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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ar-2013 Facebook)

路霸挑釁管治權威,政府必須馬上剷除

香港最少有6個菜園村,而最有名的莫過於位於石崗的橫台山菜園村。在數年前,由於港鐵要興建中廣深港高速鐵路列車,所以政府要把它清拆了,而經過村民和政府的抗爭和談判之後,結果決定在元朗的元崗新村旁邊,重建一個「新菜園村」。然而,菜園村的村民要求政府「先安置到新村,後搬遷舊村」,而政府未能做到,因此,在港鐵收回這塊土地時,已經發生過武力衝突事件,令到這個已經政治化了的大題目,更增添了幾分緊張。
在把菜園新村搬遷到元崗新村時,也發生了衝突。元崗村村民要求支付500萬元路權費,或者付出30萬元路費,同時要供元崗新村村民購回當中的1.2萬呎土地,否則便禁止他們菜園村搬遷至新地點。這場衝突的結果是,由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出面,找了一位朋友,以「神秘人士」身份,買下了路權,送給政府,以為這就為新菜園村的居民爭決了問題。誰知呢,這問題並沒有解決,至今為止,而唯一的入村路口,則一直被數條石屎柱所阻擋,令到工程車無法進入,而居民在臨時房屋居住了兩年,新的村屋因此而不能動工,臨時房屋又日久失修,開始滲水,居民無法安居樂業,自然是出來抗議、抗爭了。
這幾條石柱,究竟是誰人豎立的,是個懸案。負責承建的,則指出這是應客戶之要求,客戶付了錢,則他們負責豎立,所以不關他們的事。而劉皇發對於此事的原委,則仍然不甚了了,沒有作出過有擔當的回應。
不消說,這是新界的土豪惡霸的所為,而這種行為,當然是無法無天的表現,而這也嚴重的損害到香港政府的統治權威。正如到場聲援的坪輋村民的說法,政府說話不算數,為新界東北的發展,立下了壞先例。這令到他們不會再輕信政府的承諾。
我們認為,這是極度挑釁政府管政權威的行為,如果梁振英政府不能解決這件事,代表他根本無力統治香港,可以下台了。或者我們可以更嚴重的說,如果中央政府任由香港可以有人「特區之中,另有特區」,那麼連中央政府在港的權威也給削弱了,那就連「一國兩制」,也會給動搖了。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連元崗新村的土豪,政府也解決不了,那麼,在明年,政府又有甚麼能力,可以解決「佔領中環」這大題目?觀一葉而知秋,如果我們見到政府解決不了新菜園村的問題,那就可以推論下去,特區政府已無力管治香港,「佔領中環」將會成功,而香港很快就要變成自治,「一國兩制」將變成「兩制一國」了。
如果是一個權威的、強勢的政府,要解決新菜園菜的問題,其實十分容易。那位承建商,不可能在不肯定業權的大前題下,便去「承建」那條大石柱,否則他在甲的家門、乙的家門豎立大石柱,都可以了,這還成世界?政府可以高調票控他,叫齊記者來採訪,我們可不相信以後還會有人再敢豎立新的石柱。由於非法霸佔道路是刑事罪行,所以只要用上重案組,去問一下那位被票控了的承建商,便可以找到那位神秘的客戶了,至於下一步,當然是刑事檢控那一位「路霸」客戶了。如果那位承建商不肯供出路霸,那麼可以假定他本人就是路霸,那就不用票控,乾脆直接刑事檢控他,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沒有情報,不知道幕後的主使人是誰。只消政府派人到其家中,大事檢查僭建,相信這位幕後主使人很快就會罷手了。至於劉皇發的一問三不知,那也很簡單,梁振英召他到禮督府,責成他馬上解決此事,再加上中聯辦的一通電話,我們可也不相信,劉皇發作為新界的第一號人物,只要他願意積極去解決問題,不可能不把這事情完滿解決。
新菜園村的問題,比甚麼問題都重要,甚至比地產問題更加重要。今日的香港,沒有民主,很多事情都不圓滿,但是,我們和大部份的香港人,仍然相信中央政府,仍然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唯一的理由,就是它有管治的權威,但如果一旦被香港人發現了,政府的連對付區區的一個新界土豪路霸,也沒有能力,也束手無策,那麼,現時「一國兩制」的合法性也將完全失去,而香港的前途,明天「佔領中環」的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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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ar-2013 Facebook)

新一代領導層登場,堅決反腐是期許

中國新一代的領導階層換班子,隨著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以99.8%的得票率出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正式掌握了黨、政、軍的大權,終於是展開了全新的一個頁章。同時間,中國的政經前途,到了習近平的這一代,也是到了一個轉折位,究竟我國未來的命運走向,是榮是辱,何去何從,端的要看習總在未來十年,其表現如何了。
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當時的中國是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戰後景象。毛澤東作為第一代領導人,主力發展在軍局布局,耗資巨大去發展「兩彈一星」,和美國打了韓戰、和印度在邊界打了一戰,和蘇聯在珍寶島打了一戰,三戰之中,兩勝一和,戰績彪炳,為中國作為軍事強國的地位,打下了基礎。然而,這個「軍事強國」,卻是耗盡了國家的經濟資源,來得到的,代價不可謂不重。到了第二代的領導人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先行,也奠定了今日中國富強大國的地位。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接任時,「六四事件」剛剛完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政治鬥爭在進行中,而江澤民則繼續維持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又成就了十年的繁榮期。至於為鄧小平所「隔代欽點」的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則以維持穩定、守住過去所不易得來的地位,雖然得到了又十年的快速增長期,但是,多年來高速發展的後遺症卻已表露無遺,而今日的中國,強大固然是強大了,富裕自然是富裕了,可是貧富不均、貪腐盛行、社會矛盾爆發,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是響亮,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都不穩定,再加上對外又有美國的圍堵,可謂是問題重重,已經到達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可以這樣說,習近平在上任之後,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就是進行改革,因為今日中國的現實情況,就是如果不改革,非但不可能作出可持續發展下去,甚至是能否繼續維持政治穩定,也是未知之數。事實上,非但習近平明白要改革,整個共產黨的領導層,也有這個共識,而胡錦濤「高風亮節」的裸退,和不是經由前任領導人「欽點」,而是由黨內重要人物推選出來的習近平,其模式也是從所未見的。
我們當然明白,今日中國的實際國情,要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是不可能的事。習近平所能夠打的最佳一張牌,就是反貪腐了。事實上,中國的貪腐已經到達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但是習近平接任黨總書記之後,已經在雷厲風行地進行反貪腐的戰爭,內地貪官倉忙帶錢出逃,而消費場所的生意冷清,固也不在話下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貪腐根深蒂固,習總的反貪腐行動難以功成,但是,我們對於這個「挽救民心」的決心和成效,卻是保持審慎樂觀的。這不是從政治理想的角度看,而是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
大家知道,習近平的「登位」,並沒有經過前任領導人的欽點,所以他所能獲得的黨內支持度,並非有如其99.8%的支持率,而是並不太過穩固的。而一個地位不太穩固的領導人,面對著眾多的黨內競爭者,俗語所謂的「姑姑婆婆」之類,最有效的獲得更多權力的方法,就是發動一場運動。而這場運動,必須是為廣大人民所支持的,挾著民意,便可以不理眾位「姑姑婆婆」的諸多意見,因而真正的大權在握了。當年鄧小平初掌權,便來一個「改革開放」,廣大人民得到利益了,保守派便潰不成軍。李登輝初掌權,國民黨內山頭處處,結果李登輝的招數是開放民主,用選票來打倒國民黨的前輩。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習近平主席的反貪腐行動,無論是從政治鬥爭上,還是從社會民意上,都有著必然的需要,而我們也對他有信心,這場反貪腐行動將會貫徹下去,也將會是在可見的將來,習總施政的主要方向。當然,我們作為一般老百姓,上層政治的權力鬥爭,是無庸置喙的,然而,把貪腐打下來,把貪官抓出來,卻是萬民之所企望,也是我們對新一代領導階層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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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Mar-2013 Facebook)

香港人有沒有權選出一個「反中亂港」的行政長官?

在昨天的「城市論壇」中,多位發言人都對行政長官的預選機制,作出了激烈的爭辯,而一向在政治上採取低調策略的民建聯超級區議員李慧琼,也發出了頗為激烈的言論。
根據李慧的說法,在英國、美國、法國等民主國家,亦設有提名機制。然而,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說,如果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獲提名參選,則有違公平普及原則,而港大法律專業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雖然同意,有提名並非表示沒有普選,但因為傳出有關的構思,是要剔除有實力、被視為不愛國、不受中央歡迎的人物,就大有問題了。
這場爭辯的雙方,一如過去的政治爭拗,是各有立場,這是政治鬥爭的延續,並非是客觀的討論問題。而我們將一如既往,先把眼光抽離了爭端的中心,用盡量客觀的分析和事實,去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點,各國的行政首長都有預選,是事實。有預選的確不等同於不民主。
第二點,可以預期的,香港的預選,目的的確就是要篩選出中央所不願見到其當選行政長官的人選。
第三點,這些中央政府所不願見其出任行政長官的人選,當然就是在日前多名中央權威人士,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內,都表明的條件﹕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獲中央信任和得到港人認同。
第四點,任何人如果在普選下,選到了行政長官,其愛港和得到港人認同這兩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是論到愛國,以及獲得中央認同,就大有問題了。
所以,問題的中心,其實只有一個。正如李慧琼在昨天的所言﹕如果要中央委任一名多次公然說要推翻中央政權的人為特首,是不現實的事。如果我們再推論下去,也可以發出另外一個問題﹕中央政府願意委任一個明裏或暗中在圖謀港獨的人去當特首嗎?
客觀的事實是,今日的香港,有著各種不同的政治意見,如果任由港人去普選行政長官,的確是很可能選出一個要推翻中央政府,又或者是一心要搞港獨的行政長官出來。當然,這些人大可以說,推翻中央政府,也可以是愛國(但不愛黨),一心搞港獨,更可以是「愛港」(但就不能說是愛國了)。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建制派說預選也是民主,是狡辯,而民主派說普選沒有問題,也是狡辯。雙方的最終目的,都是在破壞「一國兩制」,只不過一個是朝「一國」的方向走,另一個則是朝「兩制」的方向走,如此而已。
問題的重心,其實只有一個﹕所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及所謂的「普選行政長官」,香港人是不是真的有權利選出一個「愛港不愛國,國家不容許,甚至是暗裏在搞港獨」的行政長官出來?又或者是說,香港人是不是有權選出一個「反中亂港」的行政長官出來?
香港人究竟有沒有這個權力,《基本法》是沒有寫的,所以無論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反對中央政府的民主派,都必須通過政治鬥爭的方法,才能對這個問題得出答案來。而我們只可以肯定的說出一句,就是中央政府決不會容許沒有預選的普選行政長官,因為這將會是中國失去香港的第一步,而就這一點,中國是不可能退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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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ar-2013 Facebook)

