北京和上海,至少也會請上第一流的設計師,去建造世界讚賞的地標工程,至於鄰近的新加坡,也有雅量去在市中心,豎立朱銘的「人間系列」,但是香港呢?朱銘的系列只在私人擁有的物業如交易廣場、中銀大廈中出現,但是政府的建設,卻永遠是死氣沉沉,只顧實用效果,而完全沒有美學基礎,這也反映在我們所擁有的、全世界最醜陋的中央圖書館的身上。

這即是說,我們雖然贊成建造地標,可是假如建造的是醜陋的、完全沒有美學觀點的地標,那就不建為妙了。然而,遺憾的是,如果以香港的官員的質素、以議員們的美學鑑賞能力,我們實在十分擔心,香港將會製造出大量醜陋的、貽笑大方的所謂「地標」出來,換言之,這將會是一件又一件的丟臉工程,不單花了錢,而且只會得到反效果,這當然是「唔衰攞來衰」了。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是整個社會的注重實用價值,對於文化藝術的厭惡,這當然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例如說,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便批評,九龍西及荃灣區有不少基層,公帑不應胡亂花在興建地標上,「若人流極旺的旺角也需要地標,去告訴大家知道這裏是旺角,真是好失敗,簡直匪夷所思。」這當然也是一種反智的想法,相信如果是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的任何一位民選議員,都不會說出這種言論出來,也只有在香港這種功利、實用至上的城市,才會有這種漠視文化的議員的生存空間。

我們認為,香港官員、政客、市民的文化藝術品味,都需要大幅的提高。而不消說的,假如當權者的品味依然是落在現今這個低層次水平,區議會這三千萬至一億元,還是乖乖的用來建造一些實用的設施,免得造出了一大堆丟人現眼的醜陋地標出來,留著不是,拆也不是,徒然浪費了公帑和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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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eb-2012 Facebook)

梁振英是怎樣當上行政長官的

撰文:周顯
欄名:周顯手記

這一篇文章,同近期的劉夢熊事件並無關係。我在很多不同的專欄,討論過有關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的過程和理由,但這些分析卻是零碎的和片面的,現在把寫過的東西整理一次,從頭到尾的詳述出來。

本文根據的一部分是公開資訊,有的則是坊間熱傳的內幕秘聞,但最重要的串連的一根線,則是我向來賴以分析的工具:政治鬥爭。簡單點說,我會換一個角度去看﹕如果我是當事人,如果我是執政者,我將會怎去處理這事件呢?我認為,執政者為了爭奪權力,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和策略,是有着一定的共相。

「港人治港」的內涵

說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時,鄧小平已經決定了香港未來所走的大方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一個正常的政治家,如果決定了在一個領土之中,十多年後,便要自治了。他會採取甚麼政治手段呢?

放任不管,甚麼也不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對自治加以管制,前朝勢力復辟,獨立思想蔓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所謂的「港人治港」,無論在哪一位政治家的手裏,都會變成了「受控制的港人治港」,而那位或那些治港的港人,當然也得是受到自己控制的港人。

「治港港人」的條件

因此,在那個時候,當務之急就是培養一位可以信心的、可以在未來負責治港的港人。

這位港人,或者很可能是未來的行政長官,需要具備甚麼特點呢?

1.他不能是傳統左派,否則會令香港人起了疑心和戒心,所以,曾鈺成並不適合。

2.他必須有很強的「偽裝」,例如說,留學外國的背景,在外國公司工作,曾經在英國留學,在英資的仲量行工作的梁振英,便很適合了。

3.他必須很年輕,因為距離收回香港,還有十多年,而他不一定會當上第一屆的行政長官(這一點,下文會再述)。那即是說,他很可能在二十多年之後,才能「身登大寶」,如果太老,便不能等了。梁振英生於1954年,在那時,才二十多歲,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才30歲,論年齡,是最好不過。

4.不消說,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人必須政治立場正確。由於這個人不可能是傳統左派出身,根正苗紅是不可能的,但是,政治正確卻是肯定需要的。按照傳統左派程翔的憶述,當年程在《文滙報》工作時,梁振英幾乎每個晚上都等他下班,兩人宵夜,暢談國家大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梁振英在1985年便加入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那時,他才31歲。而在3年之後,便當上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中方的栽培之心,是昭昭可見的。

梁振英的中選

這又拉到了另一個問題:梁振英的當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究竟是誰的「功勞」呢?

根據傳統的說法,梁振英獲得了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的推薦,還有一個說法,就是經由安子介的推薦,還加了一重,透過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的聯絡,才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但根據學者沈旭輝的說法,則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推薦梁給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沈旭輝和葉國華稔熟,後者還是沈的智庫組織Roundtable的大金主,相信這是葉國華親口告訴沈旭輝的。

至於梁振英本人的說法,則堅持是安子介提名他,然而:「在上述的過程中,葉國華先生可能也有推薦我。」而根據《明報》的說法:「有來自中央的消息人士確認,80年代,確是安子介向中央推薦梁振英的。」

誰是地下黨員

前共產黨員梁慕嫻在其《我與香港地下黨》中,指出葉國華早在學友社時期,已是地下共產黨員,並由此推斷,梁振英也是地下共產黨員。值得補充的是,根據梁慕嫻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地下黨員」這個地位,正名應該是「特別黨員」。

有一位朋友同我說過,葉國華不但是地下黨員,而且還是香港地區級別的地下黨員。這個朋友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其脈絡也和葉關係密切,以我們的交情,是絕對不會騙我的。但我對其判斷能力,則不是十分的肯定。然而,我也有理由相信,葉國華的確是地下黨員,而以他的年齡和資歷,以及坊間聽聞有關他的種種地下工作,例如支持Roundtable,以及他和梁振英的關係,相信他在黨中的地位,也肯定是極高的。

對於是誰推薦梁振英的說法,我認為,以上的兩種說法是並無矛盾,可以同時存在的。不論葉國華的身份是不是特別黨員,他是沒有資格推薦梁振英去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因為他根本沒有官方的身份。在這裏,我們必先區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關係,這是兩條不同的線,表面上是不重疊的,只有在最高的級別,才能見到其重疊的大綑線頭。作為一個中共黨員,不管他是正式黨員,還是特別黨員,既然沒有官方的身份,那就無法以官方的名義,去推薦任何人出任任官方的職位,這是彰彰明甚的道理。

我的看法是,梁振英的確是葉國華發掘出來的,因為葉國華除了在沈旭輝面前訊說過之外,還經常在其他人的面前,呻過此事,認為梁振英上位之後,便翻臉不認人,很少和他聯繫。但這篇文章並不打算討論梁振英的人格,表過便算。

然而,葉國華把梁振英推薦給李後,李後再安排由政協副主席安子介,去推薦梁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亦是完全沒有自相矛盾的事。

為什麼港澳辦不親自推薦梁振英

這又衍生了一個問題﹕為甚麼不由港澳辦親自推薦梁振英,而隔了一重,交由安子介去推薦呢?

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在文首已經說明了,這位「精心培養」出來的未來行政長官,必須有着一個偽裝,才能取信於港人。然而,假如他是由港澳辦所推薦,豈不馬上穿了幫?因此,梁振英必須隔了一重,交由安子介去推薦,才算是保存了這重偽裝。

跟着的這一段,就是猜想了,不過我當然認為,我的猜想是大有邏輯道理的。

我猜想,當鄧小平決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大策略之後,香港的地下黨員便四出找尋適合的人說,其中一個就是葉國華,眾裏尋他,找着了梁振英。海選之後,就是篩選,終於選中梁振英,作為未來的行政長官,治港的港人。

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要單單挑中梁振英一個?為甚麼不能同時選出幾個,既讓他們同時競爭,而當發生意外狀況時,也可有所後備。但我們看到的是,在這二十多年來,共產黨並沒有培養出一個後備,而是一直在栽培着梁振英,只此一人,別無分號。

共產黨的欽點文化

這得說到當時共產黨的接班文化。在後來的發生的「六四事件」,鄧小平的「隔代欽點」胡錦濤,作為第四代的領導核心,豈不也是單選一人?在當時的黨中央,最重要的考慮,是確定性,這是當時流行的黨內意識形態。

我懷疑的是,也應該有幾分肯定,梁振英要當未來的行政長官,到了最後,得經過鄧小平的親自拍板。要知道,鄧小平對於香港問題,是極度重視,而且是親自處理的,對於選拔未來行政長官的人事,他怎會不去過問?這正如他的「隔代欽點」胡錦濤,他也「預先欽點」了梁振英,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也將會令他更為放心。

如果如我所料,梁振英的地位是由鄧小平預先欽點了的,自然更是誰也不能動,更遑論說有後備了。

梁振英的傲慢

梁振英的作為未來行政長官的秘密身份,甚至是由鄧小平的欽點,他本人究竟知不知曉,那就耐人尋味了。不過,在商界盛行的傳聞是,梁振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位之後,對於本地的商界大亨,已經是不假辭色,以高高在上的姿勢,去同大亨們相處。作為測量師行,去向大地產商拉生意時,擺出的態度是「我是梁振英,所以你要給生意我」,而不是效法商界的慣常做法,逢人敬三分,call客扮矮仔。這種囂張的態度,因而得罪了不少商界大亨,直至今日,商界對他的印象仍然不好,就是基於這些往績。

有關梁振英得罪大地產商的故事,我聽過了不少,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然而,他對於政治人物的奉承故事,我也聽過不少,除了安子介、董建華之外,還有以前的葉國華、程翔,所以我曾經得出過一個說法﹕「梁振英這個人,是於政治面前跪下,在商界面前囂張,兩副臉孔。」當然,如果以今日的商界橫行,地產霸權恣虐香港,梁振英的不給面子商界,似乎也不失為一件有骨氣的事。

收回香港的大戰略

好了,現在說到關於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了。

如果「港人治港」的內涵是由梁振英這位否認身為中共黨員的「才俊」(當時流行的術語)去負責當行政長官,那麼,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領導人,甚至是鄧小平本人,其心中所想的「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呢?

