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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pr-2013 Facebook)

遊客減少是意料中事,投資基建以吸引旅客

自從2003年起,中港實施了「自由行」的政策以來,內地旅客漸漸成為了香港旅遊業的主力軍。現時每年到香港的遊客人數,有4,200萬人,單單是內地旅客,已經佔了大約3,000萬人,可知其比重之高,而單單在「五一黃金周」來港的內地旅客,又佔了420萬人,那是一年總旅客數目的十分之一,卻擠在一星期之內,密集在香港這塊小小的地方,可知其分量之重,給香港的壓大之大。

「黃金周」這個名字來自日語,因為日本每年有新年和盂難節兩個長假期,這兩個假期一個來自西方,一個來自中國,日本人往往利用這段長假期回鄉探親,或者是去旅行。中國也是一樣,不過中國的假期卻是春節,即農曆新年,以及「五一黃金周」。

在2000年,中國政府為了促進民間消費,特意把「五一勞動節」的假期拉長至7天,變成了「五一黃金周」。這個做法,固然是成功了,但是卻引來了一個後遺症,就是由於人們集中在這段時間去旅遊和回鄉,對於交通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市面也有「一節淡三墟」的現象。畢竟,民間消費集中在同一時間爆發,而不是平均分配、細水長流,並不是很健康的現象。因此,在2008年,中國政府把「五一黃金周」減至3天,藉此分流和減輕這段假期的配套負擔。

由於假期縮短了,而內地又爆發了禽流感,可以預期的,這個「五一黃金周」並不會有著令人驚喜的旅客人數。但令人「驚嚇」的是,如果按照旅行團的訂團數目去推算,這一次「五一黃金周」的旅客人數,竟然比起平時日子也不如,這就實在是太不濟了。

根據旅遊業界的人士所分析,這是因為在早前,酒店業太過看好「五一黃金周」的生意,因而把房價提高一成至兩成,致使旅客的訪港意欲大減。到了後來,再是減低房價,也已經太遲了。

事實上,香港的旅遊業經過了從自由行開始以來的10年黃金期,停下來,歇一歇,作出三兩年的調整,又或是增長放緩,早已經是意料中事,只有那些短視的人們,才看不出這個趨勢。

大趨勢是,中國的經濟已經放緩,而內地人士來過香港的人數和次數都已經太多了,香港對於他們來說,已經失去了新鮮感。況且,在這幾年以來,內地人能夠去的外國,又越來越多,在歐洲、在美國、在日本,甚至是在台灣,莫不見到內地旅客的踪影。如此一來,勢必分薄了香港所佔的分額,內地遊客的數目又焉能不減慢,甚至是下跌呢?

另一方面,近來來,香港人對於內地人的觀感日益惡劣,多次的衝突,都衍化成為被嚴重討論的事件。內地人在港不守規矩,因而被港人辱罵,香港的旅行團則去「劏客」,也是常常見報的新聞。這些惡劣印象,莫不影響了內地遊客來港的心情。

當然了,香港的基建不足,例如酒店房間數目,以及商戶數目,相比起旅客的數量增加,是嚴重的不足。於是,酒店價格飛升,嚇怕了遊客,銅鑼灣和尖沙咀擠滿了人,遊客和港人爭路,商舖租金飛升,令到本地零售業難以立足,這當然是曾蔭權政府勾結地產商們,所造成的惡劣後果,而這令到「自由行」所帶來的經濟果實,大部份落進了地產商們的口袋,市民鮮有受惠。這自然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香港的產業四大支柱是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其中旅遊業佔了本地經濟大約6%,涉及從業員是20萬人。有些反對派因為「反中」情緒作崇,故意貶低內地人對香港的經濟貢獻,說這數字並不重要,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旅遊業所佔的分額雖然不高,但是卻有太多的基層從業員,所以這行業的盛衰,也關係著很大的民生,絕對不容忽視。可是,反對派批評,香港從「自由行」中的所得,大部份落到了大地主的口袋裏,這卻是無從否認的事實。

總括而言,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和就業不可缺少的一環,但是今日的香港配套不足,也的確是不能夠承納如此龐大的旅客人數。澳門的情況也是一樣,但是這些年來,澳門一直在大興土木,大增配套設施,以迎接急速增加的旅客數目。但是香港呢?在這些年來,酒店建了多少?商場增加了多少?曾蔭權政府如是,梁振英政府致力於增加住宅數量,對於商業樓宇的增加,又有甚麼鴻圖大計?在機場的航天城計劃無疾而終,我們一直建議,搬遷上水站,在上水興建大型的購物中心,也是不見踪影。簡而言之,旅遊業的興盛,需要的是投資,而這些年來,香港在旅遊業方面,投資太少,今日開始嘗到回報降低、旅客人數減少的情況,正是近幾年來政府在這方面投資不足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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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證明超人賣野有料到... 佢賣你買就真係做左佢細佬...超笨實...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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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y-2013 Facebook)

五四運動反日本,學生運動防異化

在94年前的今天,中國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由學生發起的大型群眾活動,名叫「五四運動」,對於這個名字,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家傳戶曉的。

五四運動的背景,是在北洋政府當政的時代,但是當時的中國已經分裂,孫中山在南方的廣州,另外組成了軍政府,和北洋政府對抗。北洋和廣州兩個政府,都算是中華民國,承繼了滿清政府的政權,也承繼了滿清政府所簽定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當時中國的政經局勢,顯然已比滿清政府的情況,有著了飛躍的發展,第一就是新政府的成立,予國民耳目一新的局面,國家的團結力大增。第二就是列強參與了世界大戰,打到五癆七傷,勢力大弱。第三就是中國經濟乘機攻城略地,尤其是在輕工業方面,大有增長,大家熟悉的唐英年的曾祖父唐驤庭,就是在這時搞紡織廠,發跡起家的。上海作為十里洋場,更是世界名列前茅的超級大城市,順帶一提,當時的東京,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城市,連靠也靠不著邊。

在1917年,一戰的局面已很明顯,同盟國的敗象已呈,美國和中國先後加入了佔得上風的協約國,中國的主要貢獻,就是派出大量工人,去幹後勤工作。而當1918年,協約國戰勝後,中國預期享受到勝利的戰果,即是把德國有關的不平等條約,全都取消。誰知在巴黎和會中,眾戰勝國竟然意圖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省享受到的權益,轉交到另一個戰勝國,日本的手上,因為當時德國在山東的地盤,是給日本軍隊實質佔領了。但這等於中國在一戰時所出的力,是「白幹」了,而北洋政府的外交團在眾國的壓力之下,竟然打算在這份條約中簽字。

日本自從在明治維新之後,便成為了強國,一直想進入大陸。但它要登陸,首要的就是面對中國和俄羅斯,而當它在1894年至1895年間,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滿清中國,10年後,又打敗了俄羅斯,成為了地區霸主。但很多人忽略了一點,就是當時的中國人,反而是認同日本的,因為日本打敗的,不過是滿清政府,而滿清政府也是革命志士所反對的,而日本作為亞洲的第一強國,第一個打敗了西方國家,也是中國人的最佳模仿對象,所以在世紀末的那個時候,中國學生和有志之士,莫不以日本為學習的地方,前者如年輕時的蔣介石,後者如逃亡時的梁啟超。而日本為了在中國混水摸魚,也大力的支持中國的革命,孫中山就是一個親日派,和多個日本浪人和政要,都是關係甚佳。

當滿清政府垮掉,中華民國成立了之後,日本人的身份,便從資助革命者,變成了侵略中國者了。當孫中山宣佈脫離北洋政府,另起爐灶,決心北伐,日本人遂利用雙方的矛盾,上下其手,一方面向孫中山提出援手的條件,另一方面則向北洋政府提出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簡單點說,就是為北洋政府提供資金,好讓它可以有錢,打倒孫中山,統一中國,而日本人所得到的條件,當然是非常有利的,例如說,興建鐵路,大家必須注意,在當時,擁有鐵路就即是擁有運輸軍隊和軍需的權力,也即是一個軍事設施。

北洋政府接受了部份「二十一條」的條款,一來因為需要錢,二來當歐洲忙於打世界大戰,日本就乘機侵略中國,歐洲列強無暇制衡,只有任由宰割。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和日本的矛盾已經凸顯了出來,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中國人的怒火因而爆發出來。

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三千多名大學生聚集在天安門,打出口號「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簽字」、「廢除日貨」、「外爭強權,內懲國賊」,三名參與「二十一條」談判的章宗祥、陸宗興、曹汝霖,章宗祥給痛打了一頓,曹汝霖的家給燒了,陸宗興則見機逃跑了。後來,軍警鎮壓,逮捕了多個學生,結果是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上海、天津、南京、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大城市的學生,齊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同時,工人罷工、市場罷市,人們示威遊行,結果是政府釋放學生,章、陸、曹三人被撒職,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簽字,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但不被議會接受。

「五四運動」除了政治事件之,還是一場新文化運動。它的領導人包括了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以及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而就是這一伙高級知識分子,把很多的西方最新思想,帶到了中國,包括了陳獨秀和李大釗提倡的共產主義,也包括了胡適提出的革新中文,廢除封建主義,亦包括了傅斯年等人的整理國故歷史,當然也包括了「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

學生運動的大成功,也不是沒有後遺症,例如說,學生之間為了爭權和政治路線,便不停的作出政治鬥爭,例如說,傅斯年便因為不滿火燒曹家這種暴力事件,憤而出走,結果成為了一代學問大師,還成為了北京大學校長。羅家倫則被譏為「一身豬狗膽,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總之是學生之間的互相攻擊是十分惡毒的。而學生也不斷的在校內發起政治運動,例如要求自選教員,動輒罷課抗議,熱衷開會,「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甚至試過為了學費,圍攻校內高層,嚇得對方不敢離開辦公室。

我們在「五四運動」的94周年,把整個運動的歷史簡單地重溫了一次,第一是因為港人不喜歷史,而我們覺得卻歷史是必須多讀的,所以我們也必須盡可能地提倡。第二是因為可以史為鑑,當年的事件,豈也是今日許多事件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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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那方面,青年都係俾人利用,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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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每個人都是想爭權奪位,都有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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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y-2013 Facebook)

勾結資本家和憎恨資本家的工會

擾攘了40天的香港貨櫃碼頭罷工事件,終於在資方決定加薪9.8%,並且蓋章簽字作實之後,勞方也答應了這個加幅,因而結束了整個事件。在這一次的勞資糾紛當中,雙方都犯上了重大的技術錯誤,在這裏,我們將整個鬥爭的過程重新分析一次,好讓大家知道,究竟甚麼是社會公義,以及香港的市民接受甚麼、不接受甚麼,並且以這故事為鑑,因而知道在以後甚麼是應該做的,甚麼不是應該做的。

在一開始,碼頭工人決定和職工盟合作,去推動加薪行動,要求加薪23%。第一個問題出現在職工盟的身上,因為職工盟是激進的政治組織,一向同政府不和,更加和大財團不和,如果罷工工人十分憎恨公司,要同它玉石俱焚、一拍兩散,找上職工盟,那是很適合的,但如果罷工工人找職工盟來談判和解,和平地加薪收場,那就錯了。因為這從來不是職工盟的強項,因為職工盟是鬥爭高手,卻並不是談判專家。

在罷工的初期,工人聲威大振,獲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單單是籌款,就得到了八百萬元,可知其民心的趨向。這部份的大成功,可以歸因於兩個理由,第一的確是職工盟的功勞,因為正如前言,搞這種鬥爭性的群眾活動,職工盟是箇中高手,所以它從開始便先聲奪人,也是可以預期的。第二是因為貨櫃碼頭的公關策略失效,也正如我們在先前的社論所言,貨櫃碼頭的之所以聘請了外判商,正是因為可用外判商來作為「緩衝」,但是貨櫃碼頭居然放棄了這個「緩衝」,而來一個親身上陣,去面對公眾,這自然是大大的失策。第三是因為貨櫃碼頭的負責人在面對傳媒時,態度傲慢,因而在公關方面大大的失了分。

然而,工人雖然是佔了上風,但是他們卻並沒有看清楚大局。大局是,香港貨櫃碼頭的大股東是「和記黃埔」,而「和黃」是一間世界性的大公司,擁有電訊、能源、零售、基建、地產等等多元化的業務,貨櫃碼頭只是其中的一項,而單單就貨櫃碼頭這一門生意,它也在全世界都有業務,不說遠的,就是深圳的鹽田港,它也有業務,所以,就算是貨輪因為罷工,而不在香港卸貨,改到鹽田港去,也還是它的地頭。在這個大前題下,職工盟和支持工人罷工的政客,一直公開強調,香港貨櫃碼頭的業務對於「和黃」舉足輕重,顯然是錯判了局勢,也是誤導了工人。

另一方面,參與罷工的工人,並非香港貨櫃碼頭的全部工人,而只是一部份,碼頭本人也外聘有直系的全職工人,所以就是罷工工人最後因罷工不遂而全數辭職,也影響不了碼頭的運作。此所以罷工工人才有需要採用阻塞碼頭的方式,去阻止碼頭的工常運作,正是因為單單靠著罷工,無法發揮有效的示威作用。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工人們都是餐飲餐食餐餐清之輩,在戰鬥的角度看,這叫做「無險可守」。因此,如果從策略去看,當他們在開始罷工時,佔了上風,便應該見好就收,反而要放軟身段,同公司談判,以爭取到最有利的條件。
但很可惜,正如我們說過,職工盟的強項是鬥爭,而不是談判,所以李卓人在大佔上風之時,貪勝不知輸,反而堅持加薪23%,鬥爭策略是擴大戰線,把示威現場移至長江中心,並且發動群眾運動,意圖拉入群眾,變成一場浩大的社會運動,如果成功了,很可能就像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兩次大罷工的翻版,既可以令到職工盟聲威大振,也可以有利於民主事業。

然而,這一次的擴大戰線,效果卻是差強人意,參與工人示威的公眾人士並不多。到了這個時候,罷工工人的聲勢已失,但是,如果在李卓人在這個時候收手,也還是可以得到較好的談判條件。不過,他並沒有,反而是再進一步的擴大戰線,把戰場擴展到「和記黃埔」的大股東,李嘉誠先生的家門之前,並且把李先生的圖片妖魔化了,畫成了魔鬼的模樣。

講人情,說道理,如果是欠薪糾紛,到老闆的家門去作出追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這只是要求加薪而已,用圖像把對方妖魔化,甚至到其家門之前,搔擾其家人,那就是過份了。這固然使其形象大失,而佔領中環做法,也一定令到不少中環人感到不滿。而做出這些事情,也肯定惹惱了李家,到了這一步,和平談判加薪,已經是不可能的事。而到了這時,李卓人已知大勢已去,所以已經退了一步,只是要求加薪雙位數字而已,然而,這個時候的讓步,已經是太遲了。

跟著的局勢,永豐宣佈結業,而貨櫃碼頭提出的最後方案,就是薪9.8%,偏偏就是不加夠雙位數字,擺明是要對方丟臉下台。但到了這個時候,形勢比人強,工人再是無奈,也只有接受了。

縱觀這次工潮,香港貨櫃碼頭和「和記黃埔」是輸了形象,但希望它在以後,能夠學到了乖,懂得如何打一場公關戰。而工人本來獲得的,是本年加7%,明年加5%,但是經過一大輪鬥爭之後,所換來的,卻只是9.8%,明年卻沒有保證,隨時因加得減,顯然是大輸家。而事實上,在先前,工聯會早就為工人提出了加薪10%的方案了。這個錯誤之所以發生,罪在操盤的李卓人,正是因為他精於鬥爭,而不通談判。當然了,如果懂得「使用」李卓人,也並非沒有用處,因為他在「開局」方面的先聲奪人,確有一手,但是卻不能用他來作主導,談判的主導權,必須還是要握在工人的手上,才能成事。

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工聯會常被指責勾結資本家,所以這些談判「生意」往往落在職工盟的手上。但是,「勾結」資本家的工會組織,總比憎恨資本家的工會為佳,因為找前者來作為談判,資本家多多少少會賣它的賬,多多少少會提出好一點的條件。但是,如果找一個太過憎恨資本家的工會,結果就是越搞越糟,這就是這次罷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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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通. 唔知係咪上左位... 近呢觀點越黎越狗屁不通... 越黎越似斷章取義, 自以為是, 誤導大眾... 智者千慮, 應該能到, 典解咁多低下階層, 茅人茅物, 茅錢茅背景茅人物茅關係, 從來求救, 都唔會走去搵 工聯會 民建聯 自由黨 之類權貴 幫手, 大家見到既, 都只係民主黨 職工盟 街工 之類幫拖. 就好似反共咁, 相信絕大部份既香港人, 唔會咁天真 走去尋求脫離中共 尋求自治 之類. 打工仔, 尤其你見大部份都有番咁上下年紀三四十起碼, 唔係花靚仔, 相信都絕對唔會咁天真, 以為可以反倒李超人. 呢兩點, 周智者...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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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不值一哂,中港台聯合一線