公義不足的香港,活得痛苦的中產

在香港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畸形的現象,相信是世界罕見的,就是活在最貧窮、最低下的階層,其生活水平居然會比其稍為富有的人更高。一般來說,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定義,是入息中位數的三份之二,至一倍,而香港的個人入息中位數是12,700元,這是2012年7月的數字。換言之,中產階級的定義就是月入8,470元至25,400元。日前,樹仁大學作出的調查,月入1萬元至2萬元的家庭的生活最感到痛苦,這即是說,今日香港的中產階級,更生活水平居然比失業或收入更低的低下階層,更為不堪,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感嘆的調查結果。
事實上,早在去年,我們已經在多篇社論中討論過,今日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的確是比低下階層更低。這是由於低下階層有著花樣繁多的福利網,去支付他們的生活基本需求,而在最重要的居住方面,他們也有廉價的公屋可以棲身,反觀中產階級,一旦沒有了公屋, 就是基本居住的需求,也已經是大有問題了。試想想,在一個?房租金也已經到達五、六千元的社會,一個月入一萬元的所謂「中產階級」,究竟可以怎樣去生活?他又怎能活得不痛苦呢?
除了福利之外,在工作方面,如果是一個領取綜援的失業著,在生活上,根本不會有工作壓力,政府一定準時出糧,也不會有老闆對他作出任何的要求。他的所得雖然不多,但是肯定不會餓死,也不會有壓力。可是,如果是一個月入一萬元至二萬元的人,居住在狹小而租金昂貴的「白鴿公寓」之內,日常吃的飯盒也是三十元一個,每天還要上班受氣,擠公車出入,早起晚歸,還有各式各樣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買不起樓的人,只有投資股票,而在幾年前,金融海嘯一役之中,很多人都把辛苦積蓄而得的存款都輸光了。這樣的「生活質素」,中產階級能不痛苦嗎?
除此之外,香港還是一個人擠人、空氣嚴重污染的城市,在政治上,雙方陣營互相爭拗,電視所見,政客的行為越來越是暴戾,而流行的音樂,不是說失戀,就是憤怒的rap在控訴社會,開心勵志的訊息已再不存在了。另一方面,舉目所見,權貴階層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地產商們賺盡了市民的錢之餘,還在惡形惡相,一旦政府推出有利於社會而損害到他們的利益的新政策,便出而狂轟,好像忘記了他們累積的不義之財,是剝奪了市民的居住權,因而得到的。市民活在這個環境,能不痛苦嗎?
另一個調查結果,就是55歲至64歲的群組,痛苦指數最高,分析者以為他們是擔心其退休生活。我們的看法是,退休生活固然大有關係,可是在55歲至64歲的人而言,有一件事,是比退休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子女問題,換個說法,如果子女成材,他們又何懼退休?今日的青少年沒有出路,很可能還要父母繼續供養下去,這才是令到五、六十歲的人痛苦的最大理由!
簡而言之,今日的香港,富裕是富裕了,但是卻沒有公義,為政者為了選票,所以低下階層不乏政客的照顧,可是中產階級,卻有如「孤兒仔」,承受著社會的大部份痛苦,而這個不公義的局面,是必須扭轉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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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ar-2013 Facebook)

有關「中產」的定義

我一向很少回應讀者,因為我認為一個作者應該專心寫作,把時間用來寫更多的好東西,而不應花在回應文章之上,這是浪費時間。然而,上一篇文章我解釋了「中產」的定義,引來了不少回響,我卻認為是有價值去作出分辯。

把「中產」定義為收入的中位數的三分之二至一倍,是國際通用的標準,在沒有其他更好的定義之下,我只能使用這一個定義。而我也無法不承認,三份之二到一倍,是非常合理的定義。當日我撰寫那篇文章時,找到了香港的入息中位數是一萬二千元,也有點驚訝,竟然如此之低,但我也只能使用這個數字。另外一點是,這是個人入息的中位數,至於家庭入息的中位數,則大約是二萬元。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數字令人十分的不舒服,而月入一萬二千元,其生活水平也只能算是低下階層,我只能說,這恰好證明了,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中產階級,而也可以證明了,貧富懸殊的情況是多麼的嚴重﹕因為它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也打到了貧窮線以下。

日前我和哥哥吃飯,他說﹕「月入十五萬元的人,也覺得唔夠使。」

我的回答是﹕「當然了。我們計算一下,交稅兩萬,供樓五萬,養一架車,一萬,一至兩個菲傭,連食用機票保險,一個要七千,兩個子女,至少一萬一個。(我哥哥插口說﹕「隨時要兩萬。」)家用要二至三萬,老婆要花一至兩萬,因為扮靚是不可以省的,老公可以省點,一個月都要花六七千啩?十五萬元,剛好一個仙都無得剩,仲要好慳添。」

如果月收入十五萬元,都要計住度住,那麼,月收入一萬五千元的所謂「中產」,自然更慘。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是「中產」,只代表了這個社會對「中產」的不公罷了。

又﹕這個社會不但對中產不公,甚至是我認識的很多人,從月入十幾萬至十億八億身家的,都不滿地產霸權的搶掠社會,因為他們也是被搶掠者,只不過他們的底子厚,被搶也承擔得起,而「中產」們則被地產霸權在乞兒兜拿飯吃,慘過遊刑。

至於曾俊華的月入三十六萬,則當然是夠使有餘了。其中大家忽略了的一點,就是他可以住在財政司官邸,省回買樓或租金,要知道,今日的豪宅如Albany之類,月租都要十幾萬,所以就算是年入幾百萬的級數,都對地產霸權媽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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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國搶錢存款稅,侵犯產權犯眾憎

我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歐元區國家財政部長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為塞浦路斯提供100億歐元救助貸款協議,居然會要求它徵收接近一成的存款稅。因為,無論從道德上和在技術上,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理論上,存款稅是可能的,負利率也是可能的,因為一個人不方便存有大量的現金,所以,他會願意付出有限的代價,去存進這些現金,到安全的地方去。在古時,中國的銀號,和西方的原始銀行,都會對存戶收取費用。可是,這筆存款稅只能是極低的稅率,否則存戶就可能另想他法,或買實物資產,或乾脆持有現金,又或者是,改為購買流通程度高的政府債券,如美國債券了。所以,一次性的存款稅只能夠用「突襲」的方式,去「進攻」存戶,突然攻進、突然收取,才能夠有可能奏效。然而,這種做法,說穿了,等於是搶錢,而且是政府公開地、赤裸裸地去搶人民的錢,也絕對是違反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人權概念。更有甚者,這是對持有現金者施以嚴厲的「懲?」,卻不及於那些股票、房地產、債券投資者,在道德上,這自然是不公平的。雖然,塞國政府答應以公債和銀行股票去作出補償,但仍然減不了這種做法的邪惡之處。

在有關這之項議案的投票當中,塞浦路斯議會的投票結果是,36票反對,19票棄權,無人投贊成票,就算是執政聯盟民主黨的8名議員,也全部投了反對票。這是意料中事,因為凡是贊成這宗議案的,都不啻是政治自殺,而且不單是自殺,還是變成了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塞奸」。

然而,以塞浦路斯的金融狀況之差,這筆款項,也無疑是救命的一條浮木。當議會否決了這議案時,塞國的金融究竟何去何從,實在是未知之數。雖然,歐元區財仍然表示,隨時準備繼續幫助塞浦路斯,但是,經此一役之後,塞國人民對歐盟的反感難免湧現,歐盟作為「壞人」的形象已成了既成的事實,究竟塞國在歐盟之內的定位如何,今後何去何從,也實在是難料得很。

塞浦路斯是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個島,人口八十多萬,在2004年加入歐盟。近年來,它和俄羅斯走得很近,而兩者都是在歐亞之間,都是信奉東正教,有著共同的語言。在塞國的存款當中,就有大約三成是俄羅斯人的存款,俄羅斯人為此而大為光火,認為在事前沒有諮詢過他們,而向俄國人的存款開刀,實在是一件十分過份的事。然而,當事件爆發了出來之後,俄羅斯基於政治現實,仍然考慮援助塞國,助塞國渡過難關。

我們在本文開首時,曾經提出過疑問﹕歐盟明知這個方案是如此的討厭、如此的難以實行,為甚麼仍要如此「愚蠢」,堅要提出呢?任何的方案,縱然在想像中有多完美,在政治現實中卻是不可實行,反而更會招來仇恨,都是不智的。所以,這難免令人懷疑,這條款的出現,是不是故意令到塞浦路斯和俄羅斯反目,令到它更為倚靠歐盟呢?

事實上,在幾年前,曾經傳出過俄羅斯加入歐盟的傳言,但是到了今日,俄羅斯似乎繼續樂於當一個獨立的大國,反而是歐盟的競爭對手。而在歐債危機之後,歐盟變成了弱勢,俄國相對變成了強勢,歐盟要想辦法縛住塞浦路斯這個自己人,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經此一役之後,從塞浦路斯到歐盟,都形象大失,變成了有意搶奪私人財產的惡徒,這自然是弄巧反拙的事。但最後的結果,究竟會不會變成了俄羅斯以優惠條件「義助」塞浦路斯,把它拉往己方,暫時來說,仍然是言之過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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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賺錢,練好身體,沒有基建,焉能融合?

在昨天,梁振英到訪深圳。這位被稱為「自由行之父」的行政長官,在上任之後,前前後後已經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多個城市,討論商業上的進一步合作,擴展商機。很明顯地,在他的任期之中,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將會進一步的融合,而我們在未來的商機與發展機遇,主要也是北望神州,其他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其次。

如果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港的進一步融合,的確是香港未來的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徑,這路線雖然有著不少反駁者,但是這些反駁的中心其實都是基於政治,其中有關經濟部份的內容不堪一駁,不提也罷。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看,中港融合固然是最佳出路,可是,我們身處於這個社會之中,不能不談政治,中港的經濟進一步融合,必然也會導致在政治上的進一步融合,香港人究竟能不能接受,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在政治上的部份自主權,這實在是難說得很,也是今日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政治矛盾所在。

另一方面,從社會方面看,以現狀的中港融合關係來看,「自由行」已經為香港帶來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如果中港經濟再進一步的融合起來,這矛盾豈非更形加劇?香港人能不能夠、願不願意承受這個壓力,實在也是未知之數。

中港之間的政治矛盾,「一國兩制」和「兩制一國」之爭,甚至是「港人自治」,以至於「港獨運動」,這些都是政治上的權力鬥爭,暫時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但是,至於中港融合的社會矛盾問題,卻是技術上的問題,如果政府能夠定出正確的策略,本來是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將矛盾減至最低。

因為中港之間的矛盾,說穿了,不過是內地「自由行」人士太多,與港人佔用相同的公共空間,因而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雙方在爭奪相同的公共資源,如此而已。如果是正本清源,香港政府只要撥亂反正,有效地發展基建,令到香港有足夠的空間有資源,去容納現在的「自由行」,和梁振英正在洽談的更多商機,那麼,中港融合就只會是經濟上的機遇,而其產生的副作用,也即是中港矛盾,卻可以減至最低。

我們的意見,就是在中港的邊境地帶,興建大量的基建,以分流「自由行」的人流,把一部份人留在邊境,減少市區的人流壓力。在曾蔭權政府的貪腐年代,這做法有害於大地主的租金收入,所以無法實行。但是,在今日,我們卻希望這些基建能夠落實興建。

例如說,把上水站搬遷,然後興建巨型的商業城,以容納眾多的自由行人士。事實上,上水站的規模,本該比深圳的羅商業城更大,才算恰當。上水站的商場檔次,售賣的是一般商品,例如家庭用品,然而,我們也建議在落馬洲和皇崗口岸,興建商業中心,以及廉價商務酒店,那就可以售賣中高級的產品,甚至可以像東涌一樣,有著各大名牌的散貨outlet了。

而在昨天,發展局發佈了它的填海發展策略,我們注意到,其中包括了在大嶼山的欣澳和小濠灣。我們一直支持,在機場發展航天城,使得機場附近,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商業中心,如果欣澳和小濠灣得以大舉發展,加以配合,自然更是相得益彰了。