從現實政治來看,完全的「一國兩制」是不可能長期運作的,所謂的「河水不犯井水」,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常常喜歡引用中國歷史,那時中國的西南地區,還有很多的少數民族,由當地的土司所管治,相當於由當地居民自治。但是,中國從明朝中葉起,已經設法收回土司的管轄權,改由中央政府派出流官,去接收其治權。而「改土歸流」的政策,到了清朝的雍正時期,由於中央政府權力大增,更加成為了主流。

簡單點說,如果中央政府不去管制自治,不用多久,就會變成獨立,又或是有外國勢力入侵,以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如果中央政府插入管治,那就會破壞原來的自治。因此,長期維持自治,那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除非效法當年美國的南北戰爭,用戰爭來決定權力誰屬,那又另當別論。

以上的分析,第一是說明了,「一國兩制」的說法,在沒有經過政治磨練的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個美麗的願景,因為以香港人的歷練和政治知識,並不足以知曉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是在精於政治鬥爭的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則從一開始,便知道這是一個謊言,而這個謊言的目的,就是在回歸前後的非常時期,穩住香港的人心,穩住香港社會,穩住當時的政治局勢。

在當時,即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的政治處境,不論由誰當中國領導人,由你來當,由我來當,都會有着相同的決定﹕就是在宣布收回香港的一刻,已經要着手部署,在1997年之後,將要如何行動了。

10年的過渡期

以下是我從梁營的一位重要的助選人的口中聽來的:按照鄧小平生前的決定,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左派應該按兵不動,等待它順利回歸,平安的度過過渡期,在第11年起,才開始實行收回香港的行動。

這位梁營人物,為了保持消息來源,我當然不可能把其名字透露出來。我也無法證實,究竟此說是真是假,但是,從種種蛛絲馬跡顯示,這說法至少有着客觀證據的支持。

首先是董建華的上任首任行政長官。董是國際有名的商人,在港英政府時代,已經身任行政局成員,也沒有人相信過,他是共產黨的黨員,不過,他卻曾經接受過共產黨的恩惠,就是當他的家族生意遇上了困難時,中國政府曾經施以援手,貸出巨款,拯救過其生意。

在董建華的時代,人人可以看到的是,香港的自由並沒有喪失,而中央政府也的確絕少插手進香港的行政和司法系統。所以我相信那位仁兄的說法﹕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任由香港自由活動,先回歸了、先過渡了,再作打算。

2047年的安排

本來,這條路綫是很明確的:先由董建華作為第一任的行政長官,順利過渡,然後再由梁振英去當第二任行政長官,着手收回香港,這就是天衣無縫的計劃了。

梁振英在特區政府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距離行政長官之位,只差一級而已。而涂謹申對我說過,原來行政會議召集人每個月都會安排一個飯局,由他來相約一班權貴,同立法會諸位議員共聚午餐,交流意見。從這個定期飯局可以見得,特區政府對於裁培這位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人脈關係,有着悉心細膩的安排。

在此我們必須岔開一筆,說到「五十年不變」這個政策。說是「五十年不變」,當然不可能到了50年之後的2047年,突然來一個沒有預告的大變,「一國兩制制」在一天之內消失,因為期限已經過了。正如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已經在討論1997年之後的問題,同樣道理,2047年後的香港政治規則,在2030前,已經要立下定論了。事實上,在今日、在不久前,已經有人提出過,要開始討論2047年時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問題了。

如果中央政府要在2047年正式收回香港,又或者是,縱不收回,也要訂立一些更有利於中央權力的條文,那麼,的確是要在現在,就開始部署了。無論在政治權力方面、在民意操控方面、在傳媒控制方面,都得在今日,就是着手籌備。因此,說中央政府早就定下,在回歸10年之後,便要部署收回香港,這應該是可信的說法。至少,如果我是中央領導人,我也會這樣做。

董建華的下台

然而,世事不會如此順利,變局出來了。這變局就是,董建華治港不善,引起了2003年的五十萬人大遊行,導致了董建華在2005年的「腳痛」下台,曾蔭權走馬上任,一直做到了2012年。

董建華的下台,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的治港無能。有的說法是,這涉及了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的權力鬥爭,但這與本文無關,毋須談論。

無疑地,董建華的下台、曾蔭權的上台,打亂了中央政府的接收香港大計。根據那位梁營仁兄的說法﹕「因為曾蔭權的上台,中央政府的收回香港大計,已經遲了5年。」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2003年的大遊行,顯示出香港的民心尚未回歸,如果按照原定的計劃,梁振英在2007年上任,部署收回香港,顯然是太過急猝,恐怕反而會弄巧反拙,倒不如讓一個純香港人,即曾蔭權,來當一個過渡期的行政長官,讓中央政府再多5年,作為部署,那時再讓梁振英上台,那還未遲。

曾蔭權的個人特質

現在輪到討論曾蔭權這個人。

曾蔭權這個人,好貪小便宜,但卻沒有大志,但正因如此,其好處是任由擺佈,最適合去當一個過渡期間的傀儡特首。而他的身份背景,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中央政府曾經幫助過董建華,梁振英則是「疑似特別黨員」,但曾蔭權卻沒有這個包袱,而且他還繼續保留英國的爵士頭銜,形象上更有利於當時的政治局勢,就是令到香港人放心,繼續相信「一國兩制」,以便利於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密密部署。

香港政治的三大勢力

到了這裏,我們得討論香港在回歸之後的政治局勢。

香港的政治局勢,一直分成三個板塊。第一個是左派的勢力,也即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嫡系親兵。第二個,則是傳統的、打從港英政府時代,便遺留下來的固有勢力。第三個,則是反對派,而反對派的內部,也可以分為好幾派,但這與本文無關,不贅。

現在討論的是第二個勢力,其中包括了公務員系統、地產霸權、新界的「土豪」,以及那數十個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貴族」世家,諸如此類。

這些香港的傳統勢力,在港英政府時代的後期,快速崛起,這是由於英國人正在撒退,造成了權力真空,這些本地貴族遂乘時而起,搶奪了大量的權勢。更有甚者,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了順利回歸,不惜籠絡這些新貴。本來,富人的天敵是政治權力,但是當英國人忙於撒退,中國人又倚賴他們去當「盲公竹」,所以這些本地權貴遂沒有了天敵,其勢力急劇膨脹起來。

曾蔭權和權貴吃的政治免費午餐

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形容香港的權貴吃盡了「政治免費午餐」,正是因為縱觀在全世界,不管是民主,還是獨裁政體,香港的權貴付出的政治獻金和政治代價,都是最少的。而當他們在回歸之前的十多年,以至回歸之後的十多年,一共吃了二、三十年之後,已經習以為常了,並不以為這個制度有何不對路的地方。而在這個不成文的制度之下,最不對頭的地方,就是「too good to be true」,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

世上之所以有這麼便宜的事,皆因曾蔭權這個人。中央政府看得沒錯,曾蔭權這個人的確是很「安全」,不會作出逾矩的事。問題在於,這個人實在太過沒用了,也實在太過沒骨氣了,當他是財政司司長時、當他是政務司司長時,對着那些權貴們,謹小慎微,伺候在旁,宛如太監。這也難怪,這些政治權貴人人「上通天庭」,你說你與那位政治局委員相熟,我說我昨晚剛和哪位中央領導人把酒歡,他說他和那位太子黨是生意上的拍檔……這些巨頭,以曾蔭權的身份地位,連沾也沾不着邊。很自然地,他控制不住這些權貴。

當然,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曾蔭權本人的貪婪,令到他屈從於這些權貴的利益引誘之下。然而,他卻不知道,在中國,官場和商界的潛規則是:不管你怎有錢,始終要屈從於權力之下,而不是倒轉過來,由權力屈從於財富,所以大連實業的老闆徐明,在薄熙來的面前,只能做小弟,就算是他不停的付錢給薄熙來,他也只能做小弟,大哥始終是薄熙來。所以,當曾蔭權在本地權貴之前,表現得如此不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忍不住批評了一句,說曾不懂得「做Boss」。但以曾蔭權的智力,還不足以領略這句話的玄機。

總之,在曾蔭權在任的7年,結果就是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幅膨脹,地產霸權只是其中的一端。而他的無能治港,令到今日社會的天怒人怨,這當然是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事。

然而,曾蔭權的7年治港,最少也為中央政府爭取了時間,令到它有效的部署了收回香港的大計。

中央政府在港的部署

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部署,實在太多,不能盡錄,其中也有很多給報道過了,例如說,大批的內地尖子來港唸書,畢業後各據高職,各大左派社團密密種票,大量增加票源,至於持單程證來港、或是投資移民,前者在社會下層,後者則在社會高層,各各侵進了港人的領地,至於金融界,內地的菁英逐漸驅趕了香港的固有財經勢力,開始掌握了金融界的金權,也已經不是新聞了。

梁振英接班的變局

在2011年和2012年之交,問題在於,如何讓梁振英這位「疑似特別黨員」,去當上行政長官,正式的展開收回香港的大計呢?

中央政府在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之後,繼續任由梁振英去當行會召集人,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讓梁振英去接曾蔭權的班。

這個如意算盤的出現了障礙,問題在於一個人,就是梁振英本人。

梁振英是一個十分傲慢的人,他對安子介、董建華等人,算是亦師亦友,而且這兩人亦有強大的政治能量,所以梁振英向來是對之十分尊重的,可是,對其他人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不少傳媒都曾經報道過,梁振英對於提攜的他出身的葉國華,過橋抽板,上位後便冷待了後者。我當然也從友輩的口中,聽到過同樣的說法。也有不止一個人對我說過,梁振英對大地產商不假辭色,就是對着李嘉誠,也不例外。我聽過的一個故事,是在董建華的年代,李嘉誠和梁振英討論「八萬五」的害處,結果遭到梁的敷衍對待。姑不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李嘉誠後來的親唐英年,而遠梁振英,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梁振英連李嘉誠的賬也不賣,那麼,他對其他權貴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話說回來,當時的梁振英已是「王儲」之身,不出幾年之後,便將是未來的行政長官。在這個客觀形勢之下,他又何須對任何人賣賬呢?

然而,形勢急轉直下,董建華突然下台,曾蔭權登上了大位,這令到梁振英本來一片大好的形勢,忽然變成了劣勢。

在特區政府成立的初期,梁振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曾蔭權是財政司司長,在地位上,曾蔭權是低於梁振英。以梁的倨傲作風,當然不會有好面色給曾蔭權。想來曾蔭權也不會對梁振有何好感。如今反了過來,曾蔭權居然變成了梁振英的boss,情況之尷尬,可想而知。

現實的情勢是,曾蔭權不喜歡梁振英,本地的權貴也不喜歡梁振英,他們心儀的和悉心裁培的接班人,是唐英年。這令到梁振英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而他的接班,也因而出現了變數。

梁振英的努力經營

梁振英很明顯也感覺到這個不祥的變數。根據《東周刊》的說法﹕「過往被傳媒形容為冷冰冰的他,06年起開始在《明報》定期發表文章講述理念,翌年開始個人網站,又頻頻出席公開場合,接觸文化人,力銷他的基層福利義務,打民粹牌,營造親民形象。」

我從多方面聽來的消息,都說明了當年十分傲慢的梁振英,在近年,已經變得謙卑了,且喜禮賢下士。我的一個拍檔,和梁營的冧巴温張震遠是黃紙兄弟式的朋友。有一天,我在他的面前,大講梁振英的壞話,他引述張震遠的話﹕「今天的梁振英,已經不同了。他變好了。」

對於張震遠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但從他在市區重建局的所作所為來看,勾結地產霸權,是有目共睹的。我的拍檔為他說好話,我自然不信,但是有一天,我和涂謹申吃中午飯,他也向我保證,張震遠的人格絕對沒有問題。如果連反對派的涂謹申也保證張震遠的人格,我只能相信他。

有關梁振英的另一件軼事,是在行政長官選舉時,《星島日報》的記者Ivy在採訪時,冒犯了他,結果鬧出好大的新聞,甚至連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也出來說話。大家不知道的是,後來梁振英致電給Ivy,說要請她喝茶,結果在梁當選了之後,他真的約了Ivy出來喝下午茶,Ivy當然沒有和他單獨相處,而是帶同其上司。梁振英居然記得這種小事,大家都感到奇怪。這個故事是Ivy親口對我說的,因為我們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

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增

前文說過,香港一共有三股政治勢力﹕左派、本地權貴、反對派,如果任何兩派聯合,都可佔得優勢。在回歸之後,本地權貴與左派結盟,就是所謂的「建制派」,合兩派之力,對付反對派,因而在政治鬥爭中佔了上風。如果中方把堅持要把梁振英扶上行政長官的位子,第一個將會出現的問題,便是本地權貴的反抗。

正如在前文所述,本地權貴在曾蔭權的統治之下,勢力大盛,他們的強力反對梁振英,全力支持唐英年,那實在是麻煩得很。如果硬推梁振英,可能會令到他們消極抵抗梁的施政,更有甚者,如果部分本地權貴,甚至憤而同反對派合流,那就更麻煩了。