在二次大戰之後,菲律賓是當時最繁榮的國家,人民的知識水平既高,也是亞洲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而且英文水平甚高,經濟學家均對它的前景大為看好。但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前景的預測,通常是錯的。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菲律賓的經濟越走越差,到了八十年代,已經成為了東南亞的弱國,得用輸出大量的女傭,佔了人口的一成,去賺取外匯了,這真的是丟臉到了極點的賺取外匯方式。

菲律賓從馬可斯的獨裁政府,變天成為了民主政府,從科拉桑到拉莫斯、阿羅約,經濟一直沒有好轉,官員的貪腐也沒有改善。阿基諾三世在2010年當選,雖然,貪腐並沒有轉好,但是,在其他的領域,卻的確是大有進步,好像是有點兒扭轉局面的意味。

首先是,這幾年來,它的經濟增長十分迅速,非但工業大有發展,而且由於它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如地熱、水力、煤炭、鉻鐵、鎳、銅等,而近年來的資源價格又著實不錯,因此,它的經濟也就神氣起來了。雖然,它的人均收入只有大約二萬元,是菲傭薪水的一半,是中國的35%。但是,由於它的生活指數低,如果以購買力平價去計算,則可以翻倍,而由於它的人口多,超過了1億人,在世界人口排名12,因此,它的總經濟實力也很不錯,世界排名是24。

不過,它的軍事實力就差了,軍隊只有12萬人,而且設備落後六、七十年,軍事訓練也是全無,但用這一支全沒戰爭力的軍事隊伍,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台灣漁民,還是綽綽有餘的。

由於美國圍堵中國的政策,菲律賓成為了美國拉攏的對象,它之所以在年前在黃岩島上,向中國叫板,就是因為這個客觀環境下,所得到的膽子。而在這一次,它之所以為了宣示主權,在受爭議的領海之中,向台灣船民冷血開鎗,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當然,菲律賓的由弱轉強,只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純粹是因為其他國家已經跑了上去,領先得太多,變成了這邊的製造業成本太過低廉,再加上它是天主教國家,人口在幾十年間,增加了一倍,「人口紅利」之下,所造成的暫時效應」,但其實際上,在基本因素上,卻並沒有任何的改善。

不過,它的輸出外傭政策,倒是漸漸趨緊,而香港也正準備引入孟加拉女傭,以作為菲傭的替代品。當然,這是因為近年菲律賓的經濟增長了,人均收入也提高了,但是,這也是因為這幾年來,我們並沒有相應提高外傭的薪水,因而所致,並非因為菲國有任何的了不起之處。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到,菲律賓無論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政治上,都沒有本錢和中國,或者是台灣叫陣。但是,當日的人質事件發生後,一直微笑著的阿基諾三世對香港人的傲慢態度,而在今日,它對台灣的態度又是如此的輕佻,不肯為此事而作出道歉,實在是令人憤怒到了極點。

中國的官方對外傳媒《環球時報》的社論的說法是對的﹕不給菲律賓一個教訓,將後患無窮;兩岸一定要做到讓菲律賓正式道歉。問題在於,菲律賓只是一個狂妄自大,不自量力的國家,根本不值一哂,如果美國不來插手,根本不是對手。但是,兩岸關係卻是非同小同,就中國究竟用甚麼形式去支持台灣,都會引起統獨問題,都很可能弄巧反拙,這卻是非得好好籌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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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官胡亂判決,終審法院享有特權

W小姐在出生的時候,是一個男兒之身,出世紙的性別記錄是男性。但是,他在在長大了之後,發現了自己的女性傾向,於是進行了變性手術。手術之後,他變成了「她」,去洗手間時,去的是女廁,身份證上的性別一欄,也改成了女性,唯一沒有改的,只是出世紙的記錄而已,因為出世紙的記錄是原始記錄,是終生不變的。然而,從法律的觀點去看,W小姐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女人。
然而,當W小姐意圖和一個男性結婚的時候,卻遭到了政府的拒絕。這是因為根據香港的《婚姻條例》,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婚姻註冊處的登記,根據的是出世紙,而不是身份證。換言之,從結婚的法律角度去看,W小姐的性別仍然是男性。由於現時的法律,仍然是禁止男人和男人結婚,所以,政府拒絕了這一對男女的結婚申請。於是,W小姐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婚姻登記處的決定,理由是這做法違反了《基本法》及和《人權法》。

在高等法院的判決中,W小姐敗訴了。根據原審法官的說法,「男」、「女」指的是出生時的性別,所以不包括變性人,故《婚姻條例》現時仍未違憲,而且,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例如說,難以界定「完成」變性的準則,以及性別「變完再變」,還有教育、照顧孩子、業權、涉及性別的刑事法、監獄規則等等,此外,法官也指出,結婚並不是一種絕對權利。

我們對於法院對變性人婚姻的判決,表示中立,理由在下面會說。然而,原審法官的判詞,卻顯然是胡說八道。換言之, 我們可以不反對原審法官的結論和判決,但是其理由和判詞,卻明顯是強辭奪理,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婚姻條例》當然是沒有違憲,不過這案件的問題在於,一男一女申請結婚時的性別,究竟是根據出世紙呢,還是根據身份證?「男」和「女」的定義,究竟是出生時的性別呢,還是根據現時的性別?或許我們可以另外問一個問題﹕如果原審法官認為W小姐在法律上是一個男人,因為必須依照出身紙,而不是身份證的記錄,那麼,「她」是不是可以根據出世紙的記錄,而改和一個女人結婚呢?

至於說,難以界定「完成」變性的準則,這是根據醫學上的判斷,有醫生的專業證明,是完全客觀的,而變性人要「變完再變」,在技術上並不容易,而且,身份證的記錄,也是大可以「變完再變」,只要我們相信醫生的專業證明,也不成問題。至於說到教育、照顧孩子、業權、涉及性別的刑事法、監獄規則等等,都有嚴格的法律可以規定,否則,政府應該連身份證上的性別,也不應該任其改變才對。

換言之,高等法院的判詞,簡直是一場災難。W小姐申請終審上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終審法院的判決,推翻的原訴法官的判決,除了《基本法》和《人權法》之外,也是因為這是世界大勢所趨,香港不可能落後於整個世界的後面。事實上,香港的鄰近國家,均都接受了變性婚姻,韓國有名的變性美女河利秀,已於2007年,和男友在首爾結婚了。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如墨西哥,也是准許變性婚姻。

一如前文所述,我們對於終審法院的判決,態度是中立。但我們卻想在這裏,說說一些歷史故事。

美國的憲法規定了對人民給予平等保護,不得因種族、膚色、信仰或原國籍之不同,而予以差別待遇。在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判決,確立對黑人採行「隔離但平等」措施,是合法的。但是,在58年後的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並沒有提供黑人學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學校應該要種族混合。由此,美國的黑人運動風起雲湧,直至今日,黑人和白人的人權,大致上是平等了。

我們要說的是,為甚麼同是一部美國憲法,裏面的文字是完全相同,在58年前,和在58年後,居然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呢?答案是﹕因為時代改變了,社會思潮也變了,所以法院也得順應潮流,對於同一部憲法,作出不同的詮釋。這並不是歪曲法律,更不是損害法治,而是給予憲法新的活力。反過來說,如果憲法的詮釋是一成不變的,那麼,它只會越來越是僵化,更加是有損法律精神。

當然了,詮釋法律的大任,並非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做,而是只有最高的法院,才有這個特權,如果連地方法院也有這個權力,那就天下大亂了。而在香港,身負這個重任的,就是終審法院了。

我們在以前社論中,強調過好幾次,就是終審法院的判決,除了根據法律之外,還有權作出三個方向的考慮﹕政治現實、公眾利益、社會思潮。在以前的殖民地時代,這個重任落在英國的樞密院之上,所以香港人並不懂得,也無須懂得使用這個特權,而香港的法律界和一般市民,對此也不甚了了。所以,當香港回歸以後,最高的司法機關使用這個特權時,市民便哇哇大叫,認為這是違反了法治精神,但其實,全世界所有法治國家,均是如此,只是當年的香港的最高司法機關給宗主國閹割了這個特權,大家才不曉得有這回事罷了。

故此,在原則上,我們歡迎終審法院因應時代潮流,去對法律作出新的詮釋,因為,這表現出了它的合法權力。但是,究竟這判決是不是正確,究竟我們同意不同意變性婚姻,由於這並非本社論的宏旨所在,所以我們並不表態,暫且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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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所必須發展有自己特色的產品

香港商品交易所成立於2009年,自從當時起,張震遠一直擔任此公司的主席,直至今日。
商品交易所在開始的時候,只有黃金期貨,在2011年,則再加入了白銀期貨。它的最光輝時刻,是在2012年,大家都知道,當時的黃金和白銀的價格飛升,商交所的累計成交合約突破了一百萬張,總成交額超過了五百億美元,單日成交量也突破了一萬張合約。
以上的數字看似龐大,然而,商交所的經營模式,只是微中取利,這個看似龐大的數字,並不足以維持其日常的開支。畢竟,商交所是位於數碼港的專營機構,佔地47,000呎,員工人數八十人,而且這些都是專業人士,薪水不低。因此,商交所必須有著驚人的賺錢能力,才能夠養活這許多的人才。
問題在於,商交所的產品,吸引力並不夠。香港的期貨市場向來並不興旺,而黃金和白銀的實貨交收,也並非吸引的重點,商交所的所謂黃金和白銀期貨,主要均是對賭的虛頭,而不涉及實貨交收。換言之,這是一個金融市場,而不是一個商品實貨的市場。
然而,如果香港要在黃金和白銀市場中競爭,對手就是美國這種金融大國。商交所要在商業上,同它競爭,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在美國,擁有世界存量最大的藏金和藏銀,可以隨時把現貨變成實物,而商交所在表面上是虛頭交易,不需實物交收,但是,其實虛頭交易的背後,必須有實物在支持,虛頭才能成立。這正如發行認股證是虛頭,但必須有著實物股票,作為對沖,認股證有了支持,才能夠發得出來。
香港曾經發展過一些期貨,例如大豆,終究是因為我們沒有實物交收,所以失敗了。我們經營過最成功的期貨商品,叫做「恆生指數期貨」,因為我們有著實物,這種實物亦是香港所獨有的,所以,我們才會成功。
商交所被傳出財政不穩,已不止是今日開始,在市場上流傳已久,只是因為張震遠本人的威望太高,所以這消息才不被揭露出來罷了。在過去的幾年來,黃金和白銀價格大幅上升,商交所吃正了這個三十年一遇的升浪,其經營狀況還是如此的慘澹,如今在金銀價格看跌的大勢下,它的前景,實在是堪虞的。縱使未來正如張震遠的所言,可以在6月進行配股,集資1億美元,應付未來幾年的經營所需,但是,一天其經營模式沒有更大的突破,縱是注進更多的資金,也是枉然。
坊間批評張震遠的經營不善,事實是,張震遠是哈佛大學博士,在智囊公司麥堅鍚當顧問出身,的確是當軍師的能力有餘,做生意的經驗不足,再加上太多的公職,也會影響到其表現。不過,話說回來,他之所以能夠當上這門專營事業的主席,豈不正是因為他的公職?
再說,主席並非行政總裁,如果這公司有一個能幹的行政總裁,統籌一切,也未嘗不可以把公司做得很好。畢竟,正如我們在前文的所言,商交所的問題,並不在於經營不善,而是在於產品本身大有問題。商交所經營的產品,必須是有著香港特色,而且是我們有著實貨交收的產品,才是可能獲得成功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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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失敗不是雞鳴狗盜,能力不足不能擔任公職

張震遠作為主席兼大股東的香港商品交易所因經營不善,而自願放棄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批發的自動化交易服務供應商資格,這事件正在急速發酵,究竟會對梁振英政府有著多大的傷害,暫時仍然未知,但肯定的說一句,傷害已經是鑄成了,而且這傷害還是越來越大,看不出伊於胡底。
在昨天,黃毓民議員首先發難,指出建制派是「雞鳴狗盜」,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回應是﹕如果以這種說法,哪個政黨不是「雞鳴狗盜」呢?黃毓民議員立即是「張震遠」來相譏,曾鈺成啞口無言。
如果客觀地看這事件,黃毓民議員本人的財政狀況不佳,已是人所皆知的事實,而他亦有欠下債務的慘痛經歷,如果由他去對張震遠的環境作出控訴,似乎並不適當。
再說,張震遠在商交所之上,經營不善,是一個事實。但是,他在經營不善的大前題下,有沒有違規經營呢?答案是﹕沒有。他的公司有沒有欠下債務,不去償還呢?答案是﹕沒有。他有沒有員工欠薪,拖欠不發呢?答案是﹕沒有。他的公司有沒有觸犯香港法例呢?答案是﹕沒有。
商交所之所以自願放棄自動化交易服務供應商資格,是因為其公司已經不符合規定,所持有現金已不足9個月的支付,因而申請自動停止,直至董事局再找到新的投資者,引進資金,有了資金之後,才去再次申請這個服務。
換言之,迄今為止,所有的證據均都顯示,張震遠在經營商交所的所有行為,是合法的,是符合規矩的,這公司只是因為經營不善,以及客觀的市場狀況不佳,因而陷進了財困而已。但是,縱是在財困之中,商交所的經營,仍然是依足法例,用合規格的方法,正正派派的去經營這門專利生意。這又何罪之有呢?
或許,我們可以用另外一把尺,去量度這事件﹕犯法是不可以原諒的,但是經營不善,卻絕對不是一件值得指控的事,反而是值得同情的事。為甚麼一個人合法地經營一盤生意,只是因為經營不善,公司陷入了財困,這個人卻要遭受到千夫所指,甚至被罵為「雞鳴狗盜」呢?雞鳴在何處,狗盜在何方?黃毓民議員的這種說法,反對派對張震遠的批評,民主派傳媒對他的攻擊,以及整個社會對他的指責,未免是太過不公平了!
今天本應是行政會議開例會的日子,但卻以「沒有議題」為理由,取消了會議。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雖然政府有關人士並沒有承認,但可以肯定的說一句,這一定同張震遠事件大有關係。
總括而言,張震遠事件是一件遺憾的事,但這絕對不是醜聞,因為張本人並沒有做出任何違法,或不符合道德的事。社會上廣泛地對他指指點點地展開批判,是不對的。
可是,從另一角度去看,一個行政會議成員的職責,是作為行政長官的智囊,為行政長官提供施政的意見,而張震遠作為市區重建局的主席,責任就是負責復建和重修市區的樓宇,在香港這個地產價格高企的社會,實在是責任重大。市民一般認為,必須是在社會上公認有道德責任和能力高超的人,才能夠擔當得起這一份高職。而張震遠現時作為一位經營失敗的商人,無論在形象上和在能力上,似乎的確並不適宜繼續擔當這些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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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震遠火燒連環船,梁政府一再受打擊