總括而言,梁振英正在努力經營的中港的經濟進一步融合,原則上是一件好事。然而,這件好事的大前題是,香港的基建必須能夠配合,才可以承受到中港融合的種種好處。這好比一個人必須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夠去努力賺錢。當年梁振英談妥了「自由行」,卻沒有基建的配合,直接造成了今日的中港矛盾,已經是前車之鑑了,我們衷心希望他,千萬別要一錯再錯,而是汲取先前的錯誤教訓,在這一次,辦好了基建,才去搞中港經濟進一步融合,方是正路。

在這裏,我們必須再次申明,本篇社論只及經濟和社會問題,不涉其他,有關中港融合所引起的政治矛盾,並不是本文的主題,自也不在討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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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網敲喪鐘,社會失一好傳媒

蕭若元在2008年成立了香港人網,很快就變成了全香港最成功的網上電台,在2012年,它在全香港的所有網站之中,排名第29。

而更重要的是,它積極參與政治,先後曾經支持過兩個政黨,一個是社民連,另一個則是人民力量,兩者皆是激進民主派,而在香港人網的宣傳攻勢支持下,這兩個政黨分別在2008年和2012年的立法會當中,都建下了奇功,而其行政總裁陳志全,亦當選了2012年的立法會議員,可見得香港人網的影響力,是直達政界,甚至影響到立法會的選情,實在是香港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蕭若元究竟為了甚麼原因,突然結束這一個空前成功的網台,實在是一個謎。他在宣佈結束網台的節目中,說過這是由於「怕咗」近日向香港人網宣戰的黃洋達,但其後又承認這不過是說笑罷了。但它強調不是受到政治壓力,也這幾年間,在這網台上虧蝕了一千五百萬元,並無關係,只是「對好多人心灰意冷」。

以蕭若元的身家,當然不會志在區區一千五百萬元的虧蝕,可是話說回來,如果網台年年賺大錢,相信他不會猝下這個決定。然而,香港人網固然在收聽率上大受歡迎,然而由於它的激進民主立場,因而被商界封殺,致令廣告不前,是它虧蝕的主因,這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民主派當中,不少人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甚至是資助,也有不少人和共產黨暗通款曲(共產黨代表了中央政府和共產黨交往,是天公地道的事,並不是罪行,可是在表面上反中,暗中卻與中方偷偷聯繫,這是欺騙選民,就不好了。),可是蕭若元經營香港人網至今,沒有收受過一毛錢的利益,也沒有做過賣港賣國的事,只是為了民主事業而打拼,出錢又出力,姑不論其政治立場,在政壇之中,可算是高風亮節了。

蕭若元在網台之中,虧蝕了一千五百萬元,錢不是問題,出力也不是問題,可是錢花了,力出了,換來的,卻是「對好多人心灰意冷」。例如說,在公開場合大肆攻擊他的黃洋達,本來就是蕭若元提攜出身的,重金聘請他去主持《早朝天下》,經過蕭本人的大力催谷和大力宣傳,令到這節目和這個人大受歡迎,因而得以成名。誰知黃洋達在成名之後,卻反咬蕭若元一口,成為了攻擊蕭若元的主力,對出錢出力反惹來受氣的蕭而言,真的是情何以堪了。

我們對於香港人網的政治立場,從來和而不同。但是,世界上有一種感情叫「公道」,如果看到一個經營得很成功的傳媒,突然關閉,實在是一件很值得惋惜的事。一個傳媒,如果辦得不好,就算是和我們的立場完全相同,其關閉對社會而已,也是「關」不足惜。可是,一個成功的傳媒,縱然與我們的立場相左,但是如果關閉了,在社會的角度而言,也是一個損失。這正如英文所說的﹕「It does not deserve it.」

香港也有五花八門,種種不同立場的報刊雜誌,以及電視電台,其政治光譜有左有右,有偏激有保守,可是,這些廣闊的光譜,正好表現了香港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以及言論自由的一面。如果失去了光譜上的任何一個頻寬,對於傳媒來說,對於香港人來說,都無疑是一個損失。

對於香港人網的突然關閉,我們作為傳媒的一分子,其心情就好比英國詩人John Donne的那首著名詩句﹕「任何人的死亡,都削弱了我,因為我也是人類的一分子。所以,不必問喪鐘為誰而敲,它為您而敲。」(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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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判而先示威,有理也變成無理


昨天,香港貨櫃碼頭遭到一百多名抗議人士,衝了進來,堵塞了碼頭的其中一個入口,當然也阻礙了碼頭的正常工作,而在爭執時間,雙方踫撞,造成了4個保安員受了傷,送進了醫院。
這個抗議行動,是由職工盟所組織和號召,並且有著中文大學的學生所參與,還有大約170名碼頭的外判工人,要求把工人的時薪,從54元加至67元。背景資料是,貨櫃碼頭在這十多年來,都沒有加過薪,在2011年,工資更由日薪1480元,減至1315元,現在他們的薪水只有一萬多元,如果倚賴這份薪水,去養活一家四口,實在是捉襟見肘,難以生活。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這事件的社會經濟背景。
在全球化的大前題下,這十多年來,整個世界的勞工階級,都是受害者。當世界的財富急速增長、富人越來越富之際,工人的收入卻是完全沒有改善,貧富懸殊越來越為嚴重,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另一個現實就是,香港的貨櫃碼頭業,遭受著鄰近城市,如新加坡、深圳、上海,甚至是寧波的激烈競爭,這十多年間,別人的增長急升,我們卻是停步不前,也是人所皆見的事實。當生意不景的時候,從業員的收入自然也是難獲大幅度的改善,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
在二、三十年前,香港的進出口業務大為旺盛,貨櫃碼頭的工人的薪水,實在是天之驕子。當然,以其工作的辛苦,勞動時間之長,所得到的遠遠高於中位數的收入,也是應份的。可是,在今時今日,貨櫃碼頭業的景氣大跌時,工人們又沒有議價能力,其收入自然也是難以獲得改善。不過,也是值得注意的是,今日香港人工的中位數是一萬二千元,而這些外判工人的收入是一萬三千元,也稍稍高於中位數。當然了,如果連其工作性質的辛勞程度也加了上去,這個薪水也絕對是物超所值。但是,我們之所以把人工中位數也提出來,作為比較,是要說明人工偏低、貧富懸殊是整個香港的共同現象,並不是僅限於貨櫃碼頭的外判工人。
我們雖是指出了,香港的貨櫃碼頭業的景氣程度大不如前,然而,這也始終是一門有利可圖的事業,只是利潤已遠不如先前的豐厚而已。以肇事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為例子,他在早前已經加了5%給外判商,並且責成外判商必須把這5%加在工人的身上,這證明了,碼頭當局並非沒有洞見到工人多年來沒有加薪的苦況,可是,外判商卻對此視若無睹,把多收下了的5%袋袋平安,這自然是非常的不道德的事。
正如前文所言,這些工人的老闆並非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而是外判商,他們不向外判商追討、抗議,而逕自在碼頭堵塞示威,則違反了「冤有頭,債有主」的大原則。另一方面,貨櫃碼頭的經營商有很多個,但其中以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規模為最大,工人們「有大吃大」,挑正了最大的一家在作為抗議的對象,也不失為「聰明」的策略。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早前的5%加薪,是做對了,但是它並沒有監察到這5%是不是支付進了工人的口袋,抑或是給外判商私下侵吞了,是做錯了,是監察不足。而在外判商方面,一共有三十多個,當然也是良莠不齊,有的應諾加了,有的並沒有加,這應該是可以預見的,而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預見力不足,也是技術上的錯誤。當然,作為一間大公司,並不是把工作外判了,就能夠把責任卸脫,因為它有責任去挑選和監察其外判公司,是否合格,如果外判公司有上了任何重大的錯漏,這個過失責任,大公司也得去承擔一部份的。
我們說了,在這個事件中,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監察外判商不足,是有責任,可是,這是不是代表了,這些抗議人士的堵塞碼頭,是有理的呢?答案是﹕否。這些抗議人士的老闆,是外判商,而非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他們如果覺得有何不滿、受到了甚麼委屈,第一步當然是找其直接老闆談話,但當其直接老闆,也即是外判商的談話不合時,第二個正確的步驟,則是找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投訴外判商的處事不公,如果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談話也破裂了,才去作出示威行動,才算是合情合理。然而,抗議人士沒找過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便逕自去堵塞碼頭,這顯然是跳了一步,實在是沒有道理的。當然,碼頭工人可能知識水平不夠,不能作出這個正確的步驟,但是背後操盤的職工盟,以及幫助示威的中大學生,理應有這個基本的分析能力,但卻竟然完全忽略了這重要的一點,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失!
總括而言,這宗事件,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是策略正確,但監察不足,犯上了技術上的錯誤,另一方面,抗議人士則是沒經過對話,先來示威。當然,示威既可以出風頭,也可以向對方造成了壓力,可是,未經談判的「突然示威」,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工人們雖是有理的一方、是可憐的一方、是值得同情的一方,但是,正因為程序錯誤了,明明理在己方,也變成了蠻不講理,應該負上最大責任的人,當然就是職工盟了。

(按: 周老師的Facebook留言 -- 這一篇有著一些資料性的錯誤,本來不想刊出,誰知因為晚起床,遲了通知老編,那就先自洩出了。不過主題和結論,倒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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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成功爭取民主的可能性

對於「佔領中環」這項行動,我們在日前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這是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攤牌大決戰。這是由於在回歸之後的15年多以來,中央政府的「一國」步步進迫,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社會上、在選票上,「一國派」均已逐漸取得了上風,換言之,時間在「一國派」這一方,如果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再定了下來,擁護「兩制」的民主派在政治上,便再無立足之地,因此,「兩制派」非得趁敗象未顯的最後關頭,同「一國派」來一個總決戰不可,而「佔領中環」就是「兩制」挑戰「一國」的大決戰。

對於中央政府的態度,我們也已經分析過,喬曉陽所說的不能讓不愛國愛港的人參選行政長官,就是中央政府的底線。「佔領中環」的鼓吹者認為,可以利用癱瘓中環,來令到中央政府讓步,這是痴人說夢的說法。三十年前,香港的生產數值是中國的幾份之一,地位舉足輕重,中國經濟依賴香港甚深,鄧小平依舊要決定收回香港。在三十年後的今日,香港的經濟總量已跌至中國的二十幾份之一,莫非中國就會因此怕了「佔領中環」,因而投鼠忌器?其實,這其中的推理是很簡單的﹕香港必須是屬於中國、中環也必須是屬於中國的,它的繁榮才有意義,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並不擁有香港和中環,也並不能夠控制到香港和中環,那麼,香港有多繁榮、中環有多繁榮,又關中國甚麼事呢?所以,從中國的立場而言,主權是主、治權也是主,中環的繁榮則是其次,而中國為了它在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將會不惜一戰、不惜玉石俱焚,也不會任由香港在手中失去,三十年前的中國,立場是如此,所以鄧小平在三十年前也已經說過,如果香港發生動亂,將會派駐解放軍入城,三十年後,中國對香港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一句,主張「佔領中環」,因而令到中央政府讓步,從而開放行政長官普選的門檻的說法,是偽命題,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佔領中環」不可能像主催者的所言,令到中央政府讓步,這是我們可以100%肯定的事。但是,縱使它不能令到中央政府讓步,但是,單單從「促進民主」這個命題來看,它究竟有沒有作用呢?