香港的「改土歸流」

說到這裏,我得分析一下,中央在收回香港時,所會採用的策略。

仍然以明、清時代的「改土歸流」來作為說明。在當時的西南地方,必然也有着反對中央政府的反對派和獨立運動分子,但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策略,卻並非是針對這些反對派,反而是癈掉原來支持中央政府的土司,換上了中央委派的流官。道理很簡單,反對派是驅之不盡的,基於同樣原理,中央政府要想收回香港,目標並非在於反對派,而是本地的權貴。但這一點,當然不能明言,否則說了出來,本地權貴就會激烈反抗,這法兒就不靈了。所以,中央政府的策略,就是慢慢地侵蝕本地權貴的力量,用慢火來煮蛙,蛙兒才會舒服地死去。

如果唐英年上台,接任曾蔭權的行政長官,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任由本地權貴繼續坐大下去,中央政府又如何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這當然是違反了中央政府的大戰略。

說到這裏,牽涉到一個最基本的大問題﹕坊間一直以為,中央本來屬意唐英年當行政長官的,後來因為唐英年太多醜聞,令到民意急下,才迫不得已,改為支持梁振英。我的想法,卻恰好與此相反﹕中央政府一心就是欽點梁振英。

梁振英上台秘辛

關於當日的唐梁之爭,《東周刊》第487期,封面故事「梁振英上台秘辛/365日暗鬥內幕」有過詳細的報道。我認為這報道字字屬實,句句查出有據。然而,在這些事實的背後,卻很可能另有故事。

報道說,中央政府屬意於唐英年當行政長官,「並不願意看到建制派有另一些人出來與他競逐。」在「2011年7月,在雖然不屬意於梁振英,特首選舉前半年,梁振英積極準備參選,就在此時,中央派人悄悄南下找他『密斟』,向梁振英正式傳遞信息,希望他不要參選。梁當時甚為服從,但同時保留轉圜餘地,向傳話者說:『假如唐英年出現任何差池,請考慮由我補上。』」

然而,當在2011年9月,唐英年有私生子的醜聞曝光之後,梁振英「先向傳媒放風,說將會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工作,準備參選。」而港澳協調小組的兩位副組長,劉延東和廖輝急急召了梁振英,上京解畫,而廖輝「一見CY,當面就叫他退出……消息人士說,梁振英當場拒絕廖、劉兩人的勸退。」不久之後,廖輝還找了王光亞,又再勸了梁振英一次,也再一次被梁拒絕了。

這個故事,毫無疑問是內幕中的內幕,絕對是事實。可是,這衍生了一個問題﹕是誰給梁振英這個膽子,去挑戰廖輝和劉延東兩位巨頭?不妨這樣說,如果梁振英是如此敢於挑戰政治權威的人,他也坐不上當日的位置。熟悉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這種挑戰權威的人,不可能在共產黨內生存,更遑論被提拔了。就這一點而論,我可以100%肯定,在梁振英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大人物在撑腰,而這個大人物的地位,當然遠遠在廖輝和劉延東之上,否則梁振英也不會聽其所言。

根據報道,梁振英的法寶,就是「親自撰寫了一封信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痛陳只得一名建制派候選人的厲害,胡錦濤最後一錘定音,拍板批准梁振英參選。」

這一段故事,固然也是真實無疑,然而其中不無玄機。梁振英拒絕廖輝、劉延東、王光亞三大巨頭在先,胡錦濤拍板在後,單單只憑寫一封信去「痛陳厲害」,憑甚麼肯定胡主席會批准他的參選?如果胡錦濤一旦不批,梁振英豈非同時得罪了三大巨頭?這個大禍,他又能否擔當得起?因此,就這一點而論,我也有100%可以肯定,必定是有一位身份地位極高的高人,在背後教路,而寫信給胡錦濤主席,不過是做做樣子,以假戲真做,以釋眾人之心,至於胡錦濤的最後拍板,當然也是早在寫信之前,已經肯定了的結果。

簡單點說,我並不以為港澳協調小組,可以決定特區行政長官的人選。行政長官的人選,只有政治局常委,甚至是總書記,才可以拍板。而香港人的關係網絡,只到了港澳辦和港澳協調小組為止,但這兩個機構的工作,其實只是執行更高層的命令,真正的決策過程,香港人是並不知曉的。

把酒拉關係 太傻太天真

本地權貴以為和中央政府的高層常常喝紅酒、拉關係,便可以獲得了其交心,直通天庭,但這只是太傻太天真的想法,只有不諳政治的香港人,才會有這種太傻太天真的想法。先別說共產黨人的黨性甚強,忠於黨的決策甚於忠於朋友,其實凡是政治人物,都以政治利益先行,朋友交情算老幾?

最有名的例子是當年的蔣介石和尼克遜情如兄弟,尼克遜選舉失敗,蔣介石依然視他如總統般招待,結果是尼克遜真的當選了總統之後,卻是第一個出賣台灣,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正因如此,我並不相信香港人的拉攏中央政府官員,便真能探知了政治局的真正決策,而共產黨人究竟支持不支持唐英年,也自有其政治利益上、長遠策略上的精心計算,而不是拉拉關係,喝喝紅酒,甚至是用金錢來賄賂,所能做到的。香港人是經濟動物,是永遠想不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的。

中央政府使這一招聲東擊西,一來正如前言,是安撫了本地權貴的心﹕哦,不用怕,梁振英只是陪跑的,將來真正當選的,始終還是唐英年。二來,既然人人都「知道」給中央政府欽點了的未來行政長官,就是唐英年,反對派的傳媒箭頭,就會統統落在唐英年的身上,這將會令到梁振英在參選時,少受了許多壓力。

結果果然是,當唐英年被揭發了「唐宮」僭建,遭受到傳媒的大力圍剿,成為了眾矢之的,承受了選舉的所有壓力。以事後孔明的角度看來,以香港的傳媒生態,大熱門所遭受到的傳媒攻擊,一定遠為猛烈,因為從反對派的角度看,如果唐英年以越低的民望去當選,越是顯出小圈子選舉的荒謬。誰不知,這正好是中正了中央政府的下懷。

在全港的傳媒努力一致,同時要把唐英年的民望拉低,不但在梁振英之下,而且還繼續把差距拉大,這已經製造出梁振英勝出的大前題。到得大家都發現了,梁振英將要雀屏中選時,已經是大勢已去,反對派再想回頭圍剿梁振英,已經太遲了。

梁振英背後的高人

為甚麼我會如此肯定地說,梁振英的參選和當選,是有着高人的指示,是中央政府的旨意呢?這又得回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

梁振英對付唐英年的方式,是大爆醜聞,大玩「泥槳摔角」,不但抺黑對手,也抺黑了整場選舉。大家試想一想,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撑腰,就是給梁振英吃了豹子膽,也是萬萬不敢去玩這個「死亡遊戲」。共產黨喜歡的代理人,是乖孩子、是能控制的人,如果梁振英夠膽不經上頭同意,私自去玩「泥槳摔角」,他早就給中央判處死刑了,那裏還有可能當選呢!

用同一個準則,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中,大爆行政會議機密,說梁振英曾在經在2003年的行政會議中,說過:「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如果說,這是犯了中央政府的底綫,那麼,梁振英的首先發動「髒彈戰爭」,豈不是更是「先撩者賤」?為甚麼梁振英可以肆意抺黑唐英年,拖垮了整場選舉的形象,卻不受到責備和懲罸?除了早獲得最高層的首肯,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再說,打擊唐英年、發掘出對方的大量醜聞,需要強大的大力物力。梁振英是個孤家寡人,朋友不多,知心的更是一個也沒有,怎有本事動用到龐大的大力資源,去發掘出唐英年的醜聞?他的背後,想來也有着大量外界看不到的資源和人力,去幫助他的奪位成功。

根據劉夢熊在《陽光時務周刊》的訪問的說法﹕「……在3月4日下午,習近平到北京飯店金色大廳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當時他身邊有王光亞。王光亞向習近平介紹我說﹕『這是我們的大筆桿子劉夢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3月11日晚,在釣魚台國賓館,賈慶林宴請我們港澳委員,當時馮華健大律師坐在身邊,我跟他說如果今天的主賓席裏,支持唐英年的廖暉沒有出席,那就大局已定。」

事實是,在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兩大巨頭,廖暉支持唐英年,王光亞支持梁振英,已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這宗舊聞卻有一個明顯的漏洞﹕以中共的體制和行事慣例,真的可以由兩大巨頭自由意志,一人支持一個嗎?我想,凡是對中國政治有上一點點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再說,如果《東周刊》的報道屬實,王光亞在梁振英意圖參選的初期,曾經加入勸退過梁振英,後來又怎會倒過頭來,去支持這位他曾經勸退過的人呢?

這個客觀情況的出現,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有一個比廖暉和王光亞更高級的人,對廖暉說﹕「你繼續去支持唐英年吧。」然後這個人,又或是另一個地位相當的領導人,對王光亞說﹕「你去支持梁振英吧。」否則,也是給廖暉和王光亞的膽生了毛,也不敢用自由意志去支持一個行政長官候選人。

當然,對於中央政府的心意誰屬,廖暉和王光亞也不一定知曉,亦不需要知曉,他們的職責,不過是按照中央的吩咐和指令,全力支持其指派下來的候選人,來一個假戲真做,如此而已。

當然,反對派的應對方法,是在梁振英當選後,發動猛烈攻擊,這就是現時的情況,但無論如何,梁振英已經當上了行政長官。

梁振英本人的努力

我雖說在這場選舉之中,由中央政府在幕後操盤,而中央政府屬意的,是梁振英。然而,這並不代表梁振英由此便可以放軟手腳,他還是必須盡力去打,才有可能打贏這場選戰。畢竟,中央政府操盤失敗的個案,也不無機會,如果一切可照劇本去進行,當年的董建華也不用下台了。

當時的選舉局勢,是在1,200張選票當中,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四、五百票以上,其餘的可以分為三份﹕民主派、本地權貴、中立人士。梁振英可以吸納部分中立人士的票,如測量界,如果中央政府盡力向本地權貴拉票,威迫利誘之下,多少也能拉到一部分。用這個計算方法,要力保梁振英當選,是勉強可以做到的。問題在於,如果強硬去拉梁振英上馬,將會招來本地權貴的太大不滿,這影響到未來梁振英的有效管治事小,影響到收回香港的大計事大。畢竟,在這個過渡時期,還是需要安撫本地權貴的,慢慢才「攞佢命」,也還不遲。

所以,梁振英最少要做到的,是在民望方面,超過唐英年,這至少令他有着一點,是勝過對手的,到時就算是中央政府欽點了梁振英,也只能說是民意所趨,封了本地權貴之口。幸好,以唐英年的民望,要勝過他,也實在不是一件難事。

終於,梁振英打了一場漂亮的傳媒戰,在民望方面,遠遠的超勝了唐英年。唐英年的「唐宮僭建門」,表面上,固然是致命的一擊。然而,回心一想,在僭建門之前,他的民望已經遠遠低於梁振英,縱是沒有了「僭建門」,在當時立即投票,中央政府以梁振英的民望遠遠高於唐英年為理由,號令鐵票全投梁振英,又有何難?「唐宮僭建門」事件,只是令唐英年敗得更慘,其支持者也敗得無話可說,如此而已。

梁唐一戰的其中最關鍵一點,是得到了某大報的支持。在這方面,劉夢熊在《陽光時務周刊》的訪問中,已經有過了概述。

在民主社會,選民都有自己的立場,傳媒機構公開支持某位候選人是很正常的,尤其在歐美國家,傳媒打正旗號甚至出錢出力為候選人助選,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以早前美國大選為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挺奧巴馬連任,而《紐約郵報》等傳媒則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各自拉票,只要不涉及賄選,公開支持哪一個候選人,既是市民的權利,也是傳媒的權利。」