在日前的社論,我們方才說過,經營不善只是個人能力問題,只要是香港商品交易所的生意做得乾乾淨淨,縱是它「光榮結業」,也不影響到張震遠的人格。言猶在耳,已發生了商交所涉嫌嚴重違規,被商業犯罪調查科調查之事,這實在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難堪事。
根據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說法,他相信警方和證監會將會秉公辦理,而我們的意見也是相同,這並非基於我們對有關人等和有關機構有信心,反而是基於我們對梁振英的沒信心,皆因以今日梁振英在香港政府的控制力,應該沒有法子控制到人多口雜的警方和證監會,假使插手干預,一旦給揭發出來,反而會弄巧反拙,成為了眾矢之的,那梁振英要想不下台,也不成了。因此,我們是以這個理由為基礎,傾向於警方和證監會一定會秉公辦理的結論。
這宗事件已經嚴重的打擊了梁振英政府的公信力和支持度,正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令到梁政府本來已經低迷的民望再下一城。但究竟此事對梁政府的最終傷害究竟有多大,端的視乎張震遠本人在這次商業犯罪調查的涉案有多深。如果被發現與案件並無關係,犯案者只是他的手下而已,這當然是上上大吉,但如果他最終被警方提出刑事控訴,那麼,梁政府勢必遭遇到四方八面所圍剿,那麼情況就大大的不妙了。
張震遠作為行政會議成員,遭遇到了這番重創,理應儘快辭去所有的官方職務,儘快與梁振英政府切割,以免火燒連環船,給烈火波及整個梁政府。可是,張震遠卻只是暫停所有的公職,不肯果斷切割,這不免令到梁營的支持者有所遐想﹕或許商交所職員所涉及的嚴重違規事件,真的與張震遠無關,所以張本人才如此淡定,不對自己作出「過度懲罸」。要知道,「自我過度懲罰」到過了火位,反而會喪失到某些忠實擁躉的支持,反而不利於形象。然而,反過來說,如果案件終於牽連到張震遠,他今日的戀棧位子,拒絕切割,將來必然遭受到更嚴重十倍的後果,這當然是所有支持政府的人所雅不願看到的。
無論如何,梁振英班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到打擊,陳茂波勉強挺著,麥齊光下馬、被刑事檢控,林奮強停職至今,現在又多出了一個張震遠,整個政府的受創之深,實在是難以言喻。或者可以說,如果不是有著中央政府和保皇黨的力挺,梁政府只怕早就垮台了。
我們認為,梁政府之所以得以保全至今日,另外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反對派的無能和分裂。公民黨在多宗與廣大市民對立的官司,民望受到了重創,民主黨在司徒華死後,政治立場變得無所適從,令到選民失望,選票流失,聲勢已無復當年勇,激進民主派在社民連分裂出人民力量之後,又因黃毓民的脫離人民力量而再度分裂,變成了一分為三……市民的眼光是雪亮的,民主派主力於推翻政府,卻很少有人相信他們有建立政府的能力。或許可以如此說,如果民主派能夠團結起來、能夠推出有效的政綱、能夠推舉出有行政能力的班底,能夠取信於市民他們是行的,那麼,以梁振英政府之虛弱,只怕給一推便倒了。
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去看,要想政府有所作為,令到人民的生活好過,經濟發展順利,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是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份條件)。今日的梁振英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但如此一來,政府勢必施政困難,難以推行有利於經濟和民生的政策,這當然不是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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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澄軒未解決,撒交易有麻煩

「長江實業」就雍澄軒的退款問題,向小業主提出的條款,最後限期已經在昨天屆滿了。然而,並非所有的小業主都接受「長實」的建議,因此,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就是這件轟動一時的事件,現至現時為止,仍未完滿解決。
雍澄軒作為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分拆酒店房間項目,在商業上的建議來看,這是一個創新的決定。俗語云﹕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勇敢的人的回報就是吃到美味的食物,但是在另一方面,勇敢的人也會遇上不必要的危險,例如說,假如他試吃的不是螃蟹,而是劇毒的「金箭劍蛙」,那麼,他的後果便不是滿腹美食,而是一命鳴呼了。
同樣地,商業上的創新,固然可以先拔頭籌,第一個賺到大錢,但往往也會遇上從來未曾遇上過的大麻煩,尤其是,當雍澄軒推出之時,已經遇上了社會上的巨大爭議。更重要的是,在它推出之前,也沒有同政府官員作出過事前的諮詢,而是突然推出,打政府和社會一個措手不及。
結果呢?給公民黨的議員郭榮鏗找出了「集體投資計劃」這一個漏洞,認為必須要證監會通過,才可以發售。結果,這個創新的投資計劃果然賺不到錢,反而要整個撒回,變成了「長江實業」近年來少有的挫敗。
「長江實業」向雍澄軒的小業主提出的撒回條款是,願意全數退回訂金、利息、法律費,以取消買賣《臨時合約》。這當然有一部份業主是同意了,尤其是那些財力不夠,已經吃了眼前虧,急欲脫身的小業主們。
但是,另外一部份的業主卻已經把手頭的酒店房間,以確認人的身份,賣出賺錢了。然而,「長江實業」的條款,卻並沒有把這筆賺到的錢,去計算在內,這班「確認人」自然也很難會同「長江實業」妥協。更有一些業主,財政實力雄厚,堅持不惜代價,也要依從「必買必賣」的合約條款,要求付足全數,收回酒店房間。以上的這些人,恐怕是不會輕易就範的。
在這幾天來,已經有多位雍澄軒的業主與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開過會,由涂議員來向「長江實業」反映意見。本報在昨天接觸涂謹申議員時,據他所言,「長江實業」還未曾向這些不肯妥協的小業主提出其他的建議。
這宗麻煩的事件,所牽涉到的款項其實不多,因為雍澄軒位處葵涌,並非太過值錢的地段。而「長江實業」的賠償金額,更加是微不足道之至。可是,在社會上窮追猛打,而證監會也不能不正視的大前題下,這一宗箋箋之數,也已為「長江實業」帶來了太多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可以說,其麻煩之大和牽涉的款項之小(相對於「長江實業」的規模而論),是完全不相稱的。
究竟假如這宗撒回交易不能完成,「長江實業」將會怎樣做,證監會的決定又是怎樣,真的是誰也不敢說。或者我們應該這樣說,一宗被懷疑是「集體投資計劃」的事件,假如投資者不肯撒回,堅決要完成交易,這相等於「受害者」堅持要繼續「受害」,這一宗是否還算是「集體投資計劃」,算不算是違法,這實在是一筆糊塗脹,誰也說不清楚。
而這一宗事件給我們的教訓,仍然是我們常常說的那一句﹕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之外,還有一些基本人情世故,是必須顧及的。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當日「長江實業」在決定拆售雍澄軒之前,先去問清楚政府的取向,然後還先向有關部門,提出正式的申請,這宗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就不致於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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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不可能為了看球賽而缺席

我們在先前的社論分析過,李克強出任總理之後的第一次外訪,目的就是為了與幾個大國建立進一步的關係,打破美國的圍堵。而他的主要訪問對象,就是拉攏幾個中立的重要國家﹕印度、瑞士、德國。

在這三個國家的其中,印度和中國一樣,是崛起中的大國,但又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領土和利益衝突,不過,印度為了要圓它大國之夢,不肯當美國的附庸,堅持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以李克強的任務,是同印度求同存異,加強現有的合作,李總理也輕易地做到了。

至於瑞士,不過是一個小國,但是由於它的富裕,以及自從1815年開始,確立的永久中立國地位,這令到它站在道德上的高地。中國和它維持良好的經貿和文化合作關係,也的確是有利於中國的整個外交大戰略。

至於德國,是歐盟中的領袖,而歐盟是和美國分庭抗禮的民主國集團,無論在貿易上、在政治上、在文化交流上,中國和德國的關係都是至關重大,這一次李克強總理的出訪行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就是在德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然而,就在李克強總理抵達德國的當天,發生了一件在外交上很罕有的事﹕就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竟然缺席,只和李克強通了一個電話,互相說了一些官方的門面話,一個說大家是朋友,要推動合作,共同發展,另一個則說要和德國發展政治、經濟、人文,以及在世界和平和繁榮上的合作,而雙方亦就主權主權債務方面,交換了看法。

默克爾為甚麼要缺席呢?答案是﹕她是足球迷,為了觀看歐州盃冠軍的決賽,要飛到英國的温布利球場去,所以無法出席歡迎中國總理的活動。同時,李克強總理也是足球迷,所以今天也是「沒有任何公務」,躲在酒店房間之內,觀看球賽。

德國的這位鐵娘子默克爾,作為整個世界中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如果說,可以為了觀看一場球賽,便去缺席一場重大的外交活動,這實在太過荒唐了,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認為,這其中必定有著重大的政治原因,而這個原因,是公眾並不知道的。

其中的一個可能性,顯示外交上的一種姿態。例如說,當年美國的羅斯福總總,總是最後到的一位,以顯示美國高高在上的地位。今日俄國的普京總統,也有相同的遲到習慣。然而,遲到不是大問題,要中國總理呆等一天,是太過無禮的做法,這除非是故意惹惱中國,否則必然是另有原因,否則,李克強總理也是不會諒解此事的。

當然,德國總理為了看球賽,因而缺席和國總理的一天見面,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如果德國總理是為了和其國家的球隊打氣,因而必須飛到英國去,這卻是大有可能的。畢竟,這一次的冠軍賽,是由兩隊德國球隊,拜仁慕尼克和多特蒙德的決戰,如果再加上了德國總理的到場打氣,那將會是德國人在英國的一次宣示軟實力的大好機會,自然不宜放棄。反過來說,如果在這麼重要的場合,默克爾居然缺席,這在德國人的心內,也未免太過洩氣了。

這好比在去年5月,八大工業國領袖在美國大衛營開會,也因歐冠聯賽冠軍戰,英國和德國的球隊爭霸,因而短暫停會。不過我們想深一層,如果要提升歐洲的軟實力,有甚麼東西比在美國宣揚足球,更能吸引美國人的眼球、美國媒體的報導,以增強英國和德國的軟實力呢?

當然,如果是把這事情放在數十年前,則多半是在放棄了官方活動之後,另有秘密的外交議程,所以李克強總理必須「在房間之內看電視轉播足球」,實則是另有要事商討,說不定默克爾在晚上就偷偷回來,和他密談了。然而,在近年間,外交上的密約已經不大流行了,不過,中國和德國均有一個同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的亦敵亦友﹕美國。那麼,中德之間要訂立一條密約,也不是甚麼奇事。

總之,默克爾的去看球賽,在事件上,是事實,但在理由上,則不可能是他缺席李克強總理的真正原因。至於真正原因是甚麼呢?暫時來說,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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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絕「到此一遊」,應由領導人做起

南京市15歲的少年在埃及的盧克索神廟刻下了「丁錦昊到此一遊」的字,破壞了埃及文物,結果引起了軒然大波。網民迅速地進行了人肉搜尋,不出幾個小時,已經知道了全中國一共有7名「丁錦昊」,而且鎖定了南京市的一名15歲中學生,就是肇事塗鴉者。

在中國,在古蹟上塗鴉的人數以十萬計,但這一事件,事主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懲罸」。首先是全國網民的怒吼,繼而波及了他的學校,學校也為其劣行而蒙羞,在昨天,他的父母也公開道歉,而他本人,先是在微博強行辯駁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形勢不對,結果崩潰下來,哭了一整個晚上。

發生了這種「家門不幸」的事件,不免令人想到,15歲的孩子,如果出了狀況,多半是因為家教不足的問題,所以便牽連到其學校,而他的父母的教兒無方,也實在難辭其咎。

在中國,塗鴉毀壞古物的行為,在所多有,這令我們免不了合理地懷疑,丁錦昊的父母是否也是專門「到此一遊」的塗鴉者,以身作則,才會教出這樣的一個兒子來。事實是,丁家父母已經帶過兒子到過多地旅遊,我們可不能相信,這一次居然會是丁錦昊的第一次塗鴉,丁家父母縱使沒有「常自身教」,縱容兒子的罪名,恐怕是難免的。近年中國有所謂的「坑爹」的說法,丁錦昊之累到父母要公開道歉,固然是坑了父母,可是,假如這個家門不幸的來由正是源於其惡劣的父母,那就是互為因果,不值得同情了。

雖然中國的古物是塗鴉處處,但是網民的聲討丁錦昊的塗鴉劣行,也是在所多有,可見得大部份的中國人,還是有是非黑白之分的。然而,有些網民的著眼在於「丟人現眼」,罵他「丟臉丟到國外去了」,這固然是事實,但也並非恰當的罵法。因為丁錦昊之所以「丟臉丟到國外去」,正是因為這種事在國內實在太多,當一個小朋友從小耳濡目染,見慣了人們在古蹟上塗鴉,他到了國外,自然也會很不客氣地,效法國內的行為。

換個說法,如果他從來沒有過在國內「丟臉」,那就是去到了國外,也是絕對不會「丟臉」的。所以,在國外的「到此一遊」問題,其實是國內塗鴉文化的延伸,必須要改善了國內的文化,中國人在到國外旅遊之時,才會檢點,才不會「丟臉」。

近年來,遊客在文化古蹟上的塗鴉行為,的確是少了,這當然也是有關當局加強了保護、也加強了執法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塗鴉少了,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丁錦昊作為被棒打的第一頭鳥,在以後,中國人在國外國內處處塗鴉的行為,應該也會有所收歛﹕誰人不怕成為丁錦昊第二呢?如果從這角度看,壞事也可以視作為好事了。

剛才我們說過,孩子的行為,是由家長所教導出來的。那麼,家長的行為、老百姓的行為,又是由誰人來教導出來的呢?答案當然是國內的大人物,尤其是國家的領導人。我們在國內的古蹟旅遊時,常常可以看到,有領導人在其上題字,如果是掛起來的字畫,那也罷了。但是,很多是直接用上紅漆,塗在旅遊景點之上,更顯醜陋不堪。這當然是地方領導人的「拍馬屁工程」,為了討好領導人,而作出的諂媚行為,可是破壞景觀,也莫此為甚。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個社會是上行下效,當老百姓們看到領導人在各大名勝之上,肆意題字,那麼他們又怎會不去仿傚,也來「到此一遊」呢?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說﹕禁絕塗鴉,應由領導人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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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的UNFINISHED BUSINESS

在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同時戰敗國,但是兩國對於二次大戰的態度,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模樣。
德國給盟軍炸成了一片廢墟,並且分成了兩塊,直至1990年,才重新統一成為一個國家。在戰後,德國承認了戰爭的歷史責任,包括了對猶太人進行了六百萬人的種族大屠殺,作出了歷史性的「華沙之跪」,正式向猶太人道了歉。但今日的德國,已經是歐洲的第一強國,是五億人口的歐盟的領導者,而歐盟的經濟實力居於世界之冠,還在美國之上。或許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當年希特勒以軍事力量不能做到的目標,但德國卻用軟實力做到了。
但日本呢?在二戰時,它雖然受到了美軍的本土轟炸,還遭遇到兩枚原子彈的攻擊,但是,論到本國領土的受損程度,卻仍然遠遠及不上德國。日本是由美國獨家佔領,基本上保持了領土的完整,而日本的天皇和政治制度亦能夠繼續維持,直至今天。在戰後的大審判,日本只有極少數的軍人受到了懲?,其中一些甲級戰犯,例如吉田茂,不但獲得了特赦,後來還當上了首相的高位。跟著的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經濟一直飛升,到了1968年,已經超越了德國,成為了世界的第二位,這個亞軍的地位,一直維持了42年,到了2010年,才被中國所超越了。
在二次大戰,日本敗了給美國,因而向美國俯首稱臣,在法律上,今天的日本仍然是美國的佔領國,美軍在日本享有特權,不但佔有了大量土地,可以駐軍,而且還享有治外法權,日本法院不能審判美國軍人,諸如此類。相比起享受著大國地位的德國,日本只能算是一個被閹割了的國家﹕儘管國民富裕,但卻全無獨立自主可言。
因為以上的客觀情況,日本之對於二戰時所發生的事實,也抱持著和德國迥然不同不的態度。它不肯向中國和韓國道歉,它不肯對軍票、慰安婦、南京大屠殺作出賠償,民間還否認有此事實,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呢?皆因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是打輸了給美國,而不是打輸了給中國,所以它也不需要向中國賣賬,而今天的它,在法律上和在軍事上,只是美國的附庸國,當美國今日的態度是對中國強硬時,日本只能跟隨主調,也向中國強硬了。
在今天的日本,一共有兩個主流派別,一個是右翼,對中國的態度強硬,亦在宣傳上妖魔化中國,但是,右翼分子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也要求對美國強硬,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另一派呢?也是主張對中國強硬,只是沒有在宣傳上妖魔化中國,但卻也對美國親善,這就是現任總理安倍晋三在其著作《邁向美麗之國》的說法﹕和美國繼續維持現有的關係(隱含的意思是日本繼續當美國的附庸國下去),但是仍然支持日本修憲,變成一個「正常的」、可以名正言順地建立軍隊的國家。
換言之,今日的日本,已經沒有了親華派,全部都主張對華強硬。事實上,日本的對華態度,完全是基於美國的現實主義﹕日本既然已經是美國的附庸國,美國當然有責任照顧其利益。在1945年,中國是美國的盟友,日本是美國的敵人,所以無論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是以中國的利益先行,但是,到了1949年,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了中土大地的新主人,中國和日本的地位遂搖身一變,中國變成了美國的敵人,日本則是美國的手下,因此,在1951年簽署的《三藩市和約》,便對日本提供了大優惠條件,其中的第3條寫明了﹕「日本政府同意美國對北緯29 度以南之西南群島(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孀婦岩南方之南方各島(含小笠原群島、西之與火山群島),和沖之鳥島以及南鳥島等地送交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以上就是日本政府對於釣魚島的「法理」所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昨天說﹕中國總理李克強暗指日本竊取尖閣諸島的說法,是嚴重無視歷史,絕對不能接受。他並且聲明,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亦由日本有效控制,中國單方面發表的任何言論,均不會影響到日本的立場。以上的說法,正是基於《三藩市和約》的條文。
《三藩市和約》由48個戰勝國簽署,但卻沒有中國的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換言之,菅義偉說的,中國「單方面發表言論」,但是,《三藩市和約》豈非也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私相授受?中國和日本八年抗戰,打響了二戰的第一炮,拖垮了日本,美國人無視中國人的努力成果,和日本人私自立約,日本人以此作為法理,法理又何在呢?
這幾年來,中國對日本的立場,從翻釣魚島的遠古歷史舊賬,變成了改談二戰的戰後安排,是正確的做法。畢竟,數百年前的歷史,誰去管得,今日世界局勢的大佈局,全都是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劃分,而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也許正正應了西方人的一句俗諺﹕We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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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May-2013 Facebook)