這得看兩個情況﹕第一,究竟有多少人參加,第二,它成功與否。

如果它沒有多少人參加,當然是甚麼作用也沒有。如果它參加的人不少,但是堅持的時間不久,很快便和平散去,那也是甚麼作用也沒有。然而,如果它成功的佔領了中環,那麼,香港政府只能用武力去驅散,或者說,它是一定用武力去驅散人群。這就會去到了第二步﹕就是「佔領中環」的參與方式的第三項﹕「參與公民抗命的行為,並之後會主動自首並於法庭不作抗辯。」

由於在2003年,香港政府並沒有通過「二十三條」,所以法庭不可能對於參與者判予十年八年的重刑,而根據現有法律,這些「主動自首並於法庭不作抗辯」的人,由於他們在過程中並沒有使用過武力,就算是坐牢,也坐不了幾個月,便又能夠出來,繼續大搞抗爭了。

到了這個地步,又會發生兩個可能情況。

第一個可能,就是參與「佔領」的人雖不少,可是願意出來鬥爭的人並不多,中央政府成功鎮壓了民主派。這即是說,在這一戰之中,「一國派」和「兩制派」已經分出了高下。經此一役,「兩制派」將會因為失敗而喪失了動員能力,反過來說,因為中央政府已佔了上風,把香港掌握在掌中,而為了安撫港人,它多半會把更多的民主「賜予」給香港人,這正如當年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反英抗暴」中,打敗了左派勢力,便著手進行改革,讓香港人擁有更大的繁榮和更多的自由。以上的兩種治術,原理是相同的,所以,假如「佔領中環」失敗了,香港人反而會獲得更多的民主,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佔領中環」,它就不可能失敗,反而不會因而得到民主。因此,從這個弔詭的角度去看,「佔領中環」對於民主,是可能有一定的貢獻的。

第二個可能,就是「佔領中環」只是一連串鬥爭的一個序幕,這些反政府分子已經是上了梁山,沒法子再回頭了,所以將會不斷的抗爭下去,而香港,也將會永無寧日。當然,這種「永無寧日」,終於還是會停止的,像台灣和韓國,鬥了二十多年之後,終於還是鬥完了,停止了,甚至是有了民主。有趣的是,台灣和韓國越亂的時間,經濟反而發展得越快,所以,大亂和繁榮之間,也根本沒有任何的既定方程式。而究竟這種抗爭,會不會成功,這個預測也就未免扯得太遠,而太遠的事,變數太多,是沒法子逆料的。

簡單點說,「佔領中環」不可能像主事者那般的所說,輕輕易易的就可以成功,依著劇本而爭取到民主。它的確可能成功地爭取到民主,但這個成功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香港市民在二者擇其一、兩害取其輕之下,終於選擇了安定繁榮,但偏偏當中央政府大勝了之後,則不會介意把民主「賜予」給香港人。換言之,中央政府的立場,是民主是可以的,但必須交由中央政府來「賜予」,而港人也應該感激這份「賜予」,但港人卻不能「爭取」,因為假如民主是由民主派「爭取」而得,港人的民心,也將會投向了民主派,那麼,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治權,也就完蛋了。這當然是它萬萬不可能接受的事。

二,「佔領中環」雖然失敗了,但經過民主派多年的持續抗爭,總於成功為港人爭取到民主了。但是,這多年的抗爭,也會令到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大亂,至於香港市民能不能夠忍受這種大亂,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不過肯定的說一句,爭取民主,從來不是「和平遊行」所能做到的事,這是政治鬥爭的基本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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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口中凶狠不敢開戰,金三改革不敢開放不能

被內地網民俗稱為「金三」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對美國的挑釁越來越是凌厲,現在已經宣佈了同美國進入戰爭狀態了。這宗事件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美國和韓國進行了軍事演習,更派了戰機來巡邏,對於朝鮮來說,這也不啻是一個挑釁,因此朝鮮非得予以還擊不可。

從暫時的局勢來看,朝鮮半島的局勢雖然緊張,但是說到戰爭,似乎還未致於。這是因為朝鮮太弱,儘管一旦戰事爆發,它可能把韓國變成一片火海,首爾與三八線邊境接壤,更是決計難以倖免,而日本也可能會被波及,然而,開戰之後,不消多久,朝鮮的人民勞動黨政府也必定倒台,這是金正恩所必然算及到的事。

所以,根據我們的判斷,朝鮮政府儘管口中凶狠,可是真要開戰,倒還並不至於。反而是美國的態度,才是最大的關鍵。要知道,美國從1898年以來,一次對西班牙、兩次對德國、一次對朝鮮、一次對阿富汗,都是因為莫名其妙的「被襲」理由,因而向對方宣戰。而美國的兩次對伊拉克開戰,第一次是伊拉克知會過它將會侵略科威特,而美國初期不做反應,入侵以後,才大動干戈。第二次則是無中生有的「大殺傷力武器」,索性侵入伊拉克了。如果這一次,又發生了甚麼奇奇怪怪的理由,令到美國受到了攻擊,使它決心要同朝鮮開戰,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

從朝鮮政治的角度看,金正恩剛登上位,政權未穩,這一次的局勢緊張,很可能是他藉著這次的機會,鞏固自己的權力。這也是最為合理的推測。

我們曾經說過,就中國的國家利益而言,最大的噩夢,反而是金正恩實行經濟改革,兼且向美國靠攏,就像緬甸一樣,而中國唯一的盟友和屏障就此失去,才是中國真正的危機所在。反而,朝鮮向美國叫板,只要不真正的打起上來,美國也不致於入侵朝鮮,朝鮮半島也不統一,維持現狀,才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這一張固然是如意算盤,可是這張如意算盤能打多久,卻是誰也說不定的事。大家都知道,朝鮮政府窮兵黷武,國內經濟民不聊生,究竟還能挺上多久,真的是天曉得了。如果朝鮮政府崩盤,對於中國而言,那就是更大的噩夢了。

當年「金三」金正恩的父親「金二」金正日承繼了「金大」金日成的地位,也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採用了「先軍政治」,把軍隊的利益放在優先位置,結果是穩定了政治,可是代價就是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到了今日,朝鮮的政治依然保持穩定,可是,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怪胎,因為如果它一開放,很可能馬上就會崩潰。這好比一道築堤防洪,只能越築越高,再沒有回頭路好走了。

政治就是這麼奇怪的一回事﹕一個國家越是開放,政權越是危險,可是開放慣了,時間長了,政權反而更是安全。反過來說,如果採用高壓政策,可以收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長期而言,反而越來越是危險。

近日,中國領導人很喜歡看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正是指出法國大革命是起於在歐洲第二繁榮,而且是正當改革當中的法國。我們認為,今日的中國,也應該把朝鮮的情況引以為鑑,畢竟,政治上的改革開放,的確是十分危險,但這一關是必須要去闖的,因為越是不去改革,問題將會越積越深,終至不可收拾,要想改革也無法子了,朝鮮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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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魔襲擊沒有假期,醫生作息不符病人所需

私家醫生很多時都會放假,令到病人求診無門,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而每當長假期,很多私家醫生都會把原來的長假期再進一步延長,多放幾日,也是常見的現象。因此,每逢遇上長假期,反而是公立醫院的人手最吃緊的時候,因為私家醫生放假,病人唯有到公立醫院求助了。

在剛剛過去了的復活節假期,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求診人數,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在復活節頭3日,15間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的平均求診人數,是每日5600人,到了昨日,已升至5800人。而醫管局預料,隨著長假期結束,大批市民外遊返港,在今天和明天,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的人數,還會有所增加。

急症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鄧耀鏗因而呼籲,只有輕微病徵的市民,應到普通科門診或私家醫生求醫。

對於這事件,我們應該用常識去作分析。

一個人的生病,一年365日,24小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病魔不會下班,也不會放假,不會專挑辦公時間,才去襲擊人類。甚至我們可以說,如果從科學的角度去看,人在晚間的抵抗力是最弱的,晚上起病的可能性,比白天更高。可是呢?大部份醫生的作息時間,都是有時有候,晚上一定要下班,回家睡覺,假期一定要去放。說到底,醫生也是人,誰不喜歡安穩的生活呢?誰不喜歡假期呢?

當然了,病人如果在假期、在下班時間,有著嚴重的病症,可以進急症室。然而,究竟甚麼才是嚴重的急病呢?在定義上,甚麼是「緊急」,甚麼是「次緊急」呢?而「濫用急症室」,定義又是甚麼呢?

如果是傷風感冒,又算不算是急症呢?一個人患有傷風感冒,是很辛苦的,如果挺上一天兩天,那還勉強可以,可是挺上四天,才有醫生可看,那又是不是人道呢?如果在放假的日子,市民的身體不舒服,是少許的、辛苦的、但又死不去的不舒服,除了去看急症室之外,還有甚麼選擇呢?

一個人還有很多的病,例如說,皮膚病,這不是急症,甚麼時候去看醫生,都可以。但是,人們往往要請上一天或半天的假期,去看這些並無急切性的病。其實,如果醫生在周日是診症的,病人在假日去看,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浪費上班或上學的時間。

以上的討論,是企圖向大家說明,醫生的工作情況,縱使不是「逆作息時間」,至少也並不是規定了上班下班,以及「放紅日」的。現時的醫生作息時間,雖然是正中了醫生的要求,但顯然並不符合市場的需要,因為,它並不切合病人的生病時間規律。

香港和全世界一樣,都存在著醫生不足的問題。然而,我們並不反對以鄰為壑,利用我們的薪酬比鄰近地區高的優勢,大幅引入外地醫生,僅限於政府醫院應該,以為市民提供更充裕的醫療服務。然而,從以上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假如把醫生的工作時間重新調配,也可以有效的提高醫生工作的效率,令到市民得到更加優良的醫療服務。

醫療制度,是全世界共有的問題,不獨存在於香港。相比起其他的地區,如中國內地、美國、加拿大,香港的醫療制度已算是出類拔萃的了。的確,我們並不需要改革但是,優化現有的醫療制度,卻是應該的,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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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樂觀雖是樂觀,審慎還須審慎

經過了2003年的「沙士疫症」一役,人們對於大規模疫症的關心程度,無疑是大大的提高了。其實,在這數十年來,一直有著零零星星的禽流感或豬流感的個案,而幸運地,這些禽流感或豬流感的病例從來未曾失控,成為大規模的疫症,因此才不為人知罷了。直至10年前,「沙士疫症」爆發了,散佈到全世界,造成了四十多萬宗案例,一千多人死亡,自此之後,大規模疫症遂成為了大眾關心的對象,因此,禽流感和豬流感的案例也就擺上了傳媒的重要位置,成為大新聞了。

流感一共分為甲、乙、丙三種,其中甲型流感的傳染力和死亡率都最高,也即是殺傷力最大,我們常常患到的是乙型流感,而在10年前殺人過千的沙士也只是乙型流感而已,但是,禽流感卻是甲型流感,由此可知其殺傷力之大。我們現時所接種的流感疫苗,主要預防的是當時最流行的乙型流感,但對於甲型流感,卻並沒有預防力。因此,假如禽流感,一旦蔓延起來,變成了大規模的疫症,其死亡人數將會也是沙士的數倍計,這是可以預期的。因此,人們對禽流感聞名色變,大為提防,每次發生了病例個案,都成為了重要的新聞,也是可以理解的。