所以我也相信,有報紙選擇支持梁振英,也是其自由意志所決定。如果說,區區一個劉夢熊,便能勸服到見多識廣、聰明絕頂的傳媒大老闆,那不過是劉夢熊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而已。

為甚麼我會特別說出這一段呢?因為正如文全文的分析所言,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的精心部署,是收回香港的大戰略的一個轉捩點,這個行動是必不可失的。但如果按照劉夢熊的說法,這是一開始是弱勢,全力去打,還是仗着劉的努力,多番幫助了梁振英,梁振英才能意外地當選。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如果說梁振英得憑着劉夢熊的幫忙,才能當選,這場勝選則只能是一場意外,而不能說是精心部署的結果,而本文的結論也就不存在了。

劉夢熊的幫倒忙

根據多篇報道所言,劉夢熊本人並非梁振英的固有班底,只是自動請纓,主動要求助選,如此而已。他在選戰的初期,固然有過一定的奔走,沒有功,也有勞。然而,他的黑金飯局,卻嚴重的拖累了梁振英的民望。我找到了3月11日的《明報》,報道說﹕「原本支持度大幅領先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其競選團隊和支持者劉夢熊被捲入『江湖飯局』,觸動港人最忌諱的『黑金政治』,市民頓然對梁振英起戒心……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因為婚外情及僭建問題,支持度一直大幅落後於梁振英,兩者差距最多超過30個百分點,但日前有線電視的民調顯示,梁的支持度已顯著回落至45%,唐則站穩20%水平。」

劉夢熊的挺梁,卻為梁增添了不少麻煩,減去了不少民望。換言之,劉夢熊對梁振英的幫忙,是負數,反而是幫了倒忙,如果沒有劉夢熊的加入,相信中央政府的操盤將會更加容易,梁振英的勝出也將會更無懸念。

梁振英上台後,打擊本地權貴

在這一個段落,我會概述一下,在梁振英上台之後,中央政府一步一步的打擊本地權貴,收回香港治權的部署。

香港的四大地產商之中,「長江實業」和「恆基兆業」的掌舵人年事已高,接班在即,影響力相信也會大不如前。「新世界」向來支持梁營,兼且和中國關係良好,在內地有着大量的生意,反而是支持中央政府的力量。至於「新鴻基地產」,在香港盤根錯節,影響力最大,而且在位者正當壯年,是收回香港的最大障礙之一,但梁振英政府只用了一宗官司,便可以把這顆釘拔除了。至於「華置」,是崛起得最快的權貴,在位者又是在盛年,也是憑着一宗澳門官司,便將其勢頭止住了。

蕭若元說過一番有力的分析﹕如果是偶然的一宗兩宗,可以視之為巧合,但是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便很難令人相信這是巧合了,相反,這應該是精心部署的行動。

同時間,「中國海外」開始在香港投地,「新世界」也在夥拍「萬科」,在港投地,這似乎有點兒「新世界」為「萬科」當盲公竹,帶它進入香港市場的意味。但無論如何,內地地產商來港投地,分本港地產市場這場肥肉的一杯羹,將會愈來愈普遍,也是肯定的大趨勢。

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央政府並不介意港人有錢,它要的是權力,不是錢。例如說,像「怡和」、「太古」這些公司,在香港仍然擁有大量資產,尤其是優質收租物業,可是這並非中央政府的關心所在,因為這些英資大行,雖然十分有錢,但已失去了英治時代的影響力。同樣道理,中央政府打擊香港的權貴,也並非要「鬥地主」,目的不是要奪去他們的財產,而是要剝奪其政治影響力。

換句話說,曾蔭權政府從行政長官以至於整個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向本地權貴諂媚,這個時代是過去了。今後玩的,是中國的遊戲規則﹕財富要向權力叩頭,就算是富可敵國的超級富豪,碰上了弱勢特首如梁振英,前者也只能站在後者的身後,為當權者站台唱好。

新界的鄉紳土豪

至於新界的鄉紳土豪,自然也是梁振英政府的收拾目標之一。很多人以為,新界娜紳土豪向來親中,是中央政府的聯盟。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話,叫「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從管治的角度看,政府難以長期容忍新界實行的「法外之法」,新界原居民所擁有的特權,顯示出政府權力之所不及之處,如果中央政府要逐步收回香港的治權,也來一個「改土歸流」,新界問題也是必須處理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梁振英上任之後,對於新界的態度,是越加緊壓,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當然,正如前文所言,梁振英政府要收回新界的治權,也必須使用慢火煮蛙的方法,否則就會打草驚蛇,引來不必要的反彈。

附帶一提,當年的港英政府之所以不能對付新界,其一是因為條約的時間所限,既然「妾身未明」,到了1997年,便得被中國收回新界,那又何必作出長期解決的方案?

其二是因為當年新界的民風確實強悍,而且地方廣大,實在不易對付。可是,今日的新界已半被城市化,不少原居民已經外遷,搬往城市居住,亦已滲入了不少外地居民,這些人並沒有原居民的特權,不會為原居民的利益而拼命。而且,經過了這些年頭的太平日子,原居民的強悍民風亦已大為收斂,真打起來的決心亦當大為減弱,政府自然也變得「不怕」原居民。

其三是今日香港飽受地產霸權之所害,城市居民對於原居民的獨享特權,亦是大為不滿,特區政府大可挾着城市居民的民意,去壓迫新界原居民,以達到收回新界的終極任務。

金融發展局的成立

香港是個金融城市,財金部門是其命脈之所在,中央政府如要收回香港,首要就是要抓財金部門。然而香港政府的財金部門全由港人官僚所控制,而這些港化官僚又全和本地權貴勾結往來,當年的董建華政府縱是由金融專家梁錦松去操刀,也動不了財金部門的基本。因此,如果不另設權力中心,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從奪權,這就是金融發展局的基本成因。

金融發展局招攬了六名中資背景的成員,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爭奪金融權力的一個機構。事實上,當最高權力者要向下級奪權時,另外成立一個機構,架床疊屋,向來就是政治上慣用的手段,歷史上出現得太多了,明朝的太祖和成祖成立成立內閣,以取代宰相,清朝的雍正成立軍機處,以取代內閣,都是很好的例子。

「收回香港」的推理證據

我為甚麼不厭其煩,述說了以上這些梁振英政府向本地權貴奪權的分析呢?因為,這和解釋梁振英的上台大有關係。

第一個扣子是﹕以上的部署,都是深思熟慮,收回香港治權的行動。如果梁振英沒有上台,中央政府會不會很想做這些事情呢?

答案是﹕當然很想,因為這些都是吃下香港的第一步。如果沒有第一步,那就不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了。

第二個扣子是﹕中央政府已經部署了很久,例如說,那些可資信任、進入了金融管理局的中資機構成員,早就領取了香港身份證,而「新鴻基地產」和「華人置業」的兩宗案件,也是早經部署完畢,只待梁振英一當選,便按鈕實行了。這些部署,如果梁振英不當選,豈非統統白幹了?

答案是﹕以上的「收回香港」的部署,是中國對香港的大戰略,如箭在弦上,勢在必行,不可能撒回不幹。

第三個扣子是﹕如果唐英年當選了行政長官,以上的所有「收回香港」的具體行動,會不會進行呢?

答案是﹕唐英年正是本地權貴所中意的政治代理人,如果由他來當行政長官,目的就是要保護本地權貴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又怎會倒過頭來,反去清算本地權貴呢?

從以上的三個扣子,我們可以得出﹕第一,中國的大戰略是收回香港,而且正在緊密部署中。第二,梁振英上台,可以把這個大戰略付諸實現。第三,唐英年上台,這個大戰略就要擱置,等到唐英年下台,才可以實行。

所以,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央政府向來就是屬意梁振英去當行政長官,而接受唐英年參選,後來又用種種手段,把唐英年打下來,只是掩眼法,令到本地權貴以為這是唐英年的不濟,讓他們輸得服氣,卻不知,這由此至終,只是一場設局。

李慧琼將是下一代接班人

最後,我想特別拿出來一提的是,在梁振英之後,將會由誰來當行政長官?

正如前文所言,中央政府的部署,是長期性的、戰略性的,當梁振英當選了行政長官之後,下一任的部署,必然也會緊密進行。

這個人選,必然有着如下的條件﹕

1.年輕,就像三十年前的梁振英,有條件去長期等待。

2.港人背景濃厚,這是必不可少的「偽裝」。

3.形象良好,例如專業人士。

4.疑似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背景,因為由梁振英開始,中央政府只會容許共產黨員出任香港的行政長官。

當這個未來的「儲君」一旦挑選了出來之後,就會悉心培養,增加其政治本錢,就如當年的梁振英歷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秘書長、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等。如要符合以上所有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李,慧,琼。

李慧琼是純種港人。注意「純種港人」這個名詞,因為真正的「純種港人」,其實是原居民,但是在香港,由於原居民的形象不佳,所以反而是內地移民的後代,才能算是「血統純正」。這正如在台灣,血統最純正的,並非山地原居民,而是福建閩南的移民後代。

她畢業於科技大學,是專業會計師,直選區議員出身,加入民建聯後,2008年經地區直選成為立法會議員,又被梁振英政府招攬進行政會議,2012年的超級區議員選舉中,以票后的姿態,獲票總數甚至蓋過了陳婉嫻,成為了超級區議員。中央政府裁培她的用心,是昭昭可見的,而我相信,林煥光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退下後,將由李慧琼來接任。

一個形象乾淨,還經過直選的磨練,而且還是票后,最後還有行政會議的政策討論經驗,相信由李慧琼來接梁振英的班,應該是最適合的。再者,李慧琼的品格和人際關係,也該高於梁振英,至少應該不會鬧出醜聞,所以其接班相信也會更為順利。

最後不得不提,李慧琼是曾鈺成的門生。曾鈺成人格高尚,忠心為黨,為黨打拼了一生,兼且才氣縱橫,在香港政壇罕有其匹,而且,卻因為總總的客觀原因,不能當上行政長官,如果共產黨能讓其門生當上了大位,也算是還給了曾鈺成的一條「人情債」。

當然,在安排上,李慧琼將會是未來的行政長官。但是,前面不是說過了嗎?世事多變,操盤失敗的事,也是在所多有,究竟李慧琼能不能順利接班,那是很多年之後的事,其中有沒有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到老母雞變鴨,也是說不準的事。

寫作本文

本文是這一年來,許多想法加起來的一個總論,算是對這個課題的一個總結。我想,我總算是做到了不偏不倚,客觀分析,把許多碎片拼合起來,用推理去串連,成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解釋了有關這次關係香港未來的選戰的許多不明之事。

在香港,要不設既定立場,客觀分析事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在這幾年來,不斷有人指摘我,說我收了共產黨的錢,我想,這種指摘是不須回應的。畢竟,在香港,收過共產黨的資助的人實在太多了,其中包括了不少民主派和一些表面上很有骨氣的中立人士,但我,很不幸,卻不是其中之一。這也許是因為我還未夠班次的原因吧。

我想,聽其言,觀其行,也許還得加上「看其文」。我手寫我心,而大家看我的文,也可知我的心﹕我從來的立場就是中立,而寫文章只是用理性分析去表達真相,在這個非理性的、非楊即墨的社會中,抱着這種態度去寫文章,難免會遇上一些麻煩。而在寫了這篇文章之後,我只能說,這種水平的文章,在今日的香港,應該是沒有人能寫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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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eb-2013 Facebook)