梁振英不會在年底下台

近日,香港政壇最熱門的話題,就是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究竟會不會受到其「頭馬」張震遠醜聞的拖累,因而被迫效法當年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任內半途,倉皇下台。對於這事件,我們並沒有甚麼內幕消息,只是根據已知的客觀資料,因而作出的最合理推斷。
張震遠出身基層,憑著自身的努力,唸到哈佛大學博士,再到著名的智囊公司麥肯鍚任職,跟著到百億市值的國內公司「泰山石化」去當行政總裁。當年由鄧蓮如勛爵引進香港政府,開始擔任公職,在公務上辦事認真盡力,在出事前,很多民主派人士都對他頗具好感,就是在出事之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對他的工作態度讚口不絕。毫無疑問,在梁振英的親信當中,張震遠的資歷是最高的,所以也難怪梁振英對他十分倚重,視之為「頭馬」。
然而,張震遠所涉及的醜聞,情況實在十分嚴重,可以說,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從來沒有踫到這這等嚴重的指控,相比之下,梁錦松、麥齊光、林奮強、陳茂波等等事件,都只算是小兒科而已。而有關張震遠陷入財困之事,知情人士早就略有所聞,中央政府甚至知之甚稔,而梁振英也不可能不知道。現在很多人都認為,當日梁振英組織行政會議,張震遠作為「天字第一號梁粉」,卻只能當一個普通成員,而不能當上行政會議召集人之位,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最後拍板,原因正是為了防止張震遠因財困而「爆煲」,爆破了整個梁班子。
然而,在梁振英不可能不知道張震遠陷入財困的大前提下,依然委任張進入行政會議,甚至不惜打破常規,在張當了6年的市區重建局主席之後,繼續委任他當下去。從此可以看到,梁振英對於張,可以說得上是有情有義。可是梁對張的有情有義,卻並不能拯救張於財困之中。然而,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梁振英的支不支持張震遠,而是在於中國政府已經擺明了態度,對張震遠保持了距離。
張震遠的商品交易所本來的如意算盤,是藉著他曾經當過「泰山石化」行政總裁之利,乘著這些關係,因而經營利潤豐厚的石油期貨。可惜中國政府並不賣他的賬,不肯就此產品而開放綠燈,於是,張的商交所而只能經營黃金和白銀,但是,黃金和白銀這兩種產品,在香港、在全世界,都是競爭激烈,商交所因而陷進了苦戰,長期苦戰之下,終至彈盡糧絕,因而陷進了財困……至於商交所和張震遠今日的環境,因為涉及了刑事案件的法律程序,所以我們暫不評論。然而,當張震遠瀕臨出事之前,中央政府袖手旁觀,不肯出手相救這位梁振英最為倚重的「頭號梁粉」,其取態是有目共睹的。
打從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的那天起,坊間已經在大事進行「倒梁」活動,而在梁振英陷進僭建醜聞的當天起,跟著是其管治團隊接二連三的醜聞,已經不停的有傳聞,說中央政府要拉梁振英下台,也不知傳了多少次了。在當初,這肯定是反梁者一廂情願的說法,因為中央政府不可能捧一個行政長官出來,便馬上要拉他下去,這是對於特區政府管治權威的極大傷害,也是對於中央政府權威的自打嘴巴,當然不可能發生。再說,梁振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擔任港澳聯絡小組組長時,一手捧上台的,習近平不可能在短時間出爾反爾,一手把捧上來的人拉下台去,損害自己的權威。在習近平繼續掌權的時候,梁振英下台的機會率,實在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張震遠作為梁振英的第一號,鬧出了這樣的駭人的醜聞,中央政府又明顯不支持張震遠,因此,中央政府撒換行政長官之說,又甚囂塵上了,甚至已經傳出中央政府在詢問由林鄭月娥接替梁振英的「B計劃」了。
第一個說出「B計劃」的,是政治評論員林和立。林和立是資深政治評論員,對於中國政府的網絡內線,當然是有其獨到的情報。可是,林和立也是積極的反中分子,如果如他所說,其消息網絡可以直通天庭,從中央領導人的身上直接得到,這又合不合理呢?畢竟,林和立作為積極參與反中反梁的異見傳媒人,實在也是很有理由去作出一些損害梁振英政府權威,以壯大反對派勢力的「內幕秘聞」,尤其是,現時正當「佔領中環」的決戰正是如火如荼,反對派要拉弱梁振英政府,以壯大自己的聲勢,也是非常合理的事。反正,這種內幕消息也是沒有人能夠證實的,絕對不會影響到發放消息者的權威性。
林和立的說法不可信,可是,梁振英說沒聽過中央政府撒換行政長官的意圖,根本不存在相不相信的問題。因為,根據林和立的說法,現時中央政府只是詢問其可能性而已,而在這一階段,當然不會詢問梁振英本人,所以記者去問梁振英,也是問不出話來。當然了,就是中央政府真的問過了梁振英,梁也是不會說出來的。
至於王光亞的說法,只是官方口吻,根據慣例,中央政府對於現任行政長官,不管是在腳痛前的董建華,還是在貪腐醜聞時的曾蔭權,都只能支持,不能反對,因為這是體制問題﹕中央政府怎能不支持現任的行政長官呢?就算它是有心撒換,直至梁振英正式宣布下台之前的那一刻為止,中央政府官員也是只會力撐的。
如果從歷史故事去推斷,在2003年的7月1日,五十萬人大遊行,「二十三條」被迫擱置了,但是,董建華也得待至2005年,政局大致上平穩了,才「腳痛」下台,皆因行政長官在政局動蕩時,倉卒下台,反而壯大了反對派的聲勢,不利於管治。如果循著這個思路去推斷,縱使是中央政府決定了採用「B計劃」,立心撒換梁振英,也不會在此風頭火勢之時,而是待得醜聞過去,政局平穩了之後,才好進行。尤其是,明年就是「佔領中環」的行動日子,中央政府也不會在陣前易將,以壯大敵方的聲勢。因此,坊間言之鑿鑿的傳言,說梁振英將會在年底下台,應該不會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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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n-2013 Facebook)

這不是誰好誰壞的問題,這是兩害取其輕的問題

香港科技大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博士指出,一些「本土派」人士提倡排斥內地,但這將會對香港造成致命性的影響,最終將會導致切斷與內地聯繫,香港的經濟會崩潰,外匯儲備及市民本身儲很快就會用完,而樓價也會暴跌九成。

以上的說法究竟有幾成屬實,又有幾成誇張,我們不可妄下評論,但是,肯定的說一句,就是假如香港和內地的經濟一刀切地斬斷,香港的經濟將會蒙受極大的損失,這則是毫無疑問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就算是本土派的人士,贊成一刀切地排斥內地經濟的人,也只是極少數的極端分子而已,理性的人很少會完全反對內地經濟,但說是完全接納、完全歡迎呢,則又並不是。一般而言,本土派的人們對於中流經濟的交流,一共有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經濟是互利的,內地的經濟有貢獻,但是,香港也對內地的經濟有貢獻,所以,這兩者的地位應該是對等的。

從道德上和道理上看來,這一點是事實。可是,如果從實際的角度去看,內地佔香港的貿易份額,佔了50.3%,即是一半以上,是香港的最大貿易伙伴。反過來說,香港雖然是內地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大伙伴,但是卻只佔了內地貿易總額的8.8%而已。

這就一個大、一個小的說法。正是因為內地大而香港小,內地失去了香港,是有損失,香港失去了內地,損失很大,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這好比一個老闆和一個好員工,失掉了員工,固然是老闆的大損失,但老闆的損失最多是少賺了而已,但是如果員工失去了老闆,後果是立刻失去了飯碗,當然是嚴重得多了。

這些本土派認為,香港可以不依靠內地,轉而去求諸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多作貿易。這又犯上了兩個思想性的錯誤﹕

1.我們根本沒有放過與其他國家做生意的機會,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放棄在外國尋找商機。只是那邊的增長有限,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都不好,印度相對來說,規模還是太小了,巴西太遠,所以我們縱是努力,也努力不出甚麼樣來。除了依賴內地,還有甚麼方法呢?

2. 可能本土派認為同內地人做生意,臉色太過難看,令人受不了。但是,同其他國家的人做生意,關係疏了一層,可能會更加難受。日本、韓國和美國大做生意,可是,美國在日本和韓國都有駐軍,這些駐軍胡作非為,單單算在沖繩島計,這些美軍享有治外法權,犯法不受當地法院所管制,數十年來,強姦案件過千宗,這就是日韓享受美國保護所付出的代價。說到同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根本不信任外人,又是難如登天的事。或許我們應該這樣說﹕和內地人做生意,也許的確是難受,但如果我們要同其他國家的人,做上相同數額的生意,一定更難受十倍百倍!

第二個方向,是這些本土派只是排斥某些同香港利益有衝突的生意往來,卻並不完全一刀切地排斥,例如說,奶粉事件,港人港地問題,以及責罵自由行搶高了租金和物價,諸如此類。

就這方面,我們同意一半,反對一半。香港的資源,如果是匱乏的,應該以港人為優先,這是大原則,比諸自由經濟更重要,這是我們同意的。但是,以上的問題,本土派提出的詰問,是正確的,但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法」,不啻是因噎廢食,我們卻是反對的。

以奶粉為例子,經過了大家的多番挖掘問題,發現搶購和短缺的只是某幾隻熱門的牌子,而所有的奶粉牌子的營養成份都差不多,所以根本不存在短缺的問題。

又以水貨客為例子,全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一部份的經濟來自地下經濟,包括美國、日本、歐洲等等先進國家在內。沒有一個國家膽敢完全地打擊地下經濟,因為這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如果香港這樣做,將會是今日世上的第一個,在以前,也許是有的,就是早期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後期就連斯大林也都改變了),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只有極度獨裁的國家,才會全面地打擊地下經濟。如果上水全面地打擊水貨客,將會導致上水一帶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這又是「食砒霜毒老鼠」了。

至於內地人搶高香港的樓價和租金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這是政府的預見力不足、規劃不足所致。正如我們一直所言,上水站的「淪陷」,源於「自由行」在2003年簽定之時,沒有一併規劃搬遷上水站,把它變成大型購物中心,以容納大量的旅客。換言之,今日內地旅客所造成的困局,是香港本身的規劃不足的問題,這事件的本身,則是有利的。

總括而言,雷鼎鳴的說法是對的﹕重視香港的文化、價值、優秀制度,都是好的。尊重不同人士的意識形態和想法,也是好的,但必須顧及其經濟後果,因為,香港與內地經濟已經是融合了,大家同坐一條船,雙方都不能獨自離船

或者,我們也有另外一個說法,一個不那麼動聽,但卻是更為現實的說法﹕今日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合狀況,的確是不大好,的確是有很多的問題,的確為香港人帶來了不少麻煩,問題在於,如果因為這些不好的東西,而切斷香港和中國的聯繫,結果不會更好,反而會更壞得多。換言之,這不是那個更好的問題,而是兩害取其輕的問題。這正如本土派提出的問題,是對的,但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卻是錯得不能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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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un-2013 Facebook)