流感是納米級大小的病毒,大約是100納米左右,1納米等於10億分之一米,也即是說,它的體積大約是萬分之一毫米。它的外層由「植物血凝素」(H)和「神經氨酸?」(N)這兩種糖蛋白所覆蓋,其中H可分為15種,N可以分為9種,相加起來,一共有135種。人類的所有流感病毒,都可以傳染給禽類,但是所有禽類的流感當中,只有H5、H7、H9三大類,才可以傳染給人類,年前發生過的H5N1是其中的一種,現時在中國發病的H7N9型禽流感,只是在理論上,可能傳染給人類,但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由禽類傳染給人類的經驗個案,今次的這一宗,是史上的第一次。

這一次中國的H7N9禽流感,第一宗在二月時已經發病,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3月31日通報,分別在上海市、安徽省、江蘇省、南京市等四地,總共發生了四宗個案,而其中的兩名患者,已經搶救無效,死亡了。這兩個死者一名是87歲,另一個是27歲,一般來說,年輕人患上流感的機會率比較大,但是死亡率不高,老人家患上流感的機會率相對較低,但是死亡率卻很高。所以,老人家和年輕人都是禽流感的高危分子。

在這一次,初期的時候,中國的應對顯然頗為不足,上海的那位年輕人,是在醫院感染到病毒的,在這一方面,醫院實在難辭其咎,所以也答應了賠償13萬元,給死者的家屬,以作彌補。但是幸好,中國也還能夠亡羊補牢,知錯能改。現時,世界衛生組織已在4月1日獲得通報了這事,而中國也高度重視這些病例,國家衛生及計劃生育委員會也派出了專家小組,去當地救治和調查,現時已發現了H7N9病毒對「特敏福」敏感,所以將會以「特敏福」來治療病人。

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17億人口當中,感染了10億人,造成了二千五百萬至四千萬人的死亡。到了10年前的沙士,則只有四十多萬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數是一千多人。這證明了,人類是在進步著,也漸漸有能力控制大規模的疫症了。我們在前文也說過,受到控制的禽流感或豬流感的病例,其實在這數十年間,不斷都有發生,但從來沒有蔓延過,只是到了近年來,才被社會廣泛的注意罷了。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次的禽流感疫症,也是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認為我們終於能夠克服,不致於成為沙士的翻版。然而,樂觀雖是樂觀,審慎還須審慎,我們須得經常提防,疫症永遠是隨時會爆發,保持個人衛生,加強空氣流通,少接觸活禽畜生,吃肉要吃熟透,生病之時,要快速去看醫生,這些都是基本而有效的公共衛生知識,是每一個愛惜自己生命的人,也是每一個良好公民,所必須要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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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罷工工人,貨櫃碼頭宜斬倉止蝕

貨櫃碼頭的工潮越演越烈,到今天為止,已經是進入第八天了。現今的情況,無論勞資雙方,都採居了硬踫硬的態度,這顯然不是一件好事。
資方表示不接受碼頭成為長期抗爭的地方,很可能會對罷工的工人永不錄用,甚至不排除向工人追討損失。這種強硬的態度,相信是由於罷工的工人屬於低技術的工種,要以相同的薪水去在市場尋找,補充員工的空缺,並無困難。而含有技術質量的工種如「車手」,則有大約四成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全職員工,換言之,外判員工只有六成,所以,罷工者並沒有議價能力。
正因這個原因,罷工者無法單單使用罷工的方法,去作為談判籌碼,去迫使資方就範,而只有採取堵塞道路,阻礙碼頭的正常工作,才能夠產生有效的威脅力,以同對方鬥爭和談判。此外,在前天,工人們已經籌集了六十五萬元的捐款,資助這一次的罷工,這個捐款數字,在昨天已經急增到了一百多萬元,可以用來發放臨時生活津貼給罷工的工人,這令到工人們的談判本錢大增,有力量去長期鬥爭下去。
而昨天,某本周刊揭露,「和記黃埔」的多位高層,同是「Sakoma」公司的董事,而這間公司則是一間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其中一間主要外判公司。對於這項指控,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董事總經理嚴磊輝的反駁是﹕Sakoma的確是「和記黃埔」屬下的公司,但卻並非是外判公司,這只是員工的工卡上面,錯印了Sakoma的名字,這只是行政上的錯誤而已,而嚴磊輝也聲稱將會考慮對該周刊提出法律控訴。
在這裏,我們採取了「疑點歸於被告」的大原則,首先假設嚴磊輝的說法是真實的,Sakoma並非外判商,而只是行政上的錯誤而已,而該周刊的報導是錯誤的。但是,該周刊縱使作出了這個錯誤的報導,也是因為工卡上印著的「行政錯誤」,因而被誤導了,也因而作出錯誤的報導。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既是己錯在先,再要對涉事周刊作出如此嚴厲的指控,顯然是並不恰當的做法,也難以得到社會上的支持。
事實上,民間的捐款數目急增,管中窺豹,已可以看到社會的民心的向背,越來越是支持罷工的工人。換言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可以說,這是外判公司的錯,與己無關,它也可以說,罷工工人堵塞道路,是於法不合,它更加可以說,Sakoma與己無關,可是,客觀的事實卻是,社會民意的大部份,已經站到了工人的一方。如果說,工人的立場是對的,這固然無話可說,可是,如果說,工人的立場是錯的,道理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這一方,而有道理者,反而更在民意上在落在下風,這只有一個答案,就是這是一場公關災難,完全是因為貨櫃碼頭的管理階層的公關技術拙劣,因而引起的。
如果要評論事件本身,我們可以說,從法律上,貨櫃碼頭的做法是完全合法。可是,正如我們在許多篇社論之中,有關許多的社會事件,都作出了同一個答案,就是合法的事,不一定合理,而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是比法律的地位更高的,例如說,社會公義。香港的很多人認為,只要依法辦事,做甚麼也不妨,結果卻是惹來更大的麻煩,而這一宗貨櫃碼頭的罷工事件,正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我們評論事件的最大立場,是承認政治現實。現實是,不管這宗事件之中,是誰對誰錯,但博奕到了這一個地步,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已落在下風,如果它的管理階層繼續強硬鬥爭下去,只會令到自己的形勢更是惡劣。它的最佳出路,是另找一個公關高手,去處理事件,把已經輸掉了的籌碼,斬倉止蝕,否則,將會越輸越多,滿盤皆落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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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pr-2013 Facebook)

社會矛盾激化罷工,政治掛帥是未來主軸

貨櫃碼頭事件進展到了今天,又發生了變化。國際貨櫃碼頭的管理層表示願意談判,可是職工盟卻表示必須由它們以工會的身份,用集體談判權,代表勞方,同資方談判。但是國際貨櫃碼頭卻只願意同罷工的工人談判,而不肯同工會談,事件又陷入了膠著狀態。

從罷工工人的角度去看,職工盟一直是協助他們進行罷工的積極分子,如果在談判時,把這個盟友擯於局外,顯然是於理不合,一旦做了出來,更加會是千夫所指。所以,在這個形勢之下,這一步,工人們是決計不能退讓的。

這事件在一開始的時候,本來並非太難以解決,因為國際貨櫃碼頭的原先布局,聰明地使用了外判商,來作為緩衝,只要把一兩個外判商當作是替罪羔羊,然後稍作讓步,便可以完滿地解決了事件。更通常的做法,是在事後,秘密酬庸那些當上了替罪羔羊的外判商,那就更加是不成問題了。

然而,國際貨櫃碼頭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本來是用來作為緩衝的外判商統統不見了,反而是母公司,和罷工工人硬拼,而在記者招待會中,管理階層的表現實在不佳,這令到本來是不輸於對方的形勢,在公眾形象方面,反而是落了下風。

到了這個地步,本來應該是政府出來,為勞資雙方斡旋,把問題解決。可是,這做法也有政治問題,就是政府的談判對象,非得是職工盟不可,而職工盟是反對派,它不會輕易和政府妥協,政府要想談妥這件事,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假如政府向職工盟讓步,後果就是職工盟和工黨的聲勢大振,勢必令到以後的同類事件越來越多,更加令到政府疲於奔命,這自然也是難以令到政府接受的後果。

由於這事件的演化下去,已經漸漸激化成為一個社會運動,而在民間,矛頭也已經逐步指向國際貨櫃碼頭的母公司「和記黃埔」,並且組織要罷買百佳超市。為甚麼區區的一宗勞資糾紛事件,居然會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呢?

答案有兩個。

第一,近幾年來的貧富懸殊,激化了整個社會的矛盾,令到社會變成了整度敏感,一旦給少少的擾動,很容易便會演變成巨大的事件。

第二,因為政治的惡鬥,各不相讓,當一旦發生社會矛盾時,反對派的政客便會介入,而由於把事件激化,對他們的政治利益大有好處,因而也不會輕言妥協。

故此,今日的香港,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化的社會,任何的社會事件,都會輕易的被激發起來,變成了社會事件、政治事件,而由於政鬥的激烈,這些政治事件實在是難以解決。

簡而言之,今日的香港社會已經變了,已經不同於以前的社會,也不能夠繼續沿用以往的方法和思維,去解決問題。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純粹把這件事當作是勞資糾紛,以為可以用法律去解決問題,實在是錯判了形勢。正如我們在昨天所說,這事件需要一個優秀的政治公關,去粉飾形象,先在公眾形象方面贏了,以後的路才好走,而不能夠硬施以法律攻勢,這是反而會弄巧反拙的。

這宗事件的後續如何,變數太多,今日暫時未可逆料。可是,肯定的是,今日的社會政治局勢已經不同於以往,甚麼都是政治掛帥,將是這個社會在未來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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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pr-2013 Facebook)

朝鮮隨時愚蠢攻擊,美國身痕又圖戰爭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一邊在向美國和韓國「進入戰爭狀態」,另一邊則加強對他本人的保安戒備,究竟後者有沒有這個需要呢?不消說的,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往績並不佳,但是親手行刺他國元首,這個情況卻是沒有發生過,頂多就是在1963年,支持過政變者去刺殺南越的第一任總統吳廷琰,卻並沒有親自動過手,事實上,在草木皆兵的朝鮮國境,美國政府要去搞策劃暗殺行動,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故此,金正恩的如臨大敵,要不就是因為他太過膽小,作出不必要的保護,要不,就是因為他要防備國內的政敵所暗殺。當然了,在朝鮮這個變相帝制的獨裁國家,就算是金正恩萬一駕崩了,能夠坐上他的寶座的,也只會是他的兄弟,金正日的另一個兒子。

我們先前已經分析過,朝鮮一旦對美韓開戰,後果就是自取滅亡,所以朝鮮半島的局勢雖然緊張,但金正恩必然不會其笨至此,而美國也從來不會先發制人,所以以今日的局勢去判斷,真打起來的機會並不大。

然而,朝鮮半島是不是真的安全呢?當我們翻看美國對外的戰爭史時,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美國每逢對外戰爭,總是有一個敵國不智地,甚至是不自量力地,先作挑釁,而且還是作出愚蠢的挑釁,美國才會自出自衛反擊。

首先是在1898年,美國停在哈瓦那港的巡洋艦緬因號發生爆炸,美國指稱是西班牙的襲擊,故此爆發了美西戰爭,西班牙戰敗,從此撒出了它在美洲的霸權,甚至連菲律賓也失去了。奇怪的是,這一次的爆炸事件,只有兩名軍官在緬因號上,其餘死的264人,全是士兵。

1917年,美國是因為德國的潛水艇戰爭,波及了它的商船,忍無可忍,所以才憤而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時歐洲諸國已打至末期,傷亡慘重,美國一加入,輕易取勝了,而它也一躍從經濟大國,而成為軍事大國了。

1945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因而引起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而另一則廣為人知的事實,就是當時的日本錯判了美軍的主力是在珍港,但美軍的航空母艦不在,炸掉的飛機庫是空的,飛機都停泊在小機場……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了半個世界的領導人。