分拆酒店房間規範化,把壞事變成好事

「長江實業」把在葵涌的酒店雍澄軒的房間分拆出售,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討論和分析這事件之前,我們必須知道以下的三點基本事實﹕
第一點,分拆酒店房間出售,並非「長江實業」的發明,而是在外國行之多時的商業活動。這些分拆出售的酒店房間,有時只賣出一半業權,由酒店和買家共同擁有,有時則把業權全數賣出,酒店只負責管理,和收取管理費,「長江實業」這一次的做法,是屬於後者。

第二點,這些所謂的「酒店房間」,嚴格來說,並非完全的酒店房間,而是服務式住宅。服務式住宅近年興起,介乎酒店和住宅之間的一種居住形式,它提供了空間供人居住,但說它是住宅呢,它又有酒店的服務供應,如果說它是酒店呢,它所提供的服務又太少了,不能夠算是完全的酒店。然而,正是因為它的服務範圍不及酒店,經營成本也就較低,因此,也可以提供了比較優惠的住房價格。因此,這種居住形式在近年以來,大受歡迎,也就是不足為奇的事了。

第三點,「長江實業」的把酒店房間分拆出售,固然是開創香港的先河。可是,這些房間在出售之前,也一直在出租著,而且,不少的租客還是香港居民。換言之,從租務市場的角度看,這些酒店房間一直就是香港住宅樓宇的直接競爭對手,也享有和香港住宅樓宇的同等待遇,只是現在從租變買,改變了部份的性質而已。

如果按照國際的大氣候,把酒店房間拆售,並沒有甚麼不對的,去到哪裏,道理都說得通。然而,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客觀環境,那就變成了一項大受爭議的議題了。
經過了這幾年來,政府的惜地如金,令到住宅土地變成了寸金尺土的瘋狂價格,然而,因為工業低迷,工業用地卻是毫不值錢,在幾年前,呎價不過是幾百元一呎,政府為了令到土地有著更佳的用途,也不反對把工業用地變成酒店用地。反正,由於自由行,香港也大量的缺乏酒店,多建酒店,把工廈變成酒店,看起來,也不是壞事。

問題在於,住宅用地和工業用地的價錢相差十倍,但是如果酒店以酒店式公寓的形式去經營,則可以把酒店和住宅的界線變得模糊,這樣下來,就給商人有機可乘,給鑽了空子。
如果純從市民的利益去看,可以用廉價買到精美的房子,有何不對的地方?在今日,地產價格高企,反正這些所謂的「酒店房間」,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租給了香港人去長期居住,是不是把其正常化,把它們賣給香港人,非但港人受惠,而且也有效地舒緩了樓價,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

然而,政府最大的關注,莫過於這些酒店的土地,買入時,是以工業樓宇的格去買入,然後卻以住宅樓宇作為標準價格去賣出,卻沒有補地價,這相等於從政府庫房的口袋裏取走了金錢,自然也是不可以忍受的事。

我們的看法,是應以市民的利益為上,就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查實,政府並不需要一刀子禁絕出售酒店房間這行為,因為這也是對香港市民有利的,何必要與市民為敵呢?政府只需要承認事實,把這個行為規範化,例如說,定下有關的法例條款,以及買入酒店的規範準則,當然,酒店在分拆出售房間之前,也要補足地價,而政府也必須對補地價的計算方式,製造出一套客觀的計算準則。如此一來,則酒店房間大賣特賣,工廈也可以大量興建為酒店,商人得利,市民得益,政府也解決了問題,一舉三得,豈不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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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講合法不談道德,香港中國齊學上路

嚴格說來,世通假期的團友得不到酒店住宿的安排,迫得要在旅行巴士中過夜,並不能說是違規,只能算是鑽空子,因為它畢竟安排了團友在郵輪中渡宿,而在郵輪中過夜。況且,世通假期甚至沒有安排駁船,讓團友上岸觀光,令到一名男團友憤而跳海,變成了一場鬧劇。

然而,雖然法例並沒有規定,旅行社不能安排團友住進郵輪,但是,它的旅遊章程畢竟是寫明了,要住進三星級酒店,這未免是貨不對辦。當然,世通假期也可以說,這郵輪的規模和設備,是完全依照三星級酒店的水平……這樣的爭辯下去,真的是越辯越混亂,有理說不清了。

如果從以上狡辯的角度看,世通假期的做法,在法例上,很可能是合法的。當然了,合法的事,不一定是合理。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指這是羞恥、不能接受,也是恰當的指責。而有團友憤怒地說,永遠不會再來港旅遊,也可能代表了不少「苦主」的心聲。

話說我們曾經批評過,香港的公共事業,例如巴士公司、電力公司,依法「賺到盡」的做法,卻罔顧社會公義,實在是非常的不道德的事。至於電訊網絡商的不良經營手法,更是人神共憤,700萬名香港人無不飽受其害,更不在話下了……慢著,旅行社的不當經營,和公共事業的罔顧社會公義,又有甚麼關係呢?答案是﹕這兩者都是披著合法的外衣,去「合法地賺錢」,但是卻均令到公眾憤怒了。

不過我們又可以反過來說,從經營者的角度去看,現在不少消費者的態度,都是大有問題。例如說,到餐廳去,喝一杯不花錢的水,坐上兩、三個小時,也是「消費者權益」,至於動軏投訴,也是家常便飯,閒過立秋的事。那些內地遊客,參加「零團費」的旅行團,卻堅決不肯購物,是擺明要白吃白住旅行社老闆,皆因「零團費」並沒有說明必須購物,老闆提供這種愚笨的條件,正是活該他白吃虧當豬。

以上的種種行徑,當然都是合法的,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古時,這種事是沒有人做的,因為,以前有一句老話,叫作「上路」,這種做法,就是「不上路」,雖然是合法,但做了出來,卻是為人所側目,為人所不齒的。古時的人就是做了不上路的事,至少都會心中有愧,而不會像現在的人一般,只要是合法的,就可以肆無忌憚,甚至是面無愧色地去幹了。

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不單是只限於合法的事,便能去做。例如說,貨物出門,可以任由退換,先決條件是大家都是良好的公民,不會無故去佔店舖的便宜,把用過的東西,拿去更換新的,甚至是換回金錢,或者是隨便買下。良好的公民是只會當貨物真正出現問題,或真的不適合自己時,才會去更換貨物。如果人人都去亂換貨物,那麼,店舖也就不可能提供「貨物出門,恕不退換」的條件了。

換言之,在法例和法例之間,還有很多的灰色地帶,憑著人們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情操,去遵守、去維持,這個社會才能夠維持穩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才能夠維持低的社會成本。

西方人雖然沒有「上路」這個名詞,但卻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西方都有良好的公民,無論是企業家,以及消費者,都不會去隨便踰越這條界線。但是,在中國,以前是靠著道德去維持的,缺點是無法無天,現在卻變成了用法律去維持,缺點就是人們忘卻了道德。須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會的兩條腿,缺少了任何一條,都不能走路。而香港人,中國人,似乎得要重新學習甚麼是「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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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的一部份!

「佔領中環」行動並非第一之,早在2011年,已經有人響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佔領過一次中環,但那一次為的是反對金融霸權,而這一次,則是為了爭取普選。

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的,是法律學者戴耀廷。戴耀廷並非泛民政黨中人,這是事實,但是坊間稱他為「温和民主派」,則恐怕不是事實。在這些年來,他定期撰寫文章,對於現政府和建制派作出筆伐,用辭理據之犀利,批評力度之劇烈,應該怎也不能說成是「温和」。不過他向來只是訴諸文字,並沒有付諸行動,也是事實,然而一動則已,一動驚人,這一次的「佔領中環」行動來勢汹汹,將會成為下一波政治鬥爭的焦點,似是必然的大趨勢。

我們在「德育及國民教育」一役中,曾經預言過,就是政府就是在這一役之中屈服了,不消多久,反對派又將會發動第二波的鬥爭,沒完沒了。而果然,「佔領中環」行動接續而來,繼續反對派的抗爭活動。

這一次的「佔領中環」,將會是持久性的抗爭活動,設定在明年進行。而在今年,也將會有著兩次的預演。

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佔領中環」將會癱瘓香港的金融經濟,後果非同小可,究竟民意的依歸為何,會不會抗爭不成,反而為反對派帶來了失去民心的副作用,沒有人可以肯定,所以有必要來一次預演,看一看市民的反應如何,再來演出「下集大結局」,那將是較為穩當的做法。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擔心,這一次的「佔領中環」,是迫解放軍出動,去重現「六四事件」。但是根據戴耀庭的文章和訪問,解放軍清場的確是有可能,但是中央政府選不能考慮到代價沉重,所以應該不敢輕舉妄動,如此一來,就要在普選方面,作出妥協了。

如果是純屬政治博奕的角度去看,究竟解放軍會不會鎮壓,並不是現在就可以知曉的。中央政府的決定,只會基於一個客觀因素,就是究竟有幾多人支持這個「佔領中環」的行動?
如果有很多很多的人去支持,去參與這個「佔領中環」的行動,例如說,像「七一遊行」的五十萬人,那麼,中央政府只有讓步的分兒。如果參加的人不多,社會上的支持呼聲又不高,那就使用警察去驅逐,就足夠了。只是,假如參與的人不多也不少,大約是如戴耀廷的所言,有著一萬人左右,而且這一萬人是長期不撒退,而社會上對他們又是毀譽不一的,那麼,解放軍的鎮壓,就有可能了。

如果純從博奕論去看,當日特區政府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上讓步,結果又來一個「佔領中環」。這證明了,現在反對派和政府的鬥爭,本質上是政治鬥爭、是權力鬥爭,是沒完沒了,你死我活的遊戲。如果政府在這一陣之中讓了步,很快地,反對派又會捲土重來,爭取修改《基本法》,讓香港擁有更大的自治了。所以,政府縱是讓了步,也沒有用,倒不如不讓算了。

這一次的「佔領中環」行動,相信暫時來說,政府只能靜觀其變,看看局勢的發展,而反對派也將會在這一年之內,發醇和醖釀這次行動,搞兩次演習,看看市民的反應,再作出下一個行動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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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細價樓會不跌反升?