琉球亡國史和沖繩獨立設想

我在這兩年之內,寫了大約十篇社論,討論了釣魚島的問題,而在好幾篇,都扯上了琉球,現在中國果然把琉球也拿出來討論了,可見得我確實是有點先見之明。
其實這個先見之明十分簡單,因為單單講釣魚島,在法理上,是講不過日本人的,所以中國才一直不肯把這問題交由國際法庭去裁決,但是,如果把琉球也加了上去,從宏觀的角度去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中國聲稱琉球,也即是沖繩,是它的領土,固然是獅子大口,但是,香港不少討厭中國的人,也在堅稱沖繩是日本的領土,也是屬於不讀歷史,無知之見。
從古以來,中國人把東南海域的一連串島嶼稱為「琉球群島」,其中除了沖繩島和釣魚台之外,還包括了台灣島。在唐朝貞觀年間編寫的《隋書》,已經有了「琉球傳」。
在西元十二世紀,也即是中國的宋朝時,琉球分為北山、中山、南山三國。1406年,土著首領尚巴志推翻了中山國,然後用了二百多年的時間,侵佔了北山和南山,在中國明朝的時候,統一了琉球全國。中山國的首都就是在首里,琉球國一直沿用,今日我們到沖繩島的那霸市,還可以到它的王宮去參觀。
如果照基因去分析,琉球國的人種分為兩大系,南方來自馬來族的移民,北方則是來自日本。如果論語言和文化,它的平民文化較為接近日本,可以用平假名溝通,但如果是高級文化,用的則是儒家思想,也拜中國神。明朝時,它向中國稱臣,中國人派了「閩人三十六姓」,包括了航海、造船、搞貿易、寫文章等等專門人才,去幫助琉球國發展文化和經濟,這相等於今天美國派出專業人士,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文化和經濟,原理是一樣的。
「三十六姓」只是統稱,當然不是齊頭的36個家族,而這些福建專門人才在琉球國政府,擔任了高級職位。他們住的地方,就是今日那霸市的「久米村」,所以又稱為「久米三十六姓」。在1916年,民俗學者、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出版的《琉球五偉人》,其中有2個是「三十六姓」的成員,一個是政治家和史書《中山世譜》和《球陽記事》的編撰者蔡温,另一個則是儒者和科學推廣者程順則。 由於琉球國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中間,所以它作為海路的貿易中轉站,在沖繩縣的博物館,有一個大鐘,鑄了幾行漢字﹕「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揖為萬國之津梁……」所以,這口鐘稱為「萬國津梁鐘」。
日本是個外向型的國家,一直喜歡侵略。在1609年,江戶幕府德川家康下令,由薩摩藩藩主島津家久派出大將樺山久高,派了三千人,船一百多隻,去侵略琉球,理由完全是強辭奪理﹕前朝的豐臣秀吉入侵朝鮮,薩摩藩為琉球代塾了軍費,但琉球並沒有「償還」。
按﹕薩摩藩位於九州,大本營在鹿兒島,後來和長州、土佐、肥前三藩一起,策劃了「倒幕運動」,令到德川幕府「奉還大政」,明治天皇得以執政。在皇軍興起,軍國主義熾熱時,有「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之稱,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海軍大臣、海軍司令、聯合艦隊司令,都是薩摩人。作為美食家,我的補充是﹕薩摩的雞是很有名的。
三十六姓中的鄭迥是「三司官」,也即是三大CEO之一,強硬反抗薩摩藩的入侵,結果兵敗被擒。日本人架起了油鍋,鄭迥在下油鍋之時,把身邊的兩個日本兵也按進了油鍋裏。結果呢?日本人滅了三十六姓中的五族,鄭家當然是其中之一。
根據《明史》的記載,日本人「以勁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在此之後,琉球國變成了日本的附庸國,由薩摩藩去控制,但它同時也是中國的藩屬國,尚氏王室給清朝的順治皇帝封為「琉球王」。
1847年,琉球的末代國王尚泰即位。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淮將叩關日本,迫日本簽訂《神奈川條約》,日本被迫開放了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
節骨眼就在這裏了﹕佩里同時要求日本開放琉球,但日本表示琉球是個地方政權,日本朝廷無權決定其港口的開放。於是,美國人再找了琉球國,同它簽了條約,開放那霸港。第二個節骨眼在於,條約是以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簽署的,日文沒份。不過話說回來,當時日本的書面文字,和中國的文言文,其分別也不大。
1869年,明治維新的其中一條政策,就是「癈藩置縣」。在1871年,消除了薩摩藩,在把琉球國變成了「令制國」,編進了鹿皃島縣。在日本當時,「國」並不是「國家」的意思,而是「道」之下的行政單位,全日本一共有數十個「國」,相當於中文的「州」。但在這時,理論上,琉球王的身份,仍然是一個國王。
在1872年,日本宣佈琉球是它的領土,尚泰變成了「琉球藩王」。1875年,日本強迫琉球和中國斷絕所有的外交關係,換言之,琉球國「吃兩邊」的政策正式完了。尚泰不答允,結果給關進了牢裏,而日本則開始直接管治琉球,不消說的,首要去控制的,是警察。順帶一提的是,這時琉球國的人口,是十六萬人。
1879年,日本癈除了琉球藩,把琉球歸進了鹿兒島縣,馬上又設立了沖繩縣,把前肥前國的藩主鍋島直彬作為知事,又把所有尚氏家族的王室成員押往東京,封為候爵。
日本人當然沒有忘記,把王宮之內,那些用中文寫成的政府文書,全都燒毀了,把侵略的史實毀屍滅跡。在日本直接統治琉球之後,不准教學琉球語,違者師生同遭侮辱性的懲罰。簡單點說,就是要滅絕琉球國的文化。
當美國和日本開始,打到了沖繩島,當時的沖繩人口大約是四十多萬人,在這一役之後,死了十多萬。大家留意,我寫的是大約數字,因為不同的資料來源有著不同的數字,所以只能寫約數。
沖繩之戰是美日交戰最為慘烈的一戰。日本軍方組織了「鐵血勤皇隊」,由14歲至17歲的學生組成,一共有12間學校,1780名學生「自願」參加,接受軍訓,參加戰鬥,大戰之後,死了一半。至於女學生,則去當隨軍護士,並且派給她們手榴彈,教導她們,當美軍打到來時,便拉開榴彈,自殺。
在沖繩之戰失利之時,日本人擔心「琉奴」和戰勝國反過來對付日本人,日本政府頒佈了「玉碎令」,由沖繩駐軍司令牛島滿執行,要殺光所有的琉球人,方法就是迫他們集體自殺,有說死亡人數達到二十多萬人,但我的估計是,這數字應有誇大的成份,不過數萬人則是有的。這位牛島滿最後切腹自殺,而今日沖繩島的和平祈念公園,還有記念他的黎明之塔和慰靈碑。
在二次大戰尚在進行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和中國的蔣介石曾經兩次討論過戰後沖繩歸屬的問題,並且問試蔣介石有沒有興趣要它,蔣介石的回答是﹕「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共同管理為好。」
蔣介石的這種說法,當然有其政治上的考慮,現時的人評論他,也認為他拱手不要琉球,是不要白不要,是中國的罪人。但是,如果照道德和公義上的考量,我的看法是,托管的確是最佳的選擇。所以,1943年的《開羅宣言》也是依照這大原則而發表的。
在二戰後期,美軍打進了沖繩,本來應該是中美托管的,變成了由美國實質控制。由於蔣介石要專心對付共產黨,也無暇去管它了。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承繼了《開羅宣言》,要求把日本四島以外的領土都得放棄了。到了1947年,聯合國通過《關於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把北緯29度以南的琉球群島和釣魚台群島,正式交給美國託管。
1951年,日本和同盟國的48個國家,簽署了《三藩市和約》,日本同意美國擁有對琉球群島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問題就在這裏了,中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都沒有簽署這份和約。
美國在日本一共有89個基地,在沖繩,就有34個,佔了沖繩全島面積的兩成。它在1953年,把北方的奄美群島交還給日本,但卻沒有交還沖繩島。
這些佔領日本的美軍,享有治外法權,強姦和搶劫是不時發生的事,交通規則更加是不用守,最離譜的是在1955年,美軍強入民宅,強姦了一名小學二年級的女生。1959年,嘉手納空軍基地的一架戰鬥機墜落在石川市宮森小學,造成17人死亡,其中11個是小學生,二百多人受傷。
這時,沖繩開始有政治運動,要求回歸日本。另一方面,美軍的胡作非為,結果是在1965年、1970年、1971年,都發生了針對美國軍方的暴動。這時,美國正陷進了越戰的泥淖,於是便在1972年,把沖繩島的管理權也交回給日本。由於釣魚島就在沖繩島的下方,美國交還沖繩的管理權,也就是同時交還了釣魚島的管理權,而釣魚島問題也就從此而起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甚麼美國從來沒有考慮過沖繩獨立、琉球復國?這得從政治現實去考量。
美軍使用沖繩島作為軍事基地,對口的單位,是日本政府,這當然也是在1972年歸還沖繩的條款之一。如果說,把沖繩島的兩成土地,當作是美軍基地,是出賣了沖繩人,這個黑鍋,當然是由日本政府去孭,也得由日本政府去想辦法安撫沖繩人。這就是現時的情況。
但如果美國政府讓沖繩獨立呢?結果是,美國如果要保留基地,就要直接和沖繩國的新政府交涉,而沒有了日本政府這個緩衝,大家可以試想想,美國應當是如何頭疼。事實上,從1972年沖繩歸還日本,到2002年,這30年內,沖繩的強姦案有166宗,其中的111宗是美軍的所為,但是美軍對日本有「第一次審判權」,所以犯法的美軍,也不會交給沖繩政府。整個日本在內,包括沖繩的美軍基地的支出,美其名作「關懷預算」,也要當地居民去支付,要這樣的去出賣沖繩,當然也要日本政府去做。
這裏又要補充﹕當年美國人和日本人簽訂的和約,是戰勝國和戰敗國的約定,那是苛刻的,是佔領和被佔領的關係,所以日本可以任由宰割。可是,如果沖繩獨立了呢?那就是一個新的國家,美國要老著臉皮,去要求太過離譜的駐軍條件,那是說不通的。再說,沖繩的美軍基地,只佔上了日本總領土的一點點,日本承受得來,但是,如果沖繩獨立了,把國土總面積的兩成,劃成為外國的駐軍基地,而且這些軍隊的軍紀還如此惡劣,這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就是今日沖繩的政治狀況。
今日的日本政府認為,琉球和日本份屬同種,當年的「兼並」琉球,是日本的「內戰」而已。
至於中國,則終於想通了,如果用舊的法子,去爭取釣魚島,在道理上,是說不過日本的。所以現在中國強調日本的戰敗國身份,無論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沒有說過沖繩將交回給日本。而中國沒有簽署《三藩市和約》,這只是美國和日本的私相授受而已。當然了,如果日本連沖繩島的主權也沒有,自然更加不會有釣魚島的主權了,這是中國的釜底抽薪之策。
沖繩人一直有做關於沖繩獨立的民意調查,例如說,在2005年,琉球大學副教授林泉忠對18歲以上的沖繩人,進行了電話調查,結果是﹕ 40.6%的人認為自己是沖繩人,21%認為自己是日本人,36%認為自己既是日本人也是沖繩人。24.9%的人支持沖繩獨立,58.7%的人反對獨立。
第二個例子,是在2007年,41.6%受訪者認為自己是沖繩人,25.5%認為自己是日本人,29.7%認為自己既是沖繩人亦是日本人。20.6%的人認為沖繩應該獨立,64.7%認為不應該獨立。
可見得在今日的沖繩,還是反對獨立的人,佔了大多數。不過,今日的沖繩人口是一百四十萬人,其中一半是日本本土移民過來的,還有一部份是幕府時代的移民,真正的琉球原居民只佔了小部份,這些佔了大部份的日本人,當然是反對獨立了。
琉球獨立黨成立於1970年,2008年改名為「嘉利吉俱樂部」,「嘉利吉」是琉球語,意即「幸福」。它在2006年的沖繩縣知事的選舉中,只能得票6,220張。如果是兩成多的支持獨立人數,而只有0.93%的得票率,從投票理論去看,就是因為他的勝算太低,選民費事投給他,以免浪費了手上的選票。另一個原因,就是人們雖然在理想上支持獨立,但從實際上,則認為太不現實,所以不肯用選票去作支持。
如果以我的觀點,正義的做法應該是讓沖繩獨立,琉球復國,因為當年日本奪人國家、去人語言、滅人文化、迫人自殺的手段,實在太過殘忍了。如果琉球復國,就得由尚泰的玄孫尚衛去當國王。尚泰生尚典,尚典生尚昌,尚昌生尚裕,尚裕生尚衛,尚衛在1950年出世,是東京人,1996年登位,接任空頭的「琉球國王」。不過,相信縱是琉球復國,也將會是一個民主國家,就是君主立憲,也不可能了吧?
然而,如果沖繩真的獨立了之後,把美軍踢走,對於沖繩居民的人身安全、對於其婦女的貞操,也大有幫助。
不過,如果從經濟的觀點去看,一旦沖繩獨立,會對其經濟結構大大打擊,要想重新定位,最少要花十年功夫,這當然會令沖繩人吃苦。再說,如果純種琉球人口已被日本的大量移民溝淡了,獨立在實際上,已是不可能的了。
不過,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不肯承認《三藩市和約》,不講釣魚島,而講沖繩島,顯然是一記妙著。畢竟,如果單單講釣魚島,日本贏了,有釣魚島,輸了,沒有了釣魚島,它當然會拼命去爭,因為贏輸只是一島之爭。但把沖繩島加綑綁了上去,這叫做「漫天開價」﹕「嗱,日本仔,我只是要釣魚島,已經是十分客氣的了。如果我們打一仗,你打輸了,說不准,你連沖繩島都要丟了呢!」
最後一提的是,中國是絕對不會支持嘉利吉俱樂部,因為後者除了要沖繩獨立之外,還要求西藏、新疆、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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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un-2013 Facebook)

歷史和文化才是普世價值

在去年的6月5日,我們看到內地來港人士參加「六四晚會」的人越來越多,於是預言了在以後的記念「六四」以及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內地人的比例將會越佔越多,甚至成為了主力。然而,歷史總是會開人的玩笑,總是會朝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走,想不到在今年,內地的異見分子未曾大舉來港,香港人先自要抽離「六四」,甚至連掛上「愛國」的口號,也不允許了。
相信香港人都很清楚一個基本性的大原則,這也是很多香港人多年來所堅持的信念﹕「愛黨不等於愛國」,所以,很多香港人大叫「打倒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愛中國,只是意指他們不同意中共政權,意圖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罷了。可是,如今在本土派的抬頭之下,別說是平時談「愛國」,並不允許,甚至是在支聯會舉辦的「六四記念活動」時,也不允許提出「愛國」了,這一年來,香港政治氣氛變化之大,可見一斑。
如果記念「六四事件」,不准談「愛國」,那實在是很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要知道,「六四事件」是發生在中國的大事,如果香港人並不愛國,那麼,「六四事件」又和香港人有何關係呢?香港人為甚麼又要每一年都聚集起來,去記念它呢?如果說,「六四事件」是一宗嚴重違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事件,所以要年年提出來,那麼,在世界上嚴重違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事有許多,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朝鮮、在蘇丹,為甚麼我們不去記念這些事件,不去譴責這些政府,獨獨記念「六四事件」呢?
答案很簡單﹕這是因為中國和香港有著特殊的關係,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們獨獨每年大規模記念「六四事件」,不及其他。
現在,且讓我們拋開本土派的思想,也拋開大一統的思想,不說一國,也不說兩制,更加不說港獨,只說普世價值,只說人類的基本價值。
人類的文化基礎在甚麼地方呢?答案是﹕在文化、在歷史。如果撇開了這兩者,人類就同野獸沒有分別了。
西方沒有文化基礎,是從希臘和羅馬借過來的,所以西方人也得去理解和閱讀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因為這是西方人的根。這正如日本人的根,是在中國,對於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例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等,日本人往往比中國人更要熟悉。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人的根,就是在中國,所以,我們不管是統一也好,港獨也好,中國文化就是我們的根,這是我們拋不去的事實。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香港人拋去了中國的根,那就將會變成甚麼也沒有。此所以,日本的右翼分子儘管討厭中國,但比起其他的人,更為熟悉中國的古代歷史和文化,因為這些東西,也是日本人的根。
至於人們說的「歷史」,可以用另一種比較新派的方法,去表達,叫做「集體回憶」。如果一群人沒有集體回憶,這一群人只是一盤散沙,甚麼也不是。在24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一百萬名香港人參加,是香港人最重要的集體回憶之一,如果我們連「六四事件」也要淡化、也要遺忘,甚至要效法台灣人般,每年只剩下寥寥幾百人去參加,假如是這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還可以剩下甚麼呢?
老實說,這兩年來,香港的政治氣氛,實在變得太快,除非是身在風眼中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實在很難以適應急變的政治環境,例如說,港獨運動在一年前,還是不成氣候的,但是一年後的今天,本土派的勢力已經迫得連支聯會主席也不敢去「愛國」了。然而,不管政治氣氛怎變,有一些普世價值,是必需遵守的,其中的一項,就是毋忘歷史,更加不要丟失文化。或許,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人類的根,就是歷史,統一也好,獨立也好,都必須不忘歷史,其存在才有價值﹕如果連歷史也不顧、連歷史也忘了,還有資格說獨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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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un-2013 Facebook)

行政會議必須改革,政治酬庸所酬非人

梁振英本人的第一號親信張震遠的因醜聞而下馬,導致了一連串的惡劣政治後果,而其中的一項,就是行政會議的存在問題、的架構問題、的成員人選問題,均都成為了坊間爭議的中心,而在昨天的立法會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就此事在立法會進行了答問。不消說的,她的答案是差強人意的,畢竟,行政會議是行政長官直屬的架構,林鄭身為政務司司長,是難以越俎代疱,代梁振英回答有關的問題,而她在昨天的立法會中,也已經說出了這一點。
行政會議是承繼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的行政局。由於英國政府遠在地球的另一邊,在管治上,鞭長莫及,所以必須有一個機制,對港督有著充份的監察,行政局就是其中的一道法寶,所以港督要有重大的決策,必須在行政局中作出充份的討論,然後記錄在案,英國政府在閱讀這些會議記錄之後,便可以對香港的基本情況有著充份的掌握,從而可以遙遠控制了。
香港特區政府承繼了殖民地時代的制度,行政局也變成了行政會議。從管治的角度去看,行政會議是否真的有用,實在是難說得很,因為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也已經變成了行政長官了。
但是,從法律的層面去看,《基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都說明了,行政會議是香港政府的架構之一,除非我們修改《基本法》,否則,不管行政會議是有用,還是沒用,都不可能予以廢除。再說,如果從中央政府的角度去看,也的確需要閱讀行政會議的報告,以監察行政長官的施政和行政,防止香港政府的失控。
在董建華的時代,行政會議成員主要由司局長組成,一共有14人,非官守成員只有5人至7人,在曾蔭權時代,先是增加了非官守成員的人數,而除了3位司長必須出席所有會議之外,他局長可以選擇只在會議討論的題目與已有關時,才去出席。而在梁振英的時代,人數是歷代之最,除了行政長官本人之外,現時一共有15位問責官員和16位非官守成員。
反對派對於行政會議的批評,一是人數太多,這批評是對的,因為三十多人的會議,人多口雜,能夠討論出甚麼來?
二是成員不夠水平,這個批評也是對的,當年董建華的時代,人材濟濟,已經不復見了,以梁振英的號召力(之低),要想振興行政會議的叫座力,恐怕非得找出中央要員去幫口,才能做得到。不過,如果以今日的政治氣候,要想找出幾個真有叫座力的人物,相信只有在「紅」(色背景的)人的方向著手,到時候,又會湧出另外的政治問題了。
以上的問題,是宏觀的問題,所以我們也同意,行政會議需要作出某程度上的改革,方才符合未來的政治需要。
然而,從微觀的層次去看,本來,行政會議的成員確實太多,一個張震遠辭職,一個林奮強休假,好像也沒有甚麼,問題在於,在行政會議中,這兩個人都是負責房屋問題的,而房屋問題又是梁振英政府的「重中之重」,兩人一去,房屋問題何託?這就難免令人不得不提出詰問了。
至於行政會議成員的操守問題,在昨天,林鄭月娥雖然告訴了大家,新的申報制度需要連債務也公佈,但始終難免令人釋疑。畢竟,一個人除了債務之外,還有很多值得公眾知道的「私隱」,歸根結蒂,這還是梁振英政府的班子不夠班的問題!
當然了,行政會議因沒議題而無會可開,也絕對是一個笑話,而梁振英鬧出這個笑話,無疑是重重的傷害了行政會議的聲譽,實在是難辭其咎的。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有關行政會議成員的位置,作為政治酬庸的批評。在道德上,這自然是說不過去的事,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在全世界的政府,包括了所有的民主政府在內,有哪一個是沒有政治酬庸而可以生存的呢?而梁振英政府今日之敗,其中的一個因素,正是因為太過「寡助」,欲想酬庸而無人可酬,如果有更多的能人,可以為梁振英所酬,對於香港人的福祉,反而是好事。換言之,政治酬庸並非壞事,只是所酬的人的水平不夠,才是最大的問題,張震遠就是其中的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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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un-2013 Facebook)

法律重要,還是公義重要?