1950年,美國宣佈它的軍事保護範圍,到日本為止。這令到金日成以為美國無心保護韓國,於是作出了一系列的挑釁動成,美國也沒有反應。結果金日成決定南下,統一朝鮮半島。結果美國派了名將麥克阿瑟從日本出擊,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擊潰了朝鮮軍隊,如果不是得到了中國的志願軍去參戰,朝鮮半島已給美國統一了。

1990年,伊拉克的薩達姆詢問過美國人使,試探假如它入侵科威特,美國的反應將會如何。美國大使沒有表示反對,結果是人所共知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一戰「打殘」了伊拉克,而在聯合國禁飛區的庫爾德進一步獲得了自治,今日已經成為了整個伊拉克國境之內,最為繁榮的地區。

2001年,著名的「九一一事件」,美國報復性入侵了阿富汗,摧毀了「基地」組織的基地。在這事件之前,中情局曾經收到過情報,預知了此事,但卻並沒有重視這項情報,作出反應,所以才會發生這項慘劇。

2003年,因為伊拉克不肯承認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結果美國入侵並且佔領了伊拉克,殺了薩達姆。但後來發現了,伊拉克並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不過人已死,國已佔,庫爾德自治區也遲早獨立,成為了美國在中東地區,除以色列外的第二個堅實盟友。

如果從以上的往績去看,朝鮮突然發生一次愚蠢到了極點的攻擊,令到美國必須反擊,也是毫不出奇的事。畢竟,距離美國的上一次開戰,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按照往績,不出幾年,美國又會再打一場仗,今日它的蠢蠢欲動,已有「身痕」的跡象,也是昭昭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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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嚇大之嘛,他邊有得同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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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pr-2013 facebook)

香港人打一場二十天的抗疫戰爭

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一種疫症在初發生的時候,其感染率和死亡率會直線上升,而且規模也會迅速的擴散,由於空中交通的發達,這個擴散很可能會擴到國外地方,而H7N9禽流感現在正是處於這個急速發病、急速擴散的高峰期,至今為止,已經有了16人確認染上,6人死亡,感染的速度並不算很快,但是死亡率就確實是很高,事實上,禽流感和豬流感的死亡率本來就很高,可以高達三至六成,一旦蔓延開去,的確可以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所以才會令到人們如此之恐慌。
疫症從被發現,到政府介入,控制疫情,一般來說,感染率會不跌反升,這是由於滯後效應,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今日的禽流感,也是這種情況,所以感染人數的逐漸增加,也是意料中事。至於這一次的禽流感將會在甚麼時候完結,是誰也不敢肯定的事。我們知道的是科學的事實,就是流感的潛伏期平均是2天至4天,最高是7天,屬於快速發作的病症,變成疫症時,在第二個星期至第三個星期是高峰期,但是快來快去,在三至四星期後,多數便會自然停止。以在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為例子,全球17億人口當中,有10億人受到了感染,其中有二千五百萬至四千萬人死亡,但是感染的過程,卻並非全世界同期發生,而是輪流接力,1918年3月是中國、4月是法國、5月是西班牙、6月是英國……4月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也傳出流感,3月中國、5月西班牙、6月英國……1919年10月下旬,是台灣,12月中旬結束。
因此,我們預測,中國的禽流感病情將會在下星期到達高峰,在本月底,便結束了。另外一個令到我們如此樂觀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次中國的反應尚算迅速,所以疫情應該不致於大規模的蔓延開去。
在香港,我們剛剛發現了第一宗懷疑是禽流感的個案,如果按照上述的理論,香港的疫情究竟將會如何發展,得看今後兩至三個星期,而在這二十日之間,政府和全香港市民應該是全力去打這一場大仗,只要熬過了這段時間,便算渡過了最為危險的一段高發期了。
禽流感,或者是豬流感,為甚麼會出現呢?答案就是人們接觸到禽類和豬類,因而染上的。如果我們不准輸入活禽活畜,會不會減少感染的機會率呢?答案是,會的。可是,人們儘管全面禁止輸入活禽活畜,難道就不可能染上禽流感豬流感?在半空,有飛鳥,飛鳥糞便會跌落人間,傳染病毒。在很多的公眾地方,都有野生鴿子,如果要禁絕牠們的傳染病毒,莫非要把牠們統統射殺?動物園是個非當有趣的地方,莫非我們為了害怕生病,便?遠不去探訪?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人們不可能完全避免和動物作出接觸,而這些接觸,哪怕是一次性的接觸,都是有傳染到病毒的危險的。極端地說,大部份的傳染病,都不是禽畜傳染給人類的,而是人傳人,莫非我們從此因噎癈食,連人類也不去接觸了?
當然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對禽流感掉以輕心,置之不理。從現在起,到二十日之後,是我們對抗這場可能的疫症的最激烈日子,我們必須打醒十二個精神,加強對禽類的抽查檢驗,小心處理和檢測所有的流感病人,如果再有更多的確診個案,就馬上全面停止輸入活禽。二十天的奮力戰鬥,是不難熬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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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睇掂睇, 兩單野, 都係向下炒既一個好藉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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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pr-2013 Facebook)

夜期壓迫小交易商,金融政策殊不公義

今天是香港交易所第一天推出「夜期」,從今天起,恆指期貨和H股指期貨可以炒足12小時,而在所有的期貨商之中,只有六成參與這個市場,換言之,還有四成的期貨商,是不參加這個市場的。毫無疑問,如果不參加這個市場的期商和其客戶,將會損失了一些機會。

例如說,在外圍市場,例如美國市場大跌時,有參與者夜市者,可以先一步作出止蝕、或趁低吸納,佔上了先機,但是沒參與的期貨商則只有在明天早上,開市之後,才能作出相應的動作,這自然是吃了大虧。那麼,為甚麼這些期貨商明明知道不參與這個夜市,會失了先機,他們卻也置之不理呢?

答案是﹕參與夜市,需要加派人手,還有燈油火蠟等等,每個月需要幾萬元的額外成本,所以那些中小型的期貨商,現時的經營已經陷入了極度的困難,自然也沒有能力去加入這個戰團了。

增加交易時間,是不是可以增加交易的數額呢?換個說法,是不是真的可以把餅做大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有如一間百貨公司,如果通宵營業,一定可以增加營業額。可是,為甚麼百貨公司不去通宵營業呢?全世界有這麼多的大型百貨公司,沒有一間是通宵營業的,為甚麼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百貨公司的通宵營業,雖然增加了成本,但是它也要付出成本,例如說,人手、水電等等,如果在晚上的人流不足、生意額不足,不能夠支付這些浮動的成本,夜市便是得不償失,沒有作用了。

我們實在懷疑,夜期究竟能為香港市民帶來多少效益,或者收窄一點範圍,它究竟能為期貨商帶來多少效益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的是,到百貨公司購物,是一個大家happy 的交易過程,雙方都能得到其所需。但是,期指卻不然,它是一個你輸我贏、你贏我輸的零和遊戲,在金融理論上說,這可以是一種對沖,但是所對沖的,仍然是別人口袋裏的錢,故此,零和遊戲的本質是沒有變的。

既然是零和遊戲,就不能看它的服務,而只能看它的收入。換言之,評價這項措施的成敗,不用看它為投資者提供了多少服務,而應只看它為交易所得到了多少收入、為期貨商帶來了多少收入,而這收入究竟能不能應付其支出,如果入不敷支,這項新措施便是沒有效益的了。

而論到夜期,究竟是誰人得利呢?答案是大的交易商、大的投資者,前者因為它們享受著規模效應,增加夜市,成本相對很低。而在小投資者而言,有沒有這個能力長時間參與每天12小時的投資活動呢?他們的資金調動,要在夜間進行,又有沒有困難呢?很明顯,交易的時間越長,對小交易商、對小投資者更是不利,而獲得政策利益者,則是大戶。

事實上,這些年來,交易所的種種政策,都是偏幫大戶,一步一步的令到小交易商、小投資者處於不利的狀態。從鄺其志那個惡名昭彰的「仙股風暴」,到取消最低佣金,以至於延長交易時間,一步一步的令到小交易商經營困難,也令到小投資者處於不利的局面。

誰是小交易商,誰是小投資者呢?答案是﹕香港人。誰是大交易商、誰是大投資者呢?答案是﹕外資、中資。金融政策之不義,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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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了英國、放棄了香港的鐵娘子

大英帝國曾是世界歷史上領土最大的帝國,比蒙古帝國的全盛時期還要大上少許,全盛時期在十九世紀,因為在整個地球都有領土,所以號稱「日不落帝國」。到了二十世紀,它已經開始有了盛極而衰的跡象,在軍事力量方面,給德國超越了,在經濟力量方面,給美國超越了,就是在科研方面的成就,也比不上德國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在戰時受創太深,帝國實力已經在走下坡了,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整個英國變成了頹垣敗瓦,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分崩離析,在工黨的長期執政之下,經濟停滯不前,在內則有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活動,英國人在又窮生活又不安全在國際間又沒面子的低潮之時,在1979年,戴卓爾夫人就是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登上了英國首相的寶座,負責收拾英國這團爛攤子的大任。

在她出任英國首相的11年間,以霹靂手段,把垂危的英國挽救於危難之中,是把整個西方世界從左傾主義拉回了保守主義的第一人,美國的朗奴列根還在她的後面。而她所使用的霹靂手段,說穿了,十分簡單,就是走回十九世紀所流行的鐵腕政策,再加上自由經濟,如此而已。

她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提倡自由經濟,鎮壓工會,結果經濟回復高速增長,強力鎮壓愛爾蘭共和軍,為國內帶回來了穩定,為了保衛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她不惜和阿根廷一戰,終於為大英帝國帶來了一次勝仗,挽回了帝國不停解體的頹勢。她的鐵腕政策,為她帶來了「鐵娘子」的稱號。

就是她,把衰敗了的大英帝國,挽狂瀾於既倒,回復到了正軌。而英國今日的繁盛局面,實在是奠基於她執政的11 年,設使英國無有卿,不知當有幾年衰退,幾多裂土。

然而,她的鐵腕,也並不是戰無不勝。在1982年,她訪問中國,啟動了中英談判,本來一心以主權換取香港的治權,再管治香港數十年。誰知,她遇上的是比鐵娘子還要強硬,經歷過無數次軍事戰爭和政治戰爭,在生死之間徘徊過無數次的共產黨強人鄧小平。鄧小平的意志比鋼鐵還要強硬,一開始就在鐵娘子的面前吐痰,殺她的威風,根據前立立局議員李鵬飛的憶述,鄧小平很「惡」,「對她的禮貌都有問題」。

客觀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初期,並沒有西方的邦交國,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但是到了1982年,大部份的西方國家已經和中國建交了,法國和中國更是大使級的關係,中國已和美國明通款曲,中美建交是遲早的事,而聯合國也已把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剔除,在政治上,中國要收回香港,所有障礙都已清除,唯一的擔心,只是經濟利益而已。但是,在政治掛帥的共產黨人的眼中,經濟利益卻從來不在考慮之列。

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的歷史性會面之後,結果就是戴卓爾夫人給鄧嚇得心神恍惚,在人民大會堂的前面跌了一跤,這是當年香港人永遠難忘的一個場面。然後,在中國人軟硬都不吃的談判局勢之下,英國被迫在1997年,把香港交回給中國。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見到,無論是誰去當政治家,始終脫離不了政治現實的巢臼。

以鐵娘子的強硬,對鄧小平也沒有法子,原因很簡單,阿根廷軍力弱而中國的軍力強,戴卓爾夫人敢於同阿根廷開戰,卻萬萬不敢同戰勝過美國(在韓戰,先勝而後和)、印度(在藏南) 、蘇聯(在珍寶島)的中國開戰。因此,到了最後,鐵娘子也得軟化,舉手投降。

戴卓爾夫人在執政11年,戰無不勝,就只輸過了兩次,第一次是國外,裁在鄧小平的手裏,第二次是內鬥,在1990年,在保守黨魁的選舉中敗戰,被迫辭職首相之位。

在民調,戴卓爾夫人被選為二戰以後最偉大的首相,對於她的逝世,英國的現任首相卡梅倫的的說法是,英國失去一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首相與偉大的英國人」,因為她「不僅領導了英國,更拯救了英國」。然而,在戴卓爾夫人死後,仍然有大量工會分子開心得要慶祝。這可以見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階級利益是遠比國家利益更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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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李柱銘會提出「底線方案」?