特區政府在上星期五宣佈了新一輪壓抑樓價的措施,過了幾天,其效果出來了﹕一如我們在周六的社論中,根據已知的地產理論所預測,壓抑樓價的結果是先跌成交,至於樓價是不是相應地下跌,那就得看一兩個月以後,才見分解了。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細價樓非但不跌,反而上升了少許。如果用事後孔明的眼光去看,這其實也是離開不了樓價的基本定律,如果在事前經過小心的推理,還是可以在事前推得出結果出來。

事實是,樓價到了去年,已經是高處不勝寒,豪宅已然升得太高,升過了正常人的購買能力,再也很難繼續上升下去。但是,由於樓宇供應量持續缺乏,而市場上的低息環境也持續維持,在樓少錢多的客觀情況之下,樓價也就跌不下去了。

於是,從去年開始,資金已經從豪宅,轉移到價格較低的細價樓之上。一來因為相對來說,細價樓的呎價較平,比較之下,較為抵買。一來,細價樓的單價較少,絕對價格不高,購入的總成本也較低。

所以,月來的樓價升幅,也是以細價樓為主要的「龍頭」,相比之下,升幅最高。由於細價樓牽涉到一般市民的「上車」,對於民生的影響力較大,因此政府用快速的手段出擊,打壓樓價,這是正確的做法。

政府出擊的手段,一來是收緊按揭,二來呢,則是大幅增加印花稅。三來則是把新增加的印花稅,也適用於工商物業,包括了酒店,而且需要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之後,即時交付。

問題就出現在增加印花稅之上。

新增加的印花稅,200萬元或以下的交易,印稅率將由100元,增至交易額的1.5%,其他交易的稅率,則全面增加一倍,而由樓價2,000萬元或以上的樓宇,須繳付最高稅率,即從4.25%,增加一倍,達到8.5%。

如果用數學去計算,增加印花稅,相等於樓價的升幅。你買一間2,000萬元的房子,本來連稅是應該交付2,085萬元。所以,其實樓價不是2,000萬元,而是你所付出的2,085萬元才對。但是,當印花稅加了之後,你便得使用2,170萬元去買樓了。這變相等於房子加了價。

如果房子加價,當然會壓抑了購買的意欲,所謂的打擊樓價,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現在的情況,是豪宅的印花稅加得多,細價樓的印花稅加得少。在數學上,這相等於一天之內,豪宅升值了4.25%,而細價樓則只升了1.5%。而大家必須記得,在宣佈增加印花稅之前,樓價的風眼中心所在,不是豪宅,而是細價樓,如今反過來是豪宅加得多,細價樓加得少,當然是壓制不住細價樓的加風了。

更有甚者,現在把壓抑樓價的措施,從住宅樓宇,一併牽連到工商樓宇及酒店,結果就是,這個部門的資金,也轉移到了交易成本最低的細價樓之上。

這即是說,當政府增加了印花稅之後,細價樓固然是受到打擊,因為畢竟是從200元,加到了1.5%,加幅並不算少。但另一方面,原來炒豪宅和炒工商樓宇的資金,卻走到細價樓的市場來「避難」,一減一加之下,由於細價樓的單價較低,給這兩股洪水一浸,便又滿溢了。

以上的分析,證明了樓價的走勢趨勢,離不開那幾條簡單的理論,只要在推出政策之前,預先做好政策分析和沙盤推演,則應該是可以把失誤的情況減至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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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r-2013 Facebook)

把房屋政策回到1990年之前才是王道

在昨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了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我們的評價是,這份預算案平實有餘,驚奇不足,如果是在港英政府的時代推出,已經足夠及格了,但以今日梁振英政府的民望而論,推出這份預算案,可說是自尋死路。然後,年薪四百四十萬元的曾俊華局長也再來一個反高潮,居然自稱是「中產」,遭到民間的圍罵,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我們在今日,應該是繼續去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以痛罵曾俊華這位「中產階級」的筆法,去指出《財政預算案》對「一般中產階級」的照顧不足,可是,政府居然突發一招,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宣佈,將於2013/14年度取消勾地機制,由4月起,將會恢復定期賣地政策。相比起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恢復定期賣地,顯然是重要得多、震撼得多的一條政策,此所以,我們也暫且擱下了《財政預算案》,而去討論恢復定期賣地的政策。

在香港,一直採用定期賣地的政策,因為這是最健康的售賣土地方式,可以定期地推出土地,以應付市民的土地需求。然而,在1997年,發生了金融風暴,令到樓價大跌,地產商對於買地興趣缺缺,於是,在1999年,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勾地政策」,即是政府把預算售賣的土地,放進了一份「勾地表」之內,直至有發展商向政府表明了購買意向,並且承諾了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政府才會把這塊土地,推出市場拍賣。

「勾地政策」的壞處,是政府把拍賣土地的主動權,從自己的手上,放到了發展商的手上。這政策大受發展商的歡迎,不在話下,而由於發展商控制了主導權,自然會令到樓價易升難跌,而且,也令到土地供應嚴重不足,因為發展商會擇肥而噬,寧願採取暴利少銷的策略,也不願意薄利多銷,對於勾出地皮,自然也是採取了極度保守的策略。

如果要作出一個比較,定期賣地是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為目標,而勾地政策則是以發展商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次要目標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要政府認為合理,才會把那塊土地公開競投。換言之,一塊土地必須是政府認為是賺夠了,發展商也認為是賺夠了,才能賣得出去。這兩條政策的孰優孰劣,是不問可知的。這些年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越住越壞,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拜「勾地政策」之所致。而很明顯,「勾地政策」是一條不公義的惡法。

這幾年來,社會上有一個呼聲,就是取消勾地政策,恢復定期賣地。我們從梁振英政府施政八個月的所言所行,亦早料到它將會恢復定期賣地,只是由於定期賣地所需要的土地庫更大,如不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就難以推行,所以我們認為可能還要再等幾個月,才會正式推行,把賣地政策回復正常化。誰知梁振英政府的工作進度,竟然比我們所料者為快,這自然是值得讚賞的。

「勾地政策」將會成為歷史,而在這個慘痛的經歷中,我們有沒有得到教訓,學了乖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土地供應是影響民生,影響市民居住環境的大事,而樓宇從賣地到建成,最少也要四至五年,才能成事。但是金融風暴的影響力,卻是一年半載,頂多是兩年三年之間的事,如果用土地供應的政策去化解金融風暴的襲擊,非但沒有用,反而會發生反作用。令人嘆息的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當年的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錯了一次,但在十年後的金融海嘯,曾蔭權政府又再錯一次,吃了虧還學不了乖,這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其次,從1990年至今日,香港的樓價升升跌跌,而政府為了調控樓價,不停的作出行政措施,而這些行政措施有的有利樓價,有的不利樓價,但是,這些行政措施一旦施行了,卻並非臨時的,當它存在的客觀條件消失了之後,依然在實行著,這令到市場不停的扭曲,而且是同時既向左扭,又向右扭,既存在著自從1990年開始分步實施的收緊按揭、樓花、多次增加印花稅這些壓抑樓價的措施,同時又存在著「勾地政策」這種有利樓價的行政措施,真是自相矛盾,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簡單來說,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政府在樓市上升時,則用行政措施打擊樓價,但在樓市下跌時,則是減少供應量,從供應量著手。我們同意第一點,使用行政措施,去控制樓價,但卻反對第二點,因為減少供應的同時,也就是令到市民的居住空間減少了,這自然是不正常的政策。我們的看法是,樓價上升時,用行政措施,是正確的,但是,當樓價下跌時,只消訂立日落條款,撒消行政措施,才是正路,才是公道的、王道的做法。把房屋政策回復到1990年以前,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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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外另起爐灶,關愛基金不成體統

曾俊華在周三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我們的評語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得出來的結果也就是差強人意,而人們對其討論的重心,集中在其「派糖」政策之上。

就其「派糖」政策,市民覺得最失望的,莫過於今年不肯派錢,而我們覺得最失敗的,莫過於注資150億元,進入「關愛基金」。

我們一向的立場,是反對「關愛基金」的存在,因為政府的扶貧,或者是幫助「三無人士」,理想的方法,就是制定政策,而這政策必須是完善覆蓋的。換言之,如果幫助低下階層或「三無人士」,居然需要到政府另外成立一個基金,這就是政府政策的失敗。

舉個例子,為長者付錢洗牙,便是「關愛基金」的工作之一。但是,如果一個政府成立的基金,居然細心到連長者洗牙的小問題,也要去「關愛」,可未免是太瑣碎,也太累了。

事實上,政府的扶貧政策,只應該看大方向,也即是說,付錢就足夠了。至於為長者洗牙之類的瑣碎小事,向來有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機構去負責,例如說,由馬會付錢的公益金,以及各式各樣的慈善團體。政府如果有心要「關愛」,只需注資到這些機構,由它們自行決定,自行管理,就足夠了。

「關愛基金」成立於2010年,運作於2011年,本意是因為民間的仇富情緒嚴重,所以由政府和富豪們各出一半,去「關愛」一下社會,以紆解社會的不滿情緒。另外的一個深層原因,則是因為當時的曾蔭權政府要支持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參選行政長官,而由唐英年去負責「派糖」,可以有利於提高其民望,有助其選舉。

然而,事與願違,現在的情況,是唐英年既選不到行政長官,更有甚者,從開始時,富豪們已經對注資這個基金興趣缺缺,五十億元的初始募款,也未夠數。這至少可以證明了一件事﹕香港的富豪們的愛心的確是大有問題,社會上的普遍仇富現象是大有道理的。而第二個答案則是﹕這些富豪們固然是愛心欠缺,但連基本的粉飾形象工作,也無心去做,如果從這一點去看,他們非但沒有愛心,簡直是愚蠢了!當社會上的富豪權貴們普遍表現出沒有愛心,令到大眾普遍對其憎厭時,政府的「鬥地主」政策便成為了「天命」,變成了民意之所趨,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情況。

現時的「關愛基金」,既然商界拒絕贊助,變成了政府一力獨資,已經是與原意南轅北轍,也成為了政府的一項責任。我們曾經說過,政府不不理會它,任由它「自然死亡」,應該是最好的做法。然而,政府非但不肯這樣做,反而倒轉而行,更加碼注資150億元進去,這自然是非常不當的做法。

當然,我們也明白,在政治上,今日的「關愛基金」,最高決策人已不再是唐英年,而是支持梁振英的「梁粉」。把錢撥進「關愛基金」,相等於把錢存進梁振英集團在政府體制以外的小金庫,不受到政府撥款的嚴密程序監管,讓「梁粉」們有「budget」去進行粉飾政治形象的工作。另一方面,這也令到在梁政府中佔著吃重角色的扶貧委員會有錢可用,不致於淪為一個空談的「無錢司令」。

我們一向的立場,是服從現實政治。政府注資150億元到「關愛基金」,從公共理財的角度看,是不好的。但是,由於這有利於梁振英的政治利益,而在大方向上,也並非完全是把錢浪費掉了,這也就算了,不去作出深責了。

正如我們在日前的社論所言,梁振英政府這一次的《財政預算案》,是把許多工作的分工正常化,例如說,把《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嚴格分工,諸如此類。然而,如果一方面搞正常化,一方面又很不正常地另起爐灶,大肆注資政府架構以外的「關愛基金」,這可未免太過不成體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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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商吃慣霸王飯,政府出手牽動神經

政府取消勾地制度,的確並非向地產商開戰。畢竟,勾地制度只是一時權宜的行政措施,本意是用來減低因為1997年因為金融風暴而帶來的樓價下跌趨勢,只是後來因為經濟衰退,樓價持續下跌,勾地制度便繼續存在下去,而在樓價掉頭向上時,又正值曾蔭權政府執政,主力奉行偏幫地產商的政策,所以這一條本應是權宜之計的勾地政策,遂一直實行了14年,直至在日前,方才給梁振英政府廢除了。
換言之,梁振英政府的取消勾地政策,恢復定期賣地,不過是撥亂反正,把前朝的錯誤政策取消了,換上正常的、健康的定期賣地,如此而已。正如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所說的,這樣做,有助於市道平穩發展。這自然也和政府同地產商開不開戰,沒有關係。
然而,空穴來風,未始無因,記者之所以發出此問,正是因為在社會中,一直有著這個懷疑,所以才會發出這個問題。所以,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為何有這麼的一個疑問呢?
眾所周知的,在這幾年以來,地產商在香港,佔盡了政策上的優惠,政府為了地產商的利益,不惜為民為敵,令到千千萬萬的香港人住在斗室之中,睡在籠屋之內,都不過是為了讓地產商們賺到數以百億計的金錢,如此而已。本來,香港人只是懷疑,並沒法子證實這些髒事,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因為一連串的訴訟案件,例如許仕仁的賄賂案,令到政府勾結地產商的行為終於「小」白於天下,而公眾也因而恍然大悟﹕原來我們的困於斗室,無論是小市民的生活,還是中小型企業所遭受到的貴租慘況,都是一個陰謀之下的結果,而這陰謀的背後目的就是,把700萬名小市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寶貴金錢,向寥寥幾個大地產商的口袋去輸送。
為甚麼我們說是「小白於天下」,而不是慣說的「大白於天下」呢?因為一宗半宗案件,不過是故事的一個小部份,地產商們的種種行為,自然遠遠不止於此。例如說,他們大量勾結政府的中小級別官員,以利於其發展項目工程上的審批,在區議會、城規會等等機構上安置了大量自己人,自然也少不了大量資助一些所謂的環保組織,不停以環保為理由,千方百計破壞、阻止香港的建設,從而令到那些大地主、既得利益者、擁有大量商場和甲級商廈的大業主,可以無本而生利,吸食市民的血汗錢。
換言之,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地產商們勾結政府官員,貪贓枉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只能說是「小白於天下」,而非「大白」。
正是因為今日香港的地產市場已經嚴重的扭曲了,而地產商們也吃慣了一頓又一頓的「霸王盛宴」,吃完了價值萬元的鮑參翅肚,付出一百元,打賞給伙計,便揚長而去了,突然要他們吃飯付錢,當然是大大的不慣了。所以,每當梁挳振英政府企圖打壓樓價,地產商們便會努力反抗,例如說,地產建設商會副主席梁志堅三番四次的惡形惡相,攻擊政府的做法,便是最好的例子。
總括而言,地產商吃慣了霸王飯,現在改變制度了,吃飯要付錢了,這在霸王慣了的人的眼中,當然是向他們開戰,可是,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撥亂反正而已,到餐廳吃飯,本來就是應該要付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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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2013 Facebook)