一般來說,通常是在中國犯了政治罪行的人,逃跑到了美國去,尋求政治庇護,這一次卻是風水輪流轉,斯諾登在美國犯上了政治罪行,逃跑過來香港這個屬於中國的地方,由於這是破題兒的第一遭,並沒有先例可援,所以香港從政府都民間,都不知應該如何應付才好。

在這宗事件中,我們首先拿出來討論的,是正義和道德的問題,再講其他。

斯諾登曾經當過兵,受訓期間因腳傷而退伍,在國家安全局當過保安,又在中央情報局幹過資訊科技的有關工作,可以算是「根正苗紅」,所以後來才有機會接觸到機密文件。日前,他因為良心發現,決心揭露發美國情報機關秘密監控電話及互聯網活動的情況,並把這消息發佈了給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和英國的《衛報》,引起了軒然大波。

國家監察人民的通訊記錄,在所多有,但是在民主國家,得先經過法律程序,向法庭申請,才能行動。然而,無差別、不申請,兼且沒有法律依據的大規模監察,卻是一個法治社會所不允許的,因為這牽涉到大量普通市民的私隱,而在現代社會,私隱權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

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不足為奇,根本就是公開的事實了,所以也就不算新聞了。但是,原來天下烏鴉一樣黑,美國也在實行著相同的資訊監察,卻大大的嚇了愛好私隱和自由的美國人一驚,所以,當斯諾登爆出了這個事實出來之後,登時成為了轟動整個美國的大新聞。

很明顯,美國的絕大部份人,都樂於知道這件事,都認為斯諾登的做法是對的。有的人當然認為,為了國家安全,政府監察人民的資訊流通,並沒有不對的地方,但是,縱使政府有權去監察,至少也得讓人民知道他們是有可能被監察吧?像是在中國,人民都知道自己的言論是被監察,反而是逆來順受了,反而是,美國人被政府欺騙了這麼久,這才是更難受的。

以上的分析,是企圖說明,斯諾登的做法是正義的,也是道德的,因此,如果我們把他引渡回美國去,不管法律如何寫,也不管香港和美國的3個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是如何的內容,總之,引渡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正義的。

事實上,斯諾登逃亡到來香港,原因正是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有網絡自由,也保護政治異見人士。換言之,他是對香港有期望,才會挑選了香港作為逃亡的地點。如果香港竟然把他交還給美國,非但打碎了斯諾登的期望,也打碎了無數西方人士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想法。

香港這個地方,一向是個自由港,我們縱使曾經拒絕過中國的異見人士入境,卻從來沒有把中國的異見人士交還給中國。今日的斯諾登,是史上的第一個美國異見分子,來到香港避難,如果香港把他交還給美國,仁義何在、正義何在、道德何在,香港人在國際間可算是面子盡丟,香港人也休談言論自由了!

斯諾登的最終目的地,不是香港,而當過保安局局長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則認為,斯諾登不知道香港和美國有司法互助協議,所以,他離開香港,是比較好的。

從實際的角度去看,在美國政府正式提出引渡之前,斯諾登識趣離開,自然是最理想的情況,但是,如果從道德的層面去看,那就香港不惜一切,也得拼命去收留斯諾登,西方政府對待其他國家的異見分子,豈不是採取同樣的做法嗎?是法律重要,還是人間公義重要?這相信是香港人必須撫心自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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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需要軍事和科學同時發展

昨天發射的神舟十號是中國的第五艘載人太空船,它將會在太空飛行15天,是中國太空船在太空停留最久的一次,並且與天宮一號太空站進行手動和自動對接,以及進行一些實驗,包括了首次進行在太空面對青少年的科普授課活動。這一次的的飛行,改進了先前神舟八號和神舟九號的技術不足,也標誌著中國太空科技的漸趨成熟,希望在可見的將來,能夠接近與美國和俄羅斯兩大航天大國的科技差距。

神舟十號是一乘高53米,最大直徑2.9米,重約8噸的飛行器,一共有3位太空人,由聶海勝當指令長,另有一男一女兩名太空人,男的叫「張曉光」,女的叫「王亞平」。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並非指令長張曉光,而是被稱為「太空神女」的王亞平。

中國一共有兩位女太空人,第一位是去年隨神舟九號升空的劉洋,第二位就是王亞平。王亞平是山東煙台人,生於1980年,17歲時投考了女飛行員,經過了多次考驗,終於當上了全國第七批的37名女飛行員。再經過在多年的嚴格訓練,過五關斬六將,在去年被選為兩位女太空人之一,雖然在去年的神舟九號升空,給劉洋搶過了頭,後者當上了中國的第一位女太空人,但是,王亞平卻是第一位八十後的女太空人,也是全世界的第57位女太空人。

這個世界上,一共有幾百個太空人到過太空,但是,只有大約一成的是女人,而王亞平之所以大受公眾所注目,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是一位美女,而美女無論當甚麼工作,抑或是當太空人,都是受人注目,佔盡便宜的,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國家航天局的專挑美女作為女太空人,目的也只是「市場導向」,令到人民更為注意太空船和太空人的發展方向,從而提高中國太空科技的形象,這也是一種現實主義。

中國國家航天局是由國務院屬下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表面上,是國務院的屬下機構,可是,航天事業除了在科學上有很大的作用之外,在軍事上,還有更重要的地位,而航天發展和軍事息息相關,也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中國的第一個太空人楊利偉,是少將軍銜,這一次的神舟十號指令員聶海勝,也是一個少將,1984年考進空軍飛行學院,在1989年,他第一次駕戰鬥機單獨飛行,發生了機械故障,他拚死挽救飛機,在最後關頭時,方才跳傘逃生,結果獲記三等功,太空人張曉光也曾經是戰鬥機飛行員,當過空軍中隊指揮官,空軍一級飛行員,軍銜是大校,而王亞平則是中尉。換言之,三個太空人都是軍人,雖然要在太空做實驗,但卻並沒有一人是科學家出身,所以也可以見得,他們在太空中所做的實驗,也是最基本的科學測試,而不是高深的科學實驗,例如說,在太空中進行科普教學,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很多人認為,搞太空科技太過浪費,在中國人民很多仍然是貧困的情況之下,政府砸下大筆大筆的金錢,去搞太空科技,是不顧民生的。我們在一年前,寫過一篇社論,討論了這件事,結論就是人類並不是只為了吃飯,才去生存,人類的最高價值在於求知,如果要等到社會變成了富裕,才去搞文學,才去搞藝術,才去搞科學,才去研究和現實生活無關的學科,例如數學、理論物理學等,這樣子,人類同禽獸,又有甚麼分別呢?

說穿了,搞太空科技,有兩大目的﹕
第一個是軍事上的,因為未來世界的戰爭,已經不再是幾十年前的傳統戰爭方式,血腥地打仗了,而是第一搞經濟戰,也即是近年熱炒的「貨幣戰爭」。第二是網絡戰爭,也即是資訊戰爭,黑客侵襲就是其的一種。第三則是太空戰爭,擁有太空權者,在軍事上擁有絕的的優勢。因此,中國有必要在相對其他先進大國落後的太空科技中,急起直追,才能夠有效的保家衛國。而論到保家衛國,付出較高的成本,也是值得的。

第二個目的,正如前述,是科學上的。但是,我們從前文的概述,也可以看到,今日中國的太空科技,仍然是以軍事為主,科學研究只是一碟毫不重要的配菜而已。我們希望,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在太空發展方面,將會更致力於科學的研究,也樂於見到,在以後,將有更多的科學家,而不是軍人,去成為太空人。

畢竟,人需要兩條腿去走路,而太空科技的發展,也是軍事和科學研究兩條腿同時去發展,才能穩步向前,單腳跳是跳不久、也跳不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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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上帝粒子」?

2012年7月2日,人類終於發現了被稱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轟動了世界。但我看過了所有的報導,或不詳細、或有誤解,所以特別撰寫此文,希望可以簡單明確地把整個事情解釋清楚。
現時宇宙有數不盡的物質和能量,這好比人類有很多不同的用具,鐵鍋子啦,鐵釘子啦,鐵鎚子啦,鐵架子啦。大家知道,這些不同的鐵器,如果用高温融化了,都會變成了相同的鐵汁。事實上,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公式e=mc²已經告訴我們,質量和能量是同一東西,我在《快樂的18條法則》的說法是﹕如果把一個成年人的質量變成了能量,足夠香港供電15年。
宇宙一共有四種力,也即是四種能量﹕1.強作用力,即是把粒子縛在一起的力,地球上所有分子的組成也是倚賴著它。2.弱作用力,即是令到粒子衰變時的力。3.電磁力,即是光、熱、電、磁的力。4.引力,也即是地球的地心吸力。
當年牛頓發現了,把萬物吸在地上的力,和地球運行太陽的力,兩者是相同的,遵從相同的計算公式,這就是「引力」了。後來麥克斯韋發現了,電力和磁力是同一東西,這就是電磁力。到了上世紀的七十年代,證明了弱作用力和電磁力也是同一東西,也即是說,把鐵釘子和鐵鎚子一起溶化,都變成了鐵。
於是,下一步就是要把強作用力也拉攏過來,溶化成一堆,證明它也是「鐵」的成員。
簡單點說,人們需要一條「可以寫在T恤上的一條公式」,同時可以解釋電磁力、弱作用力和強作用力。這條「T恤公式」,叫做「標準模型」。
根據標準模型,粒子可以分為費米子和玻色子兩種。前者包括了6種「味道」和3種「顏色」的夸克(夸克是組成中子和質子的成份),以及相同數目的反夸克,即是36種夸克,正反輕子一共是12種,包括了電子在內。至於玻色子,則有12種規範玻色子,包括了光子在內。以上加起來,總數是60。第61種,是假設存在的引力子,至於第62種,就是剛發現的希格斯玻色子了。
宇宙初成時,四種力不分,質能也不分,好比一鍋沸騰的「鐵汁」。引力首先從「鐵汁」中分離出來,跟著是在強作用力。強作用力出來時,希格斯粒子把它的能量變成了質量,沾到了其他的粒子,這些粒子從此便有了質量,而希格斯粒子便不存在了。這好比百力滋沾了朱古力汁,朱古力汁便不存在了。
當發現了希格斯粒子,標準模型便完善了。但這其實還不能算是「上帝粒子」,因為標準模型並沒有解釋引力。然而,引力是四種力之中最困難的,人類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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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基本面,退市是好事

美國的準備退市,其實已在金融市場上,傳言了好一段時間,而在近日以來,港股一跌再跌,累積跌了三千點,正是因為這個傳言中的消息。然而,當這個「事先張揚的退市」被美國聯邦儲備局正式宣佈了出來之後,香港股市仍然不禁顯現出激烈的反應,一天之內,暴跌了六百點,算是發生了一場小型股災,如果從5月時的高位來計算,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是跌去了15%的市值,不可謂不嚴重了。

在昨天,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正式宣佈了具體的退市時間表,其實,退市的條件,是失業率回落至6.5%,以及通脹率達到了2.5%,而從今年稍後的時間,將會開始減少買債,估計在明年年中,將會會結束整個購買資產計劃,預期到了後年,才會開始加息。

這即是說,美國退市的原因,是因為看到了經濟復甦,而經濟復甦也是退市的先決條件,假使美國經濟並非有如現時的伯南克所料,復甦不成,其退市也就退不成了。

所以,如果從這角度看,美國的退市,對於香港來說,應該是好消息才對。因為香港的經濟主要是倚賴中國和美國,但美國又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的復甦,只會對香港的市場有利,長遠來看,對香港股市,是有利無害的。

然而,一個有利無害的消息,為甚麼可以重創了香港股市呢?在宣佈之前,累積跌去了兩千多點,在宣佈之後的一天,也跌去了六百點,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原因呢?

這是由於美國的退市,代表了資本市場的泡沬完結,股票市場沒有了泡沬,所有的投資決定,必須回到基本面,要從上市公司的盈利去看。這好比一杯啤酒,如果快速地取走了部份的泡沬,杯中的「體積」自然是減少了。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看﹕泡沬雖然少了,但是當美國、以至於整個世界的經濟均都復甦時,代表了杯中的啤酒是會慢慢增多的,不消說的,少了泡沬、多了啤酒,那是更為實惠的。

為甚麼我們會不厭其煩的,解釋以上的基本經濟原理呢?答案是﹕香港是一個金融社會,經濟份額越來越是倚賴金融業,而很多的香港人也整天汲汲於股票價格、房地產價格。然而,在這些年來,金融業的發達,固然為香港帶來了很多的商機,但也為香港帶來了嚴重的泡沬經濟,尤其是美國這5年來的「量化寬鬆」,更令香港的資產價格急漲,對整個社會的民生、經濟、競爭力,以至於貧富懸殊,均都造成了極差的影響。所以說,美國的正式宣佈退市,對於香港來說,相等於是把瘋狂的資產泡沬時代完結,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正是,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天下也沒有不退市的救市,事實上,聯儲局的「量化寬鬆」政策,實行了5年,是一個超級漫長的救市行動,已經是大大的超出原先的預算了。

總括而言,我們作為傳媒,作為評論者,永遠是樂見於泡沬的減退,永遠是樂見於股市和地產價格回復到基本面,至於短期炒賣資產的人們,其「業績」究竟是贏是輸,那反而是我們不可料、也不想去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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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格雷欣法則﹕劣幣良幣,誰驅逐誰?

1. 前言﹕格雷欣法則的矛盾解釋

「格雷欣法則」是一條有名的經濟學理論,但一直沒有一套公認的理論,去對這法則作出陳述和解釋,反而多有互相矛盾的例證和解釋。本文就是試圖用一條理論,圓滿的去解釋這條法則。

2. 甚麼是格雷欣法則?