日前,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接受報章訪問,提出了他本人對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最底線方案,內容是可以沿用現時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並且把提名人數最多的5位,作為候選人。

這個建議一出,引起了政界的嘩然。由於李柱銘以「民主教父」的身份之尊,在民主派的地位崇高,卻居然說出如此的一個温和方案,實在大出所有人的意表。也是由於這個方案實在太過温和,連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也不表示反對,而是認為「務實」。反過來說,這方案卻引起了民主派的軒然大波,在前天晚上,由民主派的27位立法會議員組成的真普選聯盟,一致表示不同意李柱銘方案。

對此,李柱銘的反應是,承認自己鹵莽,並且承認是「老貓燒鬚」,決定收回這個方案,並且自嘲說﹕「希望隻貓越來越老的時候,就唔好燒咁多鬚。」

對於以上一系列的故事,我們一共有3個問題﹕

1. 這個方案從何而來?

2. 李柱銘在當日為何提出這個方案?

3. 為甚麼他要馬上撒回這方案?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並不相信這是李柱銘一人的腦中思考,就此不假思索地提出來。要知道,李柱銘是一個政壇老手,背景更加是一個資深大律師,就是再不懂政治,就是再是鹵莽,也決不可能糊塗到這個地步。

換言之,這個方案,一定是他和一些盟友、黨友,共同商議出來的。但是,毫無疑問,正如李柱銘在發表時所強調的,這是一條底線,是民主派最後接受的一條底線,過了這條線,民主派便絕對不可能接受了。

第二個問題,是最困難的一條,就是為甚麼他要把這一條預先商議好了的底線,公開出來。

這得牽涉到中央政府對於「佔領中環」的態度,出乎想像地強硬,而這個行動的運作過程,也並不如想像般順利。在這個情況之下,民主派必須評估,「佔領中環」繼續走下去時,各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作出了種種不同的沙盤推演。

我們相信,李柱銘提出這個方案的目的,是投石問路﹕看看這條底線,市民能不能夠接受?一定要知道了這個答案,民主派的路,才能夠繼續走下去。

然而,這一招投石問路,在出現的時機之上,實在太差。因為投石問路,必須是在深夜,才去投、才去試,如果是在中午去問,那就不用問,去投石者,已給抓了起來了。這即是說,今日的「佔領中環」正在搞得如火如荼,怎能夠一下子就把底線露了出來呢?

可以想像的,民主派對於「佔領中環」,最少有兩條底線,一條是佔領成功了,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另外一條,則是佔領不成功,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我們相信,李柱銘所提出的,是後者。

問題是在於﹕當佔領行動還未知是成是敗,又怎能把假設失敗之後的底線拿出來,給對方知道呢?李柱銘的這一條投石問路之計,顯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至於第三個問題,答案就是﹕當大伙兒的士氣如虹,一心爭取普選時,「民主教父」拋出的這個令人洩氣的方案,自然不可能讓人接受。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是最温和、最想談判的民主派議員,也不可能支持這個方案,因為這是政治自殺式的行為。

然而,因為這個方案,令到「佔領中環」的進程小受打擊,不在話下。但是這也令到本來的「底線方案」變成了不可能,就是「佔領」失敗了,也不可能。換言之,李柱銘早熟地把底線提出來,變相是把底線宰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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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經驗豐富, 果然利害, 無人敢再提「底線」或其他方案了....
我的部落: http://twotone56.blogspot.hk/2014/02/blog-post_21.html 排隊歌!! (UPDATED: 星期五, 2月 21, 2014) ~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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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ar-2013 Facebook)

樓價未來是兩難困局,走哪條路也會十分痛苦

自從梁振英政府推出了第二輪穩定樓價的措施之後,樓價的升勢終於被遏止下來,現時距離年初的高位,大約下調了一成左右,成交卻大幅減少了。估計今年的供應量將會是1.3萬伙,比起去年,增加了33.5%,明年的落成量則會增加至1.5萬,到了2016年,則會增加至2萬伙的水平,這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數字。另一方面,看各大地產發展商的劈價賣樓,以及大送車位、優惠回贈等等的促銷措施,在在可以見得,樓價的高增長期已經過去了。
未來的樓價將會如何走,這是一個市場問題,而社論評論的是政府政策和社會現象,不應對市場的升跌作出升跌預測。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未來的市場是升是跌,在未來的幾個月,相信會慢慢的回復成交量,把市場交易恢復到正常,而在這段期間,市場也會累積了一定的購買力,慢慢會在市場中釋放出來,成為了樓價的支持點。而究竟樓市的未來是升是跌,都要等到成交量回復了之後,才見分曉。
然而,在現時的階段,香港人為樓價而瘋狂的時刻,應該已在某程度冷靜下來,我們正好趁此機會,思考一下未來的房屋政策,應該是如何去走。
對於政府政策的原理,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去作出比喻﹕
世上沒有最好的汽車,因為跑得快的車,一定坐得不舒服,也一定耗油,價錢也一定貴,豪華的房車,一定又長又大,停車泊位都不方便,至於省錢又省油的廉價車,當然不會很快,也不會很舒適了。因此,汽車是沒有最好的,一樣的好,必然付出另一樣的犧牲。可是,汽車卻有不好的﹕又貴、又不舒服、又慢、又難以操控,這種爛車,任何的一個笨蛋都能造得出來。這正如政府的政策,是沒有最好的,因為每一種政策,都會有受益人,也會有受害者,只在乎兩者的比例有多少,在總的計算方面,究竟是賺了,還是蝕了,如此而已。但是,政府的政策雖然沒有完美的,卻肯定有壞的,這就和汽車沒有最好的,但有最壞的,兩者的原理是相同的。
在曾蔭權時代的政策,市民居住在蝸居之中,民不聊生,但這個房屋政策究竟有沒有一點點的好處呢?答案是有的,就是它能夠有效的保護著社會的財富,因為香港人的最大財富,就是在房地產,只要房地產的價值能夠保得住,而且還有升值,香港人的財富總值就會增加了。而這個政策的代價,就是香港變成了全地球先進城市當中,人均居住面積最低的,有人住在籠屋之中,700萬名香港人都為十多個地產發展商打工,而中小企商人的利潤都流往了業主的口袋裏,除了曾蔭權本人、當時的高官們,還有(吃得飽到撐住還)不時發表意見表現出不滿的地產商之外,相信沒有人覺得這種政策是公義的。
到了今日的這個環境,如果我們要正視現實,便必須要接受「針無兩頭利」的房屋政策。在決定未來的房屋政策之前,我們必須撫心自問,以下的兩難困局﹕究竟我們喜歡擁有市值一千萬但只有五百呎的單位,還是擁有市值五百萬但卻有一千呎的單位?換言之,我們選擇的是錢,還是較為舒適的居住空間?以上兩者,是不可兼得的,而以上兩者,我們必須有所選擇,而無論是哪一個選擇,都將會令到大量的香港人受到了損失,製造出數量龐大的受害者。
當然,政府的政策不會走上極端,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世上並沒有兩全其美的政策。所以,從實際上,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1. 樓價大跌,但是市民的平均居住面積卻可大幅改善,希望在20年之後,能把人均居住面積增加三至四成,勉強追上北京、上海、東京等水平。注意的是,這三個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積是較低的,因為香港要追上新加坡、台灣等,已經是沒可能的了。就算是追上東京、北京、上海,也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對方在這20年間,也不是停著不走的。
2. 樓價平穩,或者是緩慢下跌,但如果以今日香港的供應量和人均居住面積,要想無痛苦地軟著陸,結果就是大部份的人都終生無望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現時住在籠屋的人,或許要過上十年以上,才能夠完全遷徙上樓,而中產階級窮上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像其他的先進城市般,住進一千呎左右的房子,因為,這個居住標準,在其他城市的中產階級而言,是基本,在香港人的眼中而言,卻是豪宅。而這個荒謬的標準,在全世界所有正常人的眼中,都是荒謬,但是在曾蔭權和一眾高官,以及一眾地產發展商的眼中,卻是正常不過,而香港人經過了這些年的「被教育」,也已經給訓練到覺得這標準是很正常的了。換言之,樓價平穩的代價,是全港700萬人將會繼續活在狹窄的空間之中,終生都不能獲得有效的改善。如果要作比較,如果樓價是要軟著陸,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將會和東京、上海、北京等城市越拉越遠。
以上的分析,雖然是殘酷,卻是事實。如果要作出一個簡單的分析計算﹕香港有260萬個住宅單位,其中110多萬個是公營房屋,140多萬個是私人住宅。單單以私人單位計,正如前文所述,每年新建兩萬個單位,已經是8年新高了,但這是只是每年增加了1.4%而已,這還不算人口增加的數字,和因而新增的需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要增加人均居住面積20%,再減去人口增加數字,每年至少要新建5萬個私樓單位,才能夠在十年之內,達到區區兩成的人均居住面積增長,但對於樓價而言,將會是崩潰式的災難。
我們也許是這個社會之中,唯一如此清醒,提出這個分析、這堆數字、這些計算的人。香港人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路,只能由自己去決定,但我們只能夠說一句,無論走那一條路,都將會是十分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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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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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pr-2013 facebook)

改善住屋最為優先,鄉愿批評可以不理
香港的貧富懸殊和因此而引起的深層次矛盾,很大部份來自地產價格的高企,而地產價格的高企,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曾蔭權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們密不可切的官商勾結,「恆基地產」的李兆基先生作為本地前列的地產商之一,我們對他本人也難言好感、難以支持。但是,我們向來的評論是基於「對人不對事」的大原則,而李兆基先生提議的「捐農地」給香港政府,作為年輕人首次置業的居所,是一件莫大的功德,這是絕對應該拍手支持的事。

李兆基先生本人和他的旗下上市公司所接有的農地,數量為香港之最,足足有四千萬平方呎之多,如果全數用來發展房地產,足以為一百萬名香港市民提供居所。但當然,這些地皮不可能一下子全數發展成為住宅,但對於舒解政府的地皮不足,已是有了極大的幫助。其實,這個說法,早在梁振英剛剛當選為行政長官之時,李兆基先生已經提出了,而經過這多個月以來,政府和李先生的磋商談判,據消息所指,條件已經到達了尾聲。計劃是由李先牛提供地皮,政府出資興建面積約是300平方呎的單位,樓價約100萬元,售賣對象是年輕人,買家可以免首期方式購入。

李先生首次捐出的地皮,是東北地區,是由上市公司擁有,將由他本人向上市公司買入,然後以數億元的象徵代價,賣給政府。正如前文所言,李先生擁有大量的地皮,而這一次只是小試牛刀,先建五千個單位,如果試驗成功,同類型的措施將會陸續有來,而且,其他的地產發展商也有可能加入,例如說,向來和梁振英政府友好的「新世界發展」,也可能由其主席鄭家純負責購入集團的農地,再以低價半賣半送給政府。

以上的交易,當然也會引來不少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例如說,發展商以低價出售農地,但相比以購入農地的低價而言,也算是有賺了。又或者是,地產發展商們也擁有附近的地皮,就算是把小部份捐給了政府,其餘的部份也可以因此而升值,賺上大錢。當然,這也不排除地產商們在慷慨捐出地皮之後,政府會在其他的地方,給予政策優惠,予以補償,讓他們可以賺凸。然而,以上的思考都是孔子最憎恨的鄉愿之流,是德之賊也,也是禍港的言論!