水貨合情限制奶粉無理,中港矛盾牽涉生存空間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商品,已經不是新聞了,從名牌時裝手袋,到參茸海味,以至於副食品,都是內地遊客搶購之列,如果從商機和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況且,其他地區的人喜愛香港零售業所出售的商品,即是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質素保證,這非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代表了香港的競爭力,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然而,正如我們在年來多篇社評中討論過,內地人的大量來港消費,如果香港有足夠的配套去承受,這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然而,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基建配套去承受這大量的遊客,那就變成了遊客和香港人一起在搶奪有限的資源,好事就登時變成了壞事,本來已經存在的中港矛盾也迅速深化劇化,令到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急劇升級,自然也是極度有損中港關係的。而這個深層次矛盾隨著搶購奶粉事件,因而更進一步,把中港矛盾變得更為白熱化。
今日因「自由行」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是在2003年,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這政策時,已經埋伏了。當時,內地官員問過梁振英:「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的回答是:「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然而,當時誰也想不到,問題並非出自警察、海關、入境處的身上,而是出自酒店、零售空間、交通等等的配售不足,令到香港人和內地人一同去搶奪這些有限的資源,因而釀生了今日的惡果。
除了梁振英之外,另外一個應該負上更大責任的人,是曾蔭權。我們不知道究竟曾蔭權政府收取了香港的地產商多少的好處,令到他坐視內地遊客大量來港,居然完全不管,任由「大地主」們坐擁商場,不勞而獲,暴得著自由行的最大好處。例如說,誰也看得出來,上水站應該擴建,規模得好比羅湖站,才能容納得到因自由行而來的水貨客的繁忙出入,但是貪腐的曾蔭權政府,卻放任不管,也不來建設,大量的水貨客本應為上水商戶帶來了大量的商機,卻因貪腐政府勾結地產商,變成了一場災禍。換言之,今日因「自由行」而產生的中港矛盾,責任是梁振英居次,因為他在簽約時沒有預見力,卻以曾蔭權居首,因為他的貪腐政府,甚麼都不做,直接導致了今日香港人的慘痛局面。
我們一直在說,水貨是好事,香港人就是帶水貨的專家,從日本水貨化粧品,到巴黎水貨手袋,以至於內地水貨電器、水貨手機,相比起來,香港人是水貨的老祖宗、大行家,甚至有上市公司「米蘭站」,都是專門做的水貨名牌品的生意。內地人把手提行李拖來拖去,一天走上幾轉,只是賺些雞毛蒜皮的小利,那是小兒科而已。將心比心,用鏡子照照自己,如果香港人因而要趕絕水貨,那是怎也說不通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內地人的在港搶購水貨,是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而內地人的搶購奶粉,是同香港的小孩子競爭食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上水站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是,把上水站搬遷,另建一個比羅湖商業城更為龐大的購物中心,再另加酒店,以及交通運輸中心,直通香港的各個要津,這是三年五載之後的事,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今天便要開始規劃了。至於奶粉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最佳的方法就是政府效法加拿大,免費向嬰孩派送奶粉,既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也可以鼓勵生育,亦可幫助到低下階層。
如果論到合理性,奶粉是嬰兒生命之所繫,如果供應出現了短缺,當然要採取配給的辦法。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現時短缺的,並非所有的奶粉,而只是某幾隻牌子的奶粉,而現時我們也知道了,所有牌子的奶粉,不管是短缺的,還是供應充裕的,其成份都差不多,都足夠嬰兒的生活所需。從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奶粉所謂「短缺」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到本港嬰兒的生存,因為受到影響的只是幾隻熱門牌子而已。
所以,第一,現時香港政府的限制走水貨奶粉的措施,是過猶不及,在實質上,並無此需要。而民建聯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日限走四次,也是並沒有這個必要。第二,就算真的是奶粉短缺了,從打擊水貨的層面去做事,也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香港是個自由港,帶水貨無罪,這種做法並不合理。相對來說,採用配給制度,嬰兒只消登記,便可確保奶粉的供應,這做法雖然擾民,但卻比較合理和公道。
無論如何,今日的中港矛盾牽涉到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已令到香港人因而變得極度敏感,一些小事件小矛盾,往往小事化大,因而激化成軒然大波,奶粉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而由於香港人的漸趨激進,甚至連深圳政府也給惹怒了,先前已試過了加緊截查香港的水貨客,現在又打算取消非深圳原居民的一簽多行,這種報復行動,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更會進一步的激發中港矛盾,這肯定是中央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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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r-2013)

「佔領中環」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攤牌大決戰

香港自從回歸以來,其紛爭不斷的政治爭拗的主軸,只有一點,就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權力鬥爭,前者爭的是「一國」,而後者則爭的是「兩制」,兩者的對抗越來越是激烈,一恍眼,已經是15年過去了。
從戰略的大局勢來看,在這15年間,代表「兩制」的民主派,不斷取得戰術性的勝利,但這只是戰場上的小勝小利,然而,從整個大戰略上來看,代表「一國」的親中派,則在默默耕耘,實質上已擁有了更多的地盤、更多的資源、更多的「軍隊」。所謂的「軍隊」,在民主社會之中,就是「選票」,而建制派在選票戰中已逐漸地「反超前」,這一點,在去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已表露無遺了。
從另一方面看,今日的建制派,有梁振英去當行政長官,立法會中又掌握了大多數議席,在經濟上,香港金融從國企股,到中資金融公司的大舉進入,已是中資的天下,而香港的零售業又仰賴著自由行,換言之,「一國派」辛勞工作了15年,已漸漸見到收成,可以坐享收割了。
以上的分析,是企圖得出一個事實﹕在「一國」和「兩制」的長期鬥爭之中,時間,有利於「一國派」。換言之,到了今日這個客觀環境,如果再等下去,將會越來越有利於「一國」的取得勝利,例如說,在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之中,建制派再多拿幾席,也是可見的大趨勢,而中港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也是必然發生的事。此外,當梁振英上台之後,政府內部的管理層更傾向於親中,也是意料中事。
另一方面,經過這15年來的演變,「兩制派」的支持者在總數目之上,雖然減少了,但是卻凝聚了數目龐大的激進反政府勢力,這有利於進行激進性的抗爭。所以,民主派有必要在尚未由總人數的上風轉為下風時,憑藉本身的激進力量,同建制派、同振英政府、同中央政府,來一次總對決、總攤牌,這也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事件。
以以上的客觀條件,就是民主派「佔領中環」的政治背景。換個馬克思主義常用的術語,「佔領中環」的出現,有著歷史上的必然性。或者我們可以用上另一個說法﹕就算沒有戴耀廷沒有提出「佔領中環」這個行動,民主派也必然會組織另外的一個類似的行動,同建制派作出一個最後的決戰。
事實上,「佔領中環」的行動,就是動員市民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方式爭普選,而這次的大規模行動,要在明年7月,才會實行。以民主派的所有群眾運動來看,從來沒有一個部署時間這麼長的,可知道他們對這個運動的重視。從技術層面來看,「佔領中環」等於是佔領了香港的首都,有如當年「六四民運」的佔領了天安門廣場,是政府所不得不救,所必須反應的。從動員人數來看,民主派的主要力量都已決定加入,可知這將會是民主派的一次總動員。而一向形象是?和民主派的民主黨,則民主黨前主席、超級區議員何俊仁已公開表示了,如果政府提出的方案與民意不符,他就會辭職,透過補選發動公投,讓巿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接納政府的方案。
總括而言,回歸以來的這15年,政治紛擾和鬥爭不絕,將會在明年的「佔領中環」中,作出一個了斷。由於這是政治鬥爭的一場決戰,目的是為了政治,經濟利益只能放在一旁,而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希望示威者顧及市民利益,考慮本港的國際形象及影響經濟活動,那只是她的主觀意願,相信不可能實現了。
今天我們討論的重點,在於「佔領中環」的本質,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最後決戰。至於「佔領中環」的博奕可能性,以及那一個結果對香港人最為有利,那得留待明天再作分析和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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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r-2013 Facebook)

「佔領中環」政府勢難讓步,武力鎮壓隨時可能發生

昨天我們討論過,「佔領中環」將會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次總決戰,而這一次的大決戰,是民主派蘊釀了15年的背城一戰,也是無可避免的一次總攤牌。
「佔領中環」的理由是爭取普選,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如果這一次的運動的目的是藉著參與人數眾多、佔領時間長久,因而令到政府低頭,開出讓民主派滿意的普選條件,這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為甚麼呢?第一點,普選並不是中央政府的底線,高提高門檻卻是。這正如在中國內地的政制,差額選舉是容許的,也是大趨勢,但是容許哪一位去當候選人,才是最需要把關的。換言之,低門檻的行政長官提名,是逾越了中央政府的底線。
第二點,中央政府也不完全介意普選,但是這普選必須是在它控制之下,由它所主動「賜予」給香港人的,而不是由於反對派的抗爭活動,因而作出讓步的。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果這一次的民主派抗爭成功了,不消幾個月,就會繼續進攻,要求修改《基本法》,要求更大程度的自治了。
換言之,這一次的權力鬥爭,如果中央政府因而讓步,結果就是像1966年,澳門的共產黨發動了大規模的群眾活動,澳督因而屈服,簽署了認罪書,從此澳門的政治大權便落到了澳門親中分子的手上。如果這一次,香港政府因為「佔領中環」而對普選方案作出讓步,結果必然是威信更失,大權只能旁落了。所以,這一次的「佔領中環」行動,香港政府也是退無可退的。
「佔領中環」這場博奕的微妙之處在於,如果是為了爭取普選,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都會支持,這是統計調查出來的結果,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可是,問題在於,大部份香港市民所支持的,是「普選」這目的,但是「佔領中環」這手段,則是否得到大部份市民的認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們相信,直至今天為止,大部份的香港市民仍然是不認同「佔領中環」(記著,我們很小心地用上了「不認同」,而非「反對」,這兩個詞語的分別是很大的。),然而,距離真正的「佔領中環」還有超過一年的時間,這也即是說,民主派還有一年以上的時間,去為這次總攻擊而舖路、而造勢,而鑑於民主派造勢能力之強,到了明年7月,真正「佔領中環」之時,究竟得到了多少市民去支持,是誰也說不準的事。
正是由於「佔領中環」這手段不一定為大多數的市民所認同,這會令到政府躍躍欲試,當局面越鬧越大時,很可能會令到政府有誘因去作出武力鎮壓。換個說法,如果是在2003的「七一大遊行」,又或者是去年的「反國民教育」佔領政府總部,由於示威過程是和平進行,也沒有影響到任何人,香港政府很難有藉口去作出武力鎮壓。但是,「佔領中環」畢竟是影響了商業的正常運作,而中環是整個香港的心臟,用武力去驅散示威的群眾,雖然會招致到社會上很大的震撼,但必然也會有不少人贊同這一次的使用武力手段。如果可以「師出有名,鎮壓有理」,對於香港政府看來,這個「引誘」實在不算少。
在今日的這篇社論中,我們指出了,「佔領中環」的行動必然不可能簡單快捷地導致了香港政府低頭,提出一個令到民主派接納的普選方案,反而很有可能導致了政府的武力鎮壓。然而,更有可能發生的,是「佔領中環」只是兩派總決戰的第一次接仗,往後還有很多場接續性的戰役要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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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r-2013 Facebook)