「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簡單陳述是﹕「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good.)正確地說,它是﹕當政府立法把兩種不同的貨幣定成等價時,成色差的會在市面上流通,成色好的則會被收藏起來。

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1)是英國的金融專家,先後為愛德華六世、血腥瑪麗女王和伊莉沙白女王當過金融顧問。伊莉沙白女王的父親亨利八世曾經試過利用降低「先令」(1英鎊=20先令)的白銀成色,降低了40%之多,把扣下來的白銀,來作為政府收入。這做法使到貨幣紊亂,通貨膨脹。女王登位之後,想回復鑄造舊的、成色足的先令,但是格雷欣建議不要,因為人們會把新鑄造的、成色足的良幣收起來,仍然繼續使用前朝的、減值了四成的劣幣。這等於政府送錢給民眾。

19世紀的經濟學家Henry Dunning Macleod在一本沒有出版的書,引用了這段故事,把這「劣幣驅逐良幣」的理論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事實上,這條理論,早在Macleod或格雷欣之前,已經廣為人知。例如說,在波蘭,這法則叫「Copernicus-Gresham Law」,因為早在格雷欣之前的40年,波蘭的天文學大師哥白尼已經提出過這法則。然後一直追溯上去,埃及家Al-Maqrizi(1364-1442)、中世紀的哲學家Nicole Oresme(1320-1382)是更早的發現者,追到最遠的論者,是二千多年前的希臘喜劇大師阿里昔多芬(約西元前446 BC –約西元前386),他在《Frogs》的劇本中有一段﹕「我們的城市的人和錢有相同的現象。她有好的和有價值的兒子,她有好的新金幣和舊銀幣,硬幣足成色地有合金、黃金、白銀,每一枚都鑄得好、聽起來聲音清脆。但我們永不用它們!其他的劣幣則傳來傳去,都是上星期才鑄好的、惡名品牌的、用劣質銅造的。人也是一樣,正直的、沒有惡名的、高貴的(意即都見不到了),到處都是用劣筫銅造的人……」

所以,「劣幣驅逐良幣」這個理論,早在一百年前,已經流傳廣泛了。1926年版的《Palgrave Dictionary》已經指出了﹕「如果政府利用立法,把兩至三種不同的流通貨幣賦予相同的票面值,交易將會總是以生產成本最低的媒介來進行,而且,比較貴重的媒介,將會在交易中消失。」

3. 反對格雷欣法則和Thiers’ Law

近代的人許多不同意「格雷欣法則」,提出了很多例子,去推翻,或作出反證,或者是作出了修正。

張五常的說法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神話在邏輯上的錯誤是顯然易見的,它只考慮到一方(買方)的精明(劣幣付出去,良幣收起來),卻完全忽視了收取貨幣的一方」(賣方)也不是笨蛋(劣幣不肯收,除非加價,良幣樂於收,甚至願意減價)。除非信息不對稱能長期地存在,而且沒有甚麼行之有效的解決之道,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只是曇花一現。而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往往是買的不如賣的精,這可不僅僅是針對出售的產品,即使是對貨幣的識別能力也往往是如此。否則不要說劣幣,假幣豈不早就大行其道,把真幣都淘汰出局了?」

他曾經用過上世紀80年代的人民幣和外匯券來作為例子,認為「一國兩幣」可以用不同的兌換價來作融合,換言之,良幣和劣幣,是匯價的問題,可以用不同的兌換率去加以調節。

政治經濟學家Peter Bernholz把以上的情況叫作「Thiers’ Law」﹕當高速通脹時,匯價高於與高速通脹中的貨幣,而並沒有新的匯價去對此作出調整,Thiers’ Law便會出現。Thiers’ Law的名字是出自十九世紀的法國史家Adolphe Thiers,他專門研究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大革命時,亦是法郎的惡性通脹期。

從以上的陳述,我們可以看到,有的時候,格雷欣法則會適用,劣幣驅逐了良幣,有的時候,它會不適用,人們會放棄了劣幣,有的時候,人們則會使用張五常所說的,用不同的匯價,去調節良劣不同的貨幣。在下文,我們會首先舉出一些例子,去表達這三種不同的情況,然後再作出一個理論性的解釋,去表述為甚麼會出現這三種不同的現象,而三種不同的現象,也可以用同一套理論去解釋。

4. 第一個例子﹕劣幣驅遂良幣

我檢視過很多前人的文獻,都舉出過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其中一部份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這些例子違反了基本的條件。這也即是說,部份文獻所舉的例子有誤。

例如說,中國的王莽發行了「大泉五十」,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鑄造鐵錢,但是流行不廣。第一個大規模發行鐵錢的,則是梁武帝發行的四種五銖錢。以金屬價值而論,鐵的價格比銅低得多,所以新發行的鐵錢是劣幣,原來的銅錢才是良幣。在王莽和梁武帝的故事,他們發行鐵錢的先決條件,是立法把鐵錢定為唯一的合法貨幣,在當時的環境,使用銅錢是非法的行為。雖然,在民間,把銅錢和鐵錢夾雜使用,仍然是慣常的做法。

劣幣驅逐良幣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劣幣和良幣兩種都是法定貨幣。所以,以上的例子是不恰當的。

又例如說,南宋的紙幣,「會子」的發行。1160年,南宋政府「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因此,那時一共有兩種合法貨幣﹕銅錢和會子。當然了,有金屬支持的銅幣是良幣,而作為印刷品,一張張的會子是劣幣。這兩者雖然都是合法貨幣,但在民間,卻不是以等價來兌換。它的面值是1緡=1,000文。在發行的初期,民間匯價是1緡會子兌770文,到了1195年,由於通貨膨脹,變成了兌620文,到1236年,兌300文,1275年時,則只值192文了。

由此可見得,在當時,雖是有兩種合法貨幣,但也有兩種不同的兌換價。張五常的說法發揮了作用。

劣幣驅逐良幣的先決條件之二,是一共有兩種或以上的合法貨幣,但只有劣幣在市場流通,良幣則被收起來。以上的情況是兩種貨幣同時流通,只是有不同的兌換價。所以,以上的例子,也是不恰當的。

當然,劣幣驅逐良幣,也並非沒有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在歐洲的金銀複本位制。

複本位制,也即是有兩種法定貨幣。在複本位制之中,也可以根據不同的觀察角度去細分,其中的一種分類方法,就是兩種法定貨幣究竟是浮動匯率,或是固定匯率。像前述南宋的會子,雖然有官方兌換價,表面上是1緡會子=1,000文銅錢,但是官方不限制兌換,也就等於自由浮動匯價了。

歐洲從13世紀開始,已經同時流通金幣和銀幣,在這時,兩種貨幣的匯價是浮動的。隨著時間的過去,政府開始壟斷貨幣的發行,既然官方同時發行金幣和銀幣,那就不得不固定了兩者的匯價。例如說,在1663年,英國人開始發行guinea金幣,其價值相等於1鎊,或1磅白銀,也即是20先令。

但是,黃金和白銀的價格比率不是永遠維持不變的,而是不停的在浮動。因此,格雷欣法則發揮了作用。當金幣的價格高於銀幣時,金幣在市面絕跡,反之,則銀幣在市面絕跡。「失踪」了的良幣一共有兩個出路,一是藏在人民的家裏,二是跑到了別的地方。

美國在立國的初期,實行了金銀複本位制,法定兌換價是1﹕15。但是在其後的40年,金價漲到了1﹕15.6。在法國,金銀複本位的官方兌換價是1﹕15.5。結果就是在美國,金幣是良幣,銀幣變成了劣幣,於是,格雷欣出來了,劣幣驅逐良幣,人們精明地進行了黃金和白銀的對沖,白銀大量進入美國,金幣流出,令到美國從法定上的金銀複本位,變成了實際上的銀本位。

歐美諸國對此的應變方式,是不停的隨著市場價格,改變複本位的兌換價。例如說,英國在1717年,把兩種法定貨幣的兌換價改成1guinea金幣=21先令,這相等於1黃金﹕15.2白銀。

很明顯,金銀複本位制度製造出了不少混亂。到了19世紀,大部份的歐美國家都過渡到了更為簡單的金本位制度。

如果我們不把政府法定的「官方貨幣」來視為先決條件,而是以實際的市場流通來定義,則最熟悉的例子是港元和澳門元,一直以來,都是以1港元﹕1.03澳元的比例去掛鈎兌換。港元在澳門並非法定貨幣,但可以合法地流通。在市面上,只有澳門元在流通,永遠見不到港元。偶爾有一些香港遊客,闊綽地使用港元來作消費,澳門人會以1﹕1的兌換價收下來,然後藏在家裏,或者用1﹕1.03的兌換價,向銀行兌換。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5. 第二個例子﹕兩幣兩價

當我去找尋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時,發現例子不多,所以採用了最流行的金銀複本位制。反而是要找出雙軌價格的例子,則多得數也數不清,問題只在於採用哪一個。在這一方面,張五常的說法顯然是大勝了。

如果要隨手拈出例子,前述的南宋會子是一例,也是前面說過的人民幣和1979年至1995年流通的外匯券又是一例。

在清朝,採用了銀銅複本位的貨幣制度,大額的交易媒介是白銀,任由民間去提鍊鑄造,小額的貨幣是銅錢,則由政府去壟斷。官方的白銀銅錢兌換價是「每錢一千,值銀一兩」,而且還規定了「永為定例」。由於清政府嚴格的控制了銅錢的發行量,複本位的兌換價一直保持穩定。直至道光初年,依然維持1﹕1,000的白銀銅錢比例。後來因為鴉片的盛行,白銀大量流失到賣鴉片給中國的西方,白銀快速升值,銅錢快速貶值。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兩白銀可以兌換到一千六七百文了。這就是林則徐那篇著名奏摺「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的背景。

後來,鴉片戰爭打敗了,白銀流失得更快,到了咸豐年代,1兩白銀已經可以換到二千二三百文了。

以上就是兩幣兩價,兩價並軌的近代例子。

6. 第三個例子,良幣驅逐劣幣

良幣驅逐劣幣,最常舉的例子是惡性通貨膨脹,例如說,威瑪德國的馬克,國民政府末期的金圓券,又或是2009年的津巴布韋元,幾乎沒有人肯接受它們法定貨幣。在20世紀的末期,東歐和解體後的蘇聯都有法定貨幣,但是人民都不肯用,寧願不合法地使用美元,來作為交易的媒介貨幣。但是很明顯,這些例子並不恰當,因為美元並非威瑪德國、國民政府或津巴布韋的法定貨幣,所以並不符合格雷欣法則的劣幣和良幣的先決條件。這些例子只能算是惡性通脹,或貨幣崩潰。

明朝在洪武八年,即1375年,發行了「大明寶鈔」,它的面積是30厘米X 20厘米,是史上面積最大的鈔票。它有6種面值,壹貫(即一千文)、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大家知道,鈔票是紙製的,不能耐久使用,而明朝政府回收紙幣再重發,要收工本費。另一方面,它又沒有節制地印刷,必不可免地引致了通貨膨脹。到了57年後的1432年,一貫寶鈔只值五文銅錢,也即是只值回面值的0.5%。人民當然棄用這鈔票,結果是「積之市肆,過者不顧」。明朝的人民改用良幣,也即是銅錢,來作為交易媒介,大明寶鈔再不通用。從此明政府也沒有發行大明寶鈔了。

7. 找出不變的規律

以上的三組例證,分別通向了三種情況﹕劣幣驅逐良幣、兩幣兩價、良幣驅逐劣幣。如果我們相信經濟學是一種科學,那就要相信,以上的三種情況,不會是隨機發生,又或者是無厘頭地發生,而是依循著一條不變的科學規律,一條可以同時解釋到以上三種情況的經濟學法則。

下文就是企圖用一條定律,來解釋劣幣和良幣的流通規律。但在說出這條定律之前,我還想再舉出一個例子,就是在中世紀時,歐洲鑄幣廠的鑄幣過程。

8. 中世紀的鑄幣廠

自從羅馬帝國在476年分裂之後,歐洲進入了歷時七八百年的「黑暗時代」,分西由許多小國、甚至是莊園,以封建形式去作統治。

鑄幣是一門利錢豐厚的生意,鑄幣廠通常是由當地最有權力的人所控制,例如說,國王,或是主教。它經營的方式,就是來料加工,然後收取手續費。人民把黃金或白銀交到鑄幣廠,鑄幣廠把它提煉至規定的成色,然後鑄成硬幣。在這個過程中,鑄幣廠會抽取一定的分量,傳統上的「收費」是2%至3%之間,作為利潤。

這也即是說,市民把金或銀交到鑄幣廠,拿回錢幣,所得回的重量,會比原來的輕上了一點點。

按道理說,如果政府在鑄幣時收取費用,為甚麼市民還要把金銀送到鑄幣廠,白白吃虧呢?奧妙就是在這裏﹕政府會把鑄造出來的貨幣的面值,定位比它的實質重量高出一點點。換句話說,新鑄硬幣的面值,會高於其重量,這個「升值」,不單足以彌補在鑄時失去了的2%至3%的重量,還能帶給人民額外的利潤,所以人民才會樂此不疲,巴巴的把黃金和白銀送進鑄幣廠,交由其去鑄幣。

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把金銀送到鑄幣廠去,是除笨有精的做法。

9. 無中生有的價值

問題來了﹕人民不是傻瓜,如果我們相信經濟學,必然也相信,市場的力量就有如科學定律,是不會錯的。人民如果願意接受由官方鑄幣廠鑄造出來,面值高於其成色的硬幣,其中一定有其硬道理,證明了其真實價值是與其面值相等,或至少高於其在鑄幣時失去了的2%至3%的重量。

說完了政府的想法,現在輪到平民百姓了。按道理說,如果政府在鑄幣時收取費用,為甚麼他們還要把金銀送到鑄幣廠,白白吃虧呢?這是因為政府會把鑄造出來的貨幣的面值定位比它的實質重量高出一點點,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把金銀送到鑄幣廠去,是除笨有精的做法。

這一個顯然是無中生有的價值,究竟是從何而來呢?

10. 政府的法律價值

在2011年9月30日,加拿大CTV Calgary的女記者Bridget Brown說了一句話﹕「黃金的背後甚麼都沒有,但美元有聯邦儲備局支持。」(Gold is not backed by anything but the US Dollar is back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因為這句話,在一年後,她成為了「史上對經濟最無知的電視記者」(the most economically illiterate TV journalist in history.)。

我曾經在某份報章的專欄評論過Bridget Brown的這句話﹕「美元有聯儲局支持」,並不全對,因為美元的最大支持,不是聯儲局,而是美國政府和美國法律。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了,其貨幣是唯一的法定貨幣,其人民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都得使用貨幣來作交易,沒有其他的選項。人們可以不接受黃金作為交易的媒介,但必須接受貨幣定價,就是在惡性通貨膨脹時,也要用貨幣來交易,而很多市場行為,如交稅、交電費、交水費等等,都是只有使用貨幣,才能做到的。

所以,正解是﹕一個政府的法律,是有價值的。這價值來自政府的威望、來自其軍事力量、來自人民的慣性,來自與政府的交易(如交稅時指定使用的貨幣),等等等等,但與本文無關,不贅,否則又是另外一篇文章了。總之,我們知道的是,政府法律可以把貨幣賦予價值,就是如此。

11. 法定貨幣的溢價

當政府用立法去決定了其貨幣的價值,也即是給予了其溢價。以今日的美元為例子,是完全沒有價值的fiat money,但是由於美國法律給予了它的官方地位,它便有了價值。如果政府連fiat money都能給予價值,把一個只比其面值輕了一點點的硬幣,變成了與面值等價,當然是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就是中世紀時歐洲鑄幣廠的鑄幣之謎的解答。

政府的法律固然可以把價值賦予給貨幣,但是這個增值,卻不是無限度的。以今日的美元為例子,作為fiat money,如果大量發行,是會導致貨幣貶值的。鑄幣也是一樣,如果成色不足,而且鑄幣的數量不多,那就可以維持其面值。然而,如果成色和面值相差太遠,而且又大量鑄幣,兩者隨便一樣,或兩者同中,那麼,貶值就會發生了。

12. 結論﹕繫於劣幣究竟有多劣

舉例和分析到了這裏,應該是結案陳辭的時候了。透過前文的分析,得出了政府的法律對貨幣價值發生的作用。但,究竟甚麼時候會劣幣驅逐良幣,甚麼時候會兩幣兩價,甚麼時候會良幣驅逐劣幣呢?