我的向來的立場,是擁護資本主義,並不反對資本家賺錢,更不反對地產發展商賺錢,而且更是衷心希望他們,賺的錢越多越好。然而,賺錢的大前題,是多勞多得,地產商發展大量的樓宇,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環境,因而得到優厚的回報,這有何不對的地方呢?然而,先前香港的情況,卻是地產商只需要建造很少很少的房屋,香港人的居住環境卻是越來越差,這是殘民以自肥,這自然是不公義的,是值得市民站出來,去抗議、去打倒的。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是地產商痛改前非了,準備多建樓宇了,開始著手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環境了,這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事。

我們的立場,也是「一單還一單」,在以前,地產商的所作所為,是不對的,我們狠辣批評,在現在,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們卻必須支持。簡單點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只要這些做法能夠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而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們可不管誰捐的地、誰賺的錢,至於鄉愿們的批評,當然可以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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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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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pr-2013 Facebook)

樓價未來是兩難困局,走哪條路也會十分痛苦
自從梁振英政府推出了第二輪穩定樓價的措施之後,樓價的升勢終於被遏止下來,現時距離年初的高位,大約下調了一成左右,成交卻大幅減少了。估計今年的供應量將會是1.3萬伙,比起去年,增加了33.5%,明年的落成量則會增加至1.5萬,到了2016年,則會增加至2萬伙的水平,這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數字。另一方面,看各大地產發展商的劈價賣樓,以及大送車位、優惠回贈等等的促銷措施,在在可以見得,樓價的高增長期已經過去了。
未來的樓價將會如何走,這是一個市場問題,而社論評論的是政府政策和社會現象,不應對市場的升跌作出升跌預測。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未來的市場是升是跌,在未來的幾個月,相信會慢慢的回復成交量,把市場交易恢復到正常,而在這段期間,市場也會累積了一定的購買力,慢慢會在市場中釋放出來,成為了樓價的支持點。而究竟樓市的未來是升是跌,都要等到成交量回復了之後,才見分曉。
然而,在現時的階段,香港人為樓價而瘋狂的時刻,應該已在某程度冷靜下來,我們正好趁此機會,思考一下未來的房屋政策,應該是如何去走。
對於政府政策的原理,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去作出比喻﹕
世上沒有最好的汽車,因為跑得快的車,一定坐得不舒服,也一定耗油,價錢也一定貴,豪華的房車,一定又長又大,停車泊位都不方便,至於省錢又省油的廉價車,當然不會很快,也不會很舒適了。因此,汽車是沒有最好的,一樣的好,必然付出另一樣的犧牲。可是,汽車卻有不好的﹕又貴、又不舒服、又慢、又難以操控,這種爛車,任何的一個笨蛋都能造得出來。這正如政府的政策,是沒有最好的,因為每一種政策,都會有受益人,也會有受害者,只在乎兩者的比例有多少,在總的計算方面,究竟是賺了,還是蝕了,如此而已。但是,政府的政策雖然沒有完美的,卻肯定有壞的,這就和汽車沒有最好的,但有最壞的,兩者的原理是相同的。
在曾蔭權時代的政策,市民居住在蝸居之中,民不聊生,但這個房屋政策究竟有沒有一點點的好處呢?答案是有的,就是它能夠有效的保護著社會的財富,因為香港人的最大財富,就是在房地產,只要房地產的價值能夠保得住,而且還有升值,香港人的財富總值就會增加了。而這個政策的代價,就是香港變成了全地球先進城市當中,人均居住面積最低的,有人住在籠屋之中,700萬名香港人都為十多個地產發展商打工,而中小企商人的利潤都流往了業主的口袋裏,除了曾蔭權本人、當時的高官們,還有(吃得飽到撐住還)不時發表意見表現出不滿的地產商之外,相信沒有人覺得這種政策是公義的。
到了今日的這個環境,如果我們要正視現實,便必須要接受「針無兩頭利」的房屋政策。在決定未來的房屋政策之前,我們必須撫心自問,以下的兩難困局﹕究竟我們喜歡擁有市值一千萬但只有五百呎的單位,還是擁有市值五百萬但卻有一千呎的單位?換言之,我們選擇的是錢,還是較為舒適的居住空間?以上兩者,是不可兼得的,而以上兩者,我們必須有所選擇,而無論是哪一個選擇,都將會令到大量的香港人受到了損失,製造出數量龐大的受害者。
當然,政府的政策不會走上極端,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世上並沒有兩全其美的政策。所以,從實際上,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1. 樓價大跌,但是市民的平均居住面積卻可大幅改善,希望在20年之後,能把人均居住面積增加三至四成,勉強追上北京、上海、東京等水平。注意的是,這三個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積是較低的,因為香港要追上新加坡、台灣等,已經是沒可能的了。就算是追上東京、北京、上海,也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對方在這20年間,也不是停著不走的。
2. 樓價平穩,或者是緩慢下跌,但如果以今日香港的供應量和人均居住面積,要想無痛苦地軟著陸,結果就是大部份的人都終生無望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現時住在籠屋的人,或許要過上十年以上,才能夠完全遷徙上樓,而中產階級窮上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像其他的先進城市般,住進一千呎左右的房子,因為,這個居住標準,在其他城市的中產階級而言,是基本,在香港人的眼中而言,卻是豪宅。而這個荒謬的標準,在全世界所有正常人的眼中,都是荒謬,但是在曾蔭權和一眾高官,以及一眾地產發展商的眼中,卻是正常不過,而香港人經過了這些年的「被教育」,也已經給訓練到覺得這標準是很正常的了。換言之,樓價平穩的代價,是全港700萬人將會繼續活在狹窄的空間之中,終生都不能獲得有效的改善。如果要作比較,如果樓價是要軟著陸,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將會和東京、上海、北京等城市越拉越遠。
以上的分析,雖然是殘酷,卻是事實。如果要作出一個簡單的分析計算﹕香港有260萬個住宅單位,其中110多萬個是公營房屋,140多萬個是私人住宅。單單以私人單位計,正如前文所述,每年新建兩萬個單位,已經是8年新高了,但這是只是每年增加了1.4%而已,這還不算人口增加的數字,和因而新增的需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要增加人均居住面積20%,再減去人口增加數字,每年至少要新建5萬個私樓單位,才能夠在十年之內,達到區區兩成的人均居住面積增長,但對於樓價而言,將會是崩潰式的災難。
我們也許是這個社會之中,唯一如此清醒,提出這個分析、這堆數字、這些計算的人。香港人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路,只能由自己去決定,但我們只能夠說一句,無論走那一條路,都將會是十分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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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整風吹到香港,專員涉貪廉署蒙羞.txt 內地整風吹到香港,專員涉貪廉署蒙羞
在中央政府大力反貪肅廉的客觀現實之下,香港政府的審計署近日連番揭露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連番向內地高官送禮及請客,箇中有沒有甚麼關聯的原因,實在是難免引人懷疑。尤其是,香港向來的貪污行為,主要是現金的餽贈,以換取政策上的優惠,而利用公帑來請客和送禮,向來並非香港官員的受賄作風,卻是內地常見的貪腐方式,也是習李新政近來嚴打的貪腐行為,習李政府打擊公帑請客和送禮和送禮的力度之大,甚至令到整個飲食界的市面為之蕭條,可知道這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力之大。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疑問,是因為中國政治向來有著種種的運動,以及「整風」,但是在回歸之後,這些運動和「整風」卻從來沒有牽連到香港。如果這一次湯顯明的被嚴打,背後的原因並不止於審計署的揭露,而是中國政壇的「整風」已經蔓延到了香港,這將是史上的第一次。而凡是有了第一次,多半會繼續有第二次、第三次,那麼,這很可能也會導致了香港政治生態的質變。單單這一次性的事件,我們當然並不能肯定地說,確有這個趨勢,但是懷疑,卻是免不了的。而由於其他傳媒從來沒有提及這一點,所以我們特意提出來,讓讀者自由去分析、判斷。
這一次揭發湯顯明瀆職的新任審計署長孫德基,是會計師香港公會前會長,也是第一個非公務員出身的審計署長。他是北京市政協委員,與梁振英同期,以香港專業人士的身份,在中國初期改革開放時,北上中國作為顧問。究竟他會不會和梁振英一樣,與共產黨關係密切,一直是被人們討論的話題,但是他的親中身份,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是,審計署擁有調查政府機構賬目的特權,也已經揭發了多宗官員亂花公帑的事件,因而被坊間稱為「西廠」。如果審計署是「西廠」,相信廉政公署就是「東廠」了吧?這一次,由「西廠」去調查「東廠」的前「都指揮使」(即古代的「專員」),也實在是一件引為話題的事。
涉事的湯顯明,與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以及曾蔭權的好朋友、東海集團主席黃楚標相熟,他在任5年,花了近22萬元,來送禮給政府官員,曾經用公帑宴請中聯辦,超過了20次,每頓的平均成本即平均每年4次宴請中聯辦吃飯,而其中2次在君悅酒店的晚宴,一次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另一次請四川省副省長魏宏,涉及金額超過8萬元,平均消費分別是1100元和1200元,包括酒水在內,遠遠超出了廉署規定人均消費450元的上限,卻以「分拆帳單」,以及改作「宣傳費用」的入賬手法,巧立名目,作為出數之用。而且,有一次的晚宴當中,出席的還包括了他的女朋友,即前入境處助理處長陳詠梅﹐以及他的幾個朋友,反而廉署人員卻並沒有出席,這當然也引起了社會更大的懷疑。另一方面,由於湯顯明密集式的晚宴和送禮,涉及了許多的政商名流,內地高官,而且,他請得最多的中聯辦,也不是廉政公署的對口單位,所以,亦有很多人質疑,他的獲得全國政協委員的地位,是否憑著這些飯局,拉關係而得來,如果是,這就是以公帑來獲得政協之位了。
究竟湯顯明的藉著用公帑以自肥的行為,是不是算成是貪污,會不會被構成被刑事檢控的證據,我們並非法律專家,而在現時的這個敏感階段,也暫時不容署喙,以免影響了司法的公正。然而,湯顯明作為前廉政專員,此事大大的影響了廉署的形象,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現任廉政專員白韞六連忙澄清,表示自己「親家兩免」,既不請客,也不被人請,努力冼清廉署已被玷污了的形象。
最後一提的是,白韞六和湯顯明一樣,在入職廉政公署之時,都是入境事務處處長。湯顯明幫助過當年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銷「二十三條」,他亦是曾蔭權派系的人,和曾有著很多共同的好朋友。但白韞六卻在其任內,多次阻止民運人士入境,其中包括了國殤之柱創作人高志活、新民主女神像創作人陳維明,王丹、吾爾開希、王超華、項小吉等等,其親中背景是眾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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