香港將在三至五年後再現暴動

這是我在一年半前,在《新報》專欄「笑談政經」所發表的文章,這個專欄在刊登了不到兩個月,便壽終正寢了。但是今日看來,預測已經中了一半,只是看另外一半會否實現而已。又﹕文題所說的「三至五年後」,指的當然是一年半前的三至五年後。

一個人患上感冒,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他的身體是否健康,抵抗力是否夠強,另一個則是他是否踫到了感冒病毒。如果他沒有接觸過病毒,自然沒有問題,但是縱是接觸了,只要他的免疫力夠強,也可以抵抗感冒。
同樣道理,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否,也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政府的威信,另一個則是經濟生活的質素,這兩個因素互為影響,但必須同時存在,才會引發出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中央政府的威信,一半來於武力,另一半來於習慣性。凡是一個新政權,人民都會不服,就算是強如當年的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打勝了中國,割佔了台灣,台灣人也不服它的管治,前仆後繼地去打倒日本政府。所以除了武力之外,還得靠慣性,而一個新政府統治了一個地區四五十年後,也即是經過了四五十年的洗腦,這慣性才會穩定下來。而在慣性出現之前,那些前朝的「孤臣孽子」一定不服,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想法子搗亂反抗現政府。
說到這裏,請記著一點﹕大家以為軍隊在維持穩定方面很有作用,例如說,有解放軍駐港,香港人就不敢作亂。但是無數歷史例子告訴我們,當一批人在製造社會動亂時,是不會顧及軍隊的。如果力弱者真的害怕力強者,那世上的動亂和戰爭都可減少99%,之所以常有「弱打強」這種情況,是因為有兩種心理狀態﹕1.我氣昏了,所以不管怎樣,也要同你拼過你死我活。2.誰勝誰負,打過才知。不要說陳勝吳廣這些遠古的例子,年前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人民不怕軍隊的例子。當然這並不是否定軍隊的作用,只是說,軍隊是有作用,但這作用是有著條件限制的。
第二個因素就是社會經濟因素。一個地方的動亂,並非因為絕對貧窮,如果它像四十年前的中國,雖然一窮二白,但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上升,就不妨礙穩定性。但是如果經濟發達了,不過因為某些金融危機,導致生活水準突然下降,又或者是貧富懸殊,這時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性了。很久以前,孔子已經說過了﹕「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前文把理論分析完了,現在說當年的「六七暴動」,或「反英抗暴」。
在四五十年前的香港,情況同現在有著類同。當年的港英政府在政策上偏幫英國人,造成了貧富懸殊和種種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其實,當時香港人的經濟生活已經很不錯的了,但是社會的不公平令到他們紅昏了眼,這就造成了整個社會在心理上的不服氣,埋伏了暴動的種子。
但是港英政府向來就是這樣,向來就是殖民地,向來就是欺負華人,偏幫英人,為甚麼會暴動遲不爆發、早不爆發,偏要等到1967年才爆發呢?這自然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但是在一百年來,中國的動蕩從來沒有停過,為甚麼遲不遲、早不早,偏偏要等到1967年,香港才有人夠膽反抗港英政府呢?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土共」的組織,有心乘機作港英政府的反,這種想法對了一半。

我們另一方面看,中央政府並沒有支持過這件事,這只是土共的自發行動。土共為甚麼會自發反英呢?這很簡單,他們「工作」了這麼多年,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扳倒港英政府。因為如果打倒了港英政府,誰人是最大的立功者,誰人是最大的得益者?毫無疑問,就是他們了。到時新政府成立,分餅仔時,他們便是新政府的高官了。所以凡是前線的將領,特別好戰,因為一旦打仗,才是升級發財的好機會,但是高層將軍的職位升無可升,思維反而會比較審慎。至於低級士兵,則因死亡率較高,所以也不怎好戰。當年日本打中國,都是少壯派軍人挑動的,就是這個原因。

簡單點說,只要統治者的權力有了缺口,就一定會有人挑戰其權力,這是定律。

但是土共要想「反英抗暴」,還得有一個最後的客觀條件,就是中國的軍事力量。而第二個客觀條件,就是大英帝國的沒落。當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和美國打了個平手,而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一個一個地喪失了,經濟環境也江河日下,這就壯大了土共的膽子,所以一有機會、一可以借勢,他們就跑出來作反了、暴動了。

而這次暴動如非港英政府的決心鎮壓,以及毛澤東的無心在此,早就成功了。

說了以上的這麼多,我只是想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現在的香港已瀕臨再次發生暴動的邊緣,可能是在三五年之內。

正如前文的分析,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一直沒有建立過管治威信,即是從來沒有用惡法和武力又拉又鎖過反對派,所以也根本沒有人害怕同它作對,有趣的是,反對派在享受到自由的同時,還不停的強調自己作為反對派的「潛在危險」,常常說自己已有坐牢的打算。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一共有兩個特首,第一個董建華製造出負資產階級,第二個特首曾蔭權製造出貧富懸殊,造成了不穩定的元素。在特區政府文又唔得(經濟不成),武又唔得(不敢使用武力)的前題下,反對派的反政府行動遂逐步升級了。
當日的六七暴動,背後撐腰的是中國政府,而今日的政府和泛民角力,泛民的背後就是美國。年前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有如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壯大了反對者的膽子。(這不要抬槓,說茉莉花是正義、是民主,不比文革,我指的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壯膽問題,在這方面,兩者的功用是相同的。)
我的看法是,現時泛民正在等待一個議題,同政府作出一次大攤牌,因為泛民漸漸發現,時間在對手的一方,如果不在這三五年內作出一次總對決,以後中央政府將會逐步吃掉香港,那就再沒有決一死戰的本錢了。在這個議題的號召下,泛民將會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維時可能是一個月,或死佔公共地方不走,然後同警察從肢體踫撞到動武,最後官方以暴力清場告終。
政府雖然掌握了武力,但是這一場總攤牌的勝負不是取決於武力,而是取決於民意。政府如果採用了武力,反對派便搶佔了道德高地﹕究竟香港市民會譴責政府採用武力,還是在兩害取其輕之下,還是選擇了安定的生活,這實在是誰也不敢絕對肯定的事情。

當年在暴動之後,香港市民選擇了安定,寧願活在港英政府的專制政治之下,但港英政府亦懂得改革政府,改用懷柔措施,令到社會更公平,才把香港的政治局勢穩定下來。可是特區政府就算遇上了暴動,會懂得改善施政、減低社會矛盾嗎?
總之,我估計,暴動會在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之後發生,而究竟在那時那日,就得等一個議題,等政府下次再犯大錯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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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地比住宅更缺乏,政府別要盲搶地

有關前李惠利工業學院位於九龍塘的舊校址地皮的使用問題,如果按照土地使用的大原則來看,是應該留給浸會大學使用的,所以,浸會大學的「合理期望」的確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一個機構只是根據「合理期望」而作為做事方式,因而甚麼都不做,只是希望上天會把地皮跌下來,給自己使用,這當然也是毫無道理的。這種「大安旨意」的做法,是置政府於何地?當政府不把地皮交到其手上時,則去大打傳媒戰,希望藉著社會壓力,而使到政府屈服,這未免是太過藐視政府了。
換言之,前李惠利工業學院的地皮,已經脫離了土地使用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究竟是天道應不應該去酬那些懶惰的機構,這實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得出明確的答案,真的是只有憑藉社會的共識,才能作出決定了。
然而,我們今天社論的主題,並非李惠利工業學院的土地使用,而只是從這個議題去帶出,香港政府的土地使用的大原則,究竟何在。
大家都知道,經過了曾蔭權治港的七年,香港已經到達了貧無立椎之地的地步,數以萬計的家庭住在籠屋?房,而等候公屋上樓,以及買樓上車的家庭不計其數,因此,梁振英政府意欲新闢土地,大量建樓的心情,是有目共睹,昭昭可見的。我們的立場,一向是支持梁振英政府的多闢土地,擴大供應,把房屋政策撥亂反正,令到廣大市民安居樂業。由於土地短缺的缺口實在太大,所以我們也一向支持政府用盡每一個辦法來開闢土地,例如說,新界東北地區雖然是受到社會很大的爭議,但是我們仍然是義無反顧地支持政府去發展新界西北。至於民主派提出的政府還有大量閒置沒用的土地,則我們亦是舉手贊成,因為香港的土地缺口太大,是累積了六十年的一個大包袱,所以土地儲備再多,也不會嫌多,而把數者集合起來,同時進行,也是不互相矛盾的。
然而,在開闢土地,新建住宅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明白,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今日香港的土地短缺,並不限於住宅樓宇,而是整體性的,在每一個層面,都是缺乏土地。例如說,在過去的10年之間,升幅最大的,並非住宅樓宇,而是商業樓宇,尤其是黃金地段的商場,更加是升至天價,這當然是因為前政府的官商勾結,為了大集團的收租利益,拒絕撥地興建商場,然而,商業用地的不足,也的確是事實。至於教學用地,當然也是不足,尤其是浸會大學、理土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這些高等學府,都是位於寸金尺土的黃金地段,究竟應該把土地用來興建學府,還是用來興建住宅,這實在是難說得很。
事實上,政府和民間的搶地,並非自前李惠利的地皮開始。當日東九龍的體育館,已經鬧過一場風波,差點又給政府拿來建樓了。而在日前,亦有報導說,政府有意把道原來用作擴闊道路的地皮,把道路收窄了,用來增大建樓面積。對於政府這種「盲搶地」的做法,我們實在是不以為然,也不敢恭維。
如果以土地的最佳使用為大原則,一塊黃金地段,最不適宜的,就是用來建築住宅。市民可以住在郊區,那裏環境既好,只要政府提供了足夠的交通設施,住在郊區是不會有大礙的。但是,學校、體育館,甚至是商場,如果設在郊區,例如設在新界東北,那就失去意義了。所以,像九龍塘的前李惠利地皮,東九龍的黃金地段,如果兩者取其一,我們只能犧牲不來興建住宅,因為興建其他的設施,將會更有效用。另一方面,一個地方如果道路不足,交通設施不足,不管興建多少樓宇,也是浪費土地,亦是浪費了居民的寶貴時間。
因此,我們可以說,雖然香港的住宅樓宇非常缺乏,可是,相對起商業樓宇、學校、民康設施、道路等等,住宅樓宇反而是較不重要的,因為住宅樓宇的用地易找也易開闢,但是其他用途的土地,則很大程度上需要設在黃金地段。而住宅樓宇的價值,也很大程度是建基於其他的設施,如道路、民康設施、購物配套等等。所以,我們只能奉勸政府一句﹕搶地,闢地,是很好的事,我們支持到底,可是,盲搶地,把其他用途的土地,也用來興建住宅樓宇,那就是過猶不及,是很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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