答案是﹕當政府法律賦予的溢價,仍然相等於、或高於劣幣的面值時,劣幣會驅逐良幣。因為在這時候,人們仍然樂意以劣幣的面值去作交易。換個說法,當劣幣並不是太過惡劣時,它可以驅逐良幣。然而,當劣幣真的很劣,劣得連政府的法律也抵不住其劣,令到其真實價值低於其面值,甚至是低於面值很多時,結果就變成了兩幣兩價,市場自然會根據供求關係,去決定兩者的兌換價。

至於由兩幣兩價,變成良幣驅逐劣幣,通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這牽涉到劣幣的在市場上消失。像前述的大明寶鈔,用了數十年的時間,漸漸變成了通寶銅錢,就是一個例子。當然,貨幣的失效,牽涉到很多的因素,其中最常見的兩個情況是通貨膨脹和政權改變,但這僅僅是劣幣,也即是一種貨幣的消失,而與良幣無涉,所以與本文的主題無關,不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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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巴西的示威﹕從比較的角度

巴西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國,人口是2億人,世界排名第5,國土面積也是世界第5,在經濟方面,這些年來,它的經濟發展極為迅速,所謂的「金磚四國」,就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而巴西的人均產值和俄羅斯差不多,是香港的一半,是中國的一倍,比印度多出三倍,可知道其富裕的程度。
巴西人的興趣繁多,是足球之都,他們玩賽車,藝術成就也很不錯,玩得瘋狂,也玩得有品味,其嘉年華會更是世界有名,但偏偏就是這樣的一個富裕而快樂的國家,激發起了一百個城市、二百萬人的上街。
為甚麼這樣的一個既富裕,又快樂的國家,而且還是一個由民主政府,居然會發生一場如此盛大的暴動呢?
理由是有很多的,例如說,貪腐盛行,貧富懸殊等等,而這一次大示威的導火線,則是政府大幅調高巴士、火車、地鐵等等公眾運輸的票價,更有甚者,這些公共交通的硬件質素和服務水平是很差劣的。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民眾從而遷怒到國家的主辦世界盃和奧運會,他們埋怨政府,與其用錢來搞這些盛大的形象工程,倒不如把錢花在民生方面,更為實際。
然而,論到貪腐,巴西的程度和中國差不多,但卻遠比印度、俄羅斯、菲律賓等國為佳,而論到貧富懸殊,全世界皆有這個趨勢,巴西也不見得特別突出,肯定也比俄羅斯、印度、菲律賓為佳。
至於說到搞世界盃和奧運會,當年申辦成功時,巴西豈不是舉國歡騰嗎?這可以見到,在當時的這種做法,的確是繫民之所想,那又有甚麼錯誤可言呢?中國古語有云﹕「民可以樂成,而不可以慮始。」套在這裏,則變成了﹕「民可以樂於申辦成功,卻不可以辛苦去完成基建。」民心之善變、之喜歡形象而害怕辛苦,可見一斑。
公共交通的加價,在表面上,是小事,但是民怨的累積而爆發,卻往往是因為這種小事而發生。在1965年,香港的天星小輪加價5仙,結果是直接引發了暴動,這固然是因為多年民憤的累積爆發,但是公共交通加價的作為導火線,卻是直接的起因。巴西政府當然沒有借鑑過香港的歷史,所以對此「小事」輕忽從事,結果便釀成大災難了。
另一個示威的特點,是參與的人多半是中產階級,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的參與,示威是很難成功的。這是因為中產階級有思想、有訴求,所以也是最大的反政府力量。以香港為例子,2003年的大遊行是因為地產持續下跌的「中產階級大屠殺」,而在巴西,公共交通加價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實際上,加價並不要緊,問題在於「產品」的質素太差,公共設施殘舊,而且塞車太久、乘車時間太長,再來一個加價,便成為了爆發暴亂的導火線了。反而是窮人,如果口袋沒錢,要倚賴政府福利來生活,又或者是餐揾餐食餐餐清,明天不開工便沒飯吃,那麼,相信參與示威的興趣便不會太大了。
論者常常以為,社交網的流行,是號召群眾上街的一大原因。但是,我們香港人得出來的經驗是,在沒有社交網的1989年「六四集會」,以及只有msn和icq的2003年的「七一遊行」,均有數十萬人參加,可見得社交網絡只是一種輔助性的工具,群眾要上街,又何須互聯網之助?
這一次巴西的示威演變成暴亂,很多人忽略了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巴西政府的軟弱,第二個是民間力量的強大。
中國和俄羅斯是威權政府,政府擁有強大的權威和力量,很多民權人士認為這是不好的,因為政府可以藉此欺壓人民。但是,人民對於政府,也因而生了畏懼之心,不敢輕易去反政府,因為給秋後算賬,後果未免太過嚴重。但是,在印度、菲律賓、巴西這些國家,政府的權力小,民間的力量大,於是很容易便會盜賊如毛,治安敗壞,暴力事件多得令人不敢想像。試想想一點﹕大家都知道,巴西的治安是如何之差,如果其人民每天都在和暴力事件打交道,常常遇上行劫和黑幫仇殺,那麼,示威會演變成暴亂的機會率,就會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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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與林鄭的異同,港英和特區的變化

陳方安生是名門之後,祖父是國民黨抗日名將,父親是紡織商人,母親是國畫大師,家族名人輩出,而她則畢業於中學畢業於著名傳統教會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升讀香港大學,作為天子門生,加入香港政府,是史上的第三位女性政務主任。進了政府之後,她平步青雲,到過英國深造。當社會福利署署長時,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幽禁了6歲女兒「郭亞女」,陳方安生果斷地決定破門而入,救出女童,因而聲名大噪。後來,她在港督彭定康的賞識之下,提拔她成為了首位華人布政司。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她順利過渡成為政務司司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不在香港時,她曾經署理過行政長官之位。但她因與董建華政府不和,繼而在2001年,被中央政府邀請往北京述職,沒多久,她便辭去政務司司長的職位了。而這位子到了後來,由曾蔭權接手,結果因為董建華在4年之後,因「腳痛」辭職,曾蔭權以政務司司長之位,按《基本法》而接任行政長官的位子。按道理,如果當日陳方安生沒有辭職,董下台之後的行政長官的位子,是很可能由她而坐的,她的心裏對此究竟有何想法,旁人實在難以猜測。
我們見到的是,在2005年,董建華下台之後,陳方安生的反政府傾向日趨激烈,在2006年和2007年,均參與了「七一遊行」,也參選立法會補選,一度成為立法會議員。她的政治立場是支持言論自由、普選、民主,和反對派走在一起,西方和民主派認為她是「香港良心」,本地左派人士則稱她為「港英餘孽」。
陳方安生當政務司司長的後期,林鄭月娥才當上了陳方安生曾經當過的社會福利署署長,地位差上了許多級。林鄭畢業於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也是傳統的教會女校,其後升讀香港大學,加入香港政府當政務主任,在多個政府部門都工作過在梁振英政府時,終於再一次步了陳方安生的後塵,當上了政務司司長。
如果論到行政手腕,陳方安生以強硬見稱,當年號稱「香港鐵娘子」,而林鄭月娥也不遑多讓,被坊間認為是「好打得」和「好吹得」,在梁振英班子之中,堪稱第一。從懷柔方面的公眾形象,陳方安生當年以常常笑容可掬,被稱為「陳四萬」,而林鄭月娥則是梁政府之中,民望最高的一位。最耐人尋味的是,陳方安生唸英式傳統學校,打港英政府的官,被英國總督所重用,子女也都在英國留學,和英國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至於林鄭月娥呢?她的出身和陳方安生是相同的,而在「投英」方面,她則更是徹底,連丈夫和兩名兒子,也在英國定居,只有自己一人,獨自留在香港「作戰」,所以被人謔稱為「裸官」。
為甚麼我們會不厭其煩,用這麼多的篇幅,來比較陳方安生和林鄭月娥的相同處呢?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分析前日陳方安生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對於林鄭月娥的評論。
陳方安生在前日的訪問中,讚揚林鄭月娥對社會有承擔、有熱誠,但是建議假如林鄭與梁振英的意見有分歧時,或者覺得不被重用,或某些事情「過不到自己」,就應考慮去留問題。很明顯的,如果以心理學的角度去描述這番話,陳方安生正是以自己的經驗,對這位極像自己的「師妹」所作出的經驗之談。
對於陳方安生的說法,政壇議論紛紛,其中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提到有司局長的表現不稱職,但後來已主動澄清了,無意提出撤換梁班子官員。梁振英當然也堅持說,沒有管治班子的成員要離開。不過,究竟林鄭月娥的心裏如何想,只有她才知道,梁振英的說法是作不得準的。而林鄭對於此事,答案是﹕特區政府運作一年來,她與行政長官合作無間。
要心析林鄭月娥和陳方安生的心態的異同,我們也只有訴諸心理學。在陳方安生的心目中,特區政府一無是處,她的一切,都是港英政府給予的,而她的政務司司長之位,也是從港英政府的布政司之位承繼過來的,特區政府何恩之有?她對於特區政府,又如何能有認同感呢?另一方面,林鄭月娥在1980年加入港英政府,在港英政府做了17年,跟著又在特區政府做了16年,兩者的時間差不多是一樣的,而梁振英一手提拔她,去當政務司司長,其知遇之恩,也是不可忽略的。換言之,今日的林鄭月娥,是「more a特區政府高官than a港英政府高官」,而陳方安生則是徹頭徹尾的港英政府人,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是截然不同的。換言之,陳方安生忍受不了「紅色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和中央政府,所以才將心比心,對於林鄭月娥提出了如此的一個忠告,但是,林鄭面對著比董建華更「紅」的梁振英,卻的確很可能是相處融洽的。
我們之所以去比較陳方安生和林鄭月娥的心態,從微觀的角度看,固然是因為「陳方安生電台講話,眾政界人物紛紛反應」,因而作出的個別評論。可是,從宏觀的角度看,林鄭月娥的不同於陳方安生,也可適用於今日政府的許多官員,也很能代表他們的意識形態。畢竟,香港已回歸中國16年,香港市民和香港官員的心態,也均已「特區化」,就算是鼓吹「港獨」的本土派,也是只見於特區政府時代,港英政府時代是沒有這種思潮的。今日的香港,和16年前的香港,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這16年間,已變得太快了,如果再用16年前的思維去思想今日的香港,毫無疑問,是大錯特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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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不爽美國日本,東北破局陸續有來

朴槿惠是前韓國總統朴正熙的女兒。朴正熙是個獨裁者,對人民施以專制統治,但在他的任內,經濟起飛,所謂的「漢江奇蹟」就是由他的管治時代而起。他的太太、朴槿惠的母親,是被親朝鮮的狂分子所刺殺,而朴正熙本人也遭到其部下的政治刺殺,令到朴槿惠在9歲時,便成為了無父無母的孤女。

朴謹惠在韓國唸書,到法國留學,精通和熱愛中國文化,尤愛讀中國哲學大師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稱這本書對她有著終身銘記的影響力。她在2005年,已經訪問過中國,由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接見,而在2008年,當時的李明博還未當上韓國總統,又委任了她為特使,去訪問中國。由此可見,她向來就是韓國國內有名親中派。

根據傳統的慣例,韓國總統登位之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必然是美國。但這一次,朴槿惠竟然先去訪問中國,儘管她是著名的親中派,這一件事,也是不尋常的。

角色扮演理論告訴我們,身為一個國家的元首,不管意識形態為何,必然是為著該國的利益所行事,所以,朴槿惠的中國文化知識、她的親中意識形態,只是其次,而她的訪問中國,必然是為著國家利益。在韓國而言,在朴槿惠這位女總統的眼中看來,究竟是為著甚麼政治利益,才捨美國而就中國,作出這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訪問活動,跟著發表了一份肯定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中韓面對未來聯合聲明》呢?

韓國一直受到朝鮮的軍事威脅,不得不作為美國的軍事附庸,已經有了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六十多年來,美、日、韓的軍事聯盟格局,從來沒有改變過,而在這三國當中,韓國位於最前線,是朝鮮的第一個攻擊對象,也是三國當中的「小弟」。

這個格局,在十多年前,金大中當總統時,是最高峰。金大中是美國扶掖起來的總統,不但被中情局救過一命,而且在1997年金融風暴時,韓國經濟岌岌可危,美國人大舉入侵,進佔了不少韓國的政經影響力。

然而,在這十多年來,韓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令到美、日、韓聯盟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個變化的中心點,得先看韓國怎看美國和日本。

日本曾經侵略過韓國,韓國人對日本的憎恨程度,遠遠還在中國人之恨日本之上。今日的韓國,在經濟上、在文化產業上、在軟實力上,和日本是直接競爭對手,「哈日」和「哈韓」打的是相同市場。在領土爭拗上,日本和韓國有獨島之爭,互不相相讓,其中以去年,前任總統李明博的登上獨島,成為了獨島爭拗的高潮。

至於韓國和美國,也一直有著矛盾。美軍駐守韓國,軍紀不好,已經引來了很多的國內不滿,而韓國人要逐走美軍基地的呼聲,在這幾十年來,沒有停過。但是,美國在軍事上,和在經濟上,均能給予韓國極大的利益,所以才勉強穩住了韓國人的聲音。可是,在智能手機業上,美國和韓國又成為了直接競爭對手,美國還使用了「茅招」,在美國本土用法律來控告三星,不公平審訊令到三星敗訴。偏偏三星集團又是韓國最大的政治金主,美國人的不可靠,三星集團和整個韓國,當然是記在心裏,也是恨在心頭。

朴謹惠的訪問中國,顯示出東北亞的「六方均衡」破局在即,這只是破局的第一步而已,以後的好戲,將陸續有來。

(按:網友指出周SIR資料錯誤)

更正和道歉啟事

我在「韓國不爽美國日本,東北破局陸續有來」之上,因為單憑記性,沒有翻查資料,所以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朴槿惠這一次是不訪日本,先訪中國,而不是不訪美國,先訪中國。為此錯誤,我謹在這裏道歉。
然而,本文的結論,並不因此事實錯誤,而有所變更。朴謹惠的不爽美國,其來有自,其原因是非常重要的,我將會在未來的《AM730》中的專欄,另外寫上幾篇,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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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女捕的合法性

我在《我的投資哲學》的序言中,提起過在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的年代,在路上見到了單身女子,就可以搶回家中,當作是老婆,這是蒙古人的習俗。這裏又記一筆,就是在古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
在日本的鐮倉年代,1233年,第三代幕府執政北條泰時制定了《御成敗式目》,當時的年號是「貞永元年」,所以又叫《貞永式目》,也即是「基本法」之類的東西,一共有51條,其中的第三十四條稱為《密懷法》,一共有兩項﹕
一、密懷他人妻罪科事
右不論強姧和姧、懷抱人妻之輩、被召所領半分、可被罷出仕、無所帶者可處遠流也、女之所領同可被召之、無所領者又可被配流之也、次於道路辻捕女事、於御家 人者百箇日之間可止出仕、至郞從以下者、任右大將家御時之例、可剃除片方鬢髮也、但於法師罪科者、當于其時可被斟酌。
一、他人の妻を密懐する罪科の事
右、強姦和姦を論ぜず人妻を懐抱するの輩、所領半分を召され、出仕を罷めらるべし。所帯なき者は遠流に処すべきなり。女の所領同じ くこれを召さるべし。所領なくばまた配流せらるべきなり。次に道路の辻に於て女を捕ふる事、御家人に於ては百箇日の間出仕を止むべし。郎従以下に至つては、右大将家の御時の例に任せ、片方の鬢髮を剃り除くべきなり。ただし、法師の罪科に於ては、その時に当りて斟酌せらるべ し。
閱讀這些古代日文真好,只需有一點點的文言文知識,就可以明解到七、八成。在這裏有幾點補充﹕「密懷」的意思,是中文的「私通」。「懷抱」(くわいはう)就是性行為。很多人都知道,「辻」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至於「女を捕ふる事」,也即是「強姦」。換個說法,就是在路上見到女人,就把她抓去,強姦她。
在這51條「基本法」,竟然特別提到了在路上見到女人,抓去強姦,由此可以見得,這種罪行的普遍性。這種罪行,有一個專門名詞,叫作「辻女捕」(つじめとり)。古時的日本女人出外長途旅行,還有一套專門的服飾,叫「壺裝束」,是一種從頭頂蓋到腳的衣服,垂絹可以擋住風沙和樣子,裙子長得連穿的草鞋也看不見,從這種衣服的流行,正正可以反映當時女人長途旅行的普遍。
這些女人作長途旅行,很多時是為了參拜寺院,或者是神社。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引述的《密懷法》,如果是「法師」去搞「辻女捕」,便可以「斟酌其情」,這即是說,僧侶去抓路上的女人來強姦,很可能用不著受到刑罸。不過,日本女人從古至今,都沒有甚麼貞操觀念,自然更不會有「處女情意結」,就是給強姦了,恐怕也不是甚麼大件事。然而,究竟為甚麼法師有特權,強姦不用受罸,一些日本學者的解釋,例如東京大學的笠松宏至說,低級的法師平時禁欲,難免要開齋發洩,這些解釋均都太過牽強,不能令人滿意。
《御伽草子》是室町幕府時代的小說結集,「御」是敬語,「伽」大約是「朋友、同伴」之類的意思,「御伽」就是朋友間的亂說故事。「草子」則是通俗小說,例如說,鼎鼎大名的《枕草子》。《御伽草子》最家傳戶曉的故事,莫過於「一寸法師」,故事說的是一個身高一寸的小小法師,用法力保護了一對老夫婦,結局是一寸法師的身軀變回大人,娶了一個公主。
這本《御伽草子》的第二十三卷載有一個長野縣的故事,叫「物臭太郎」(ものぐさ太郎),內容就是這位物臭太郎到了京都,投宿時,那位旅舍主人同他說﹕如果女人沒有隨從,不坐轎子,一個人在路上走,抓走她是「天下所容許的」。
於是,這位物臭太郎便到了清水寺,等候機會。沒多久,一個貴族的女兒來到,不過物臭太郎並沒有強姦她,而是文藝地解答了一連串和歌中的謎語,便成功地和她結婚了。
現時長野縣的下新站旁邊,有物臭太郎的記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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