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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組要來了

作者: 南方週末記者 王剛 特約撰稿 周夏中

"訪民江獻蘭被居委會幹部攔住,她以為又要關學習班,卻被硬塞給一萬塊錢。不少泗洪訪民在今年5月有類似經歷。原因都一樣:中央和省裡的調查組要來了。"

" 在泗洪,信訪學習班被稱為「那個地方」:體罰、餓飯和挨打是主要學習手段;「同不同意,進了學習班都會同意」是辦班口號。當地信訪官員私下估計,從2005年開始,「每年都要關兩三百人」。"

江獻蘭也算泗洪縣一個名人。即使走在菜市場也有人能認出她,認得她就是那個家裡房子被拆了、讓幹部和自己都分外痛苦的訪民。

但2011年5月,居委會幹部在菜市場圍住江獻蘭,說出的話卻讓她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她以為又要被關起來「學習」,2008年,因為不停地上省裡和北京上訪,她被關進一個叫「學習班」的地方,「學習」了11天。江獻蘭心一橫,對幹部們說:「你關吧!」

對方卻堆著笑噓寒問暖:「江大姐,看你困難,我們給你申請了一萬元。先給你置辦個家具。」

江獻蘭幾乎是在半震驚半暈厥的狀態下收了錢,她為拆遷補償的事上下折騰了幾年,一分錢也沒見著,今天,這些曾經把她送進學習班的人,卻主動送錢來了。

錢不是一次給完的,先給了6000元,幹部們說,還有4000,過幾天送到。當然,拿錢是有條件的。

清醒過來的江獻蘭後來才弄清楚,不是太陽要從西邊出來了,而是泗洪學習班的情況終於被訪民們捅到了國家信訪局,中央和省裡的調查組要到泗洪來了。

在泗洪,還有不少訪民跟江獻蘭一樣經歷了類似場景:曾經關過學習班,被幹部們截住,許諾給錢或直接給錢。當然,發生的原因都一樣:調查組要來了。

你還添亂」?

江獻蘭的出名,完全得益於她身後那個群體——訪民們。 最初的訪民來自超生游擊隊,2000年以後,隨著泗洪轟轟烈烈的城市化,拆遷戶成了訪民的主體。

按照國家信訪局的調查,訪民絕大多數是中年人,以女性為主,上訪時間在1至3年左右。從文化程度上看,多屬中專以下學歷;70%來自農村和小鄉鎮,尤其以東部和中部為多。

江獻蘭完全符合這些特徵。彷彿這個身份就是為她量身打造的——中年女性,來自中部省份,文化程度也不高。她從縣到市再到省,最終再到北京,上訪三年,最終成了當地訪民的典型代表。

江家被拆是在2008年春節,正月十六,一家人去徐州送兒子。剛出門就聽說家裡來了拆遷隊,急忙往回趕,離家兩里地就已經戒嚴了,「全縣的制服都出動了。還有人戴著頭套。」

等江獻蘭最終跑到家跟前,「284平米的大房子」只剩一片廢墟,跟地震過一樣。「連一根針都沒有拿出來。」

後來,縣裡的領導也承認是工作失誤,跟江獻蘭一家沒有談過就扒了她家房。畢竟,「城市化那麼一刀切,總有割錯肉的地方」。城市化一刀切割錯肉,疼在江獻蘭一家身上。自此,江獻蘭成了祥林嫂,走哪哭哪兒,見人就說,我家破了,我連一根針都沒拿出來。

江獻蘭哭著跑去找拆遷辦,找法院,找縣長,幹部們起先態度都誠懇,拆錯了,政府也有錯,你等著,給你研究著辦。這一等,從開春等到了秋後,幹部們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你江獻蘭總哭著鼻子鬧,你這是得理不饒人,不給政府面子。

在拆遷辦,幹部們開始煩她,「別人來都臉上帶著笑,就你,你每次一進門就哭。」在法院,一個女幹部跟她說:大姐,你的遭遇我同情,但你這是歷史的犧牲品。懂嗎?江獻蘭不懂,為啥歷史單單犧牲我。女幹部嘆口氣,調解不通,我給你指條路,出門左手找信訪。

拆遷辦主任叫朱金波。後來也給江獻蘭逼急了:你江獻蘭到處哭訴,哭得縣裡常委們都鬧心,不是說了正在研究嘛,你看你把政府給逼的!

這句話讓江獻蘭受不了,第二天就拿著汽油瓶子去了拆遷辦。拆遷辦的幹部見多識廣,處亂不驚,穩住她說:你這個事情現在性質變了,你拿汽油,你這屬於刑事案件了。

最終,自殺未遂。江獻蘭上了北京。這個主意是法院那個女幹部給她出的,此前江獻蘭根本不知道還有上訪,還可以去北京擊鼓鳴冤。

在國家信訪局大廳,還不待排到跟前,泗洪駐京辦的人就認出了江獻蘭。為了她這個事,甚至來了個泗洪信訪局的副局長裴勇。江獻蘭至今覺得裴勇是個好人,她記得那一幕,每句話都說到她心坎裡,「大姐,政府對不起你,我來代表政府接你回去。」

裴勇當時拍著胸脯跟她說,「你走後,縣裡常委連夜開會,這一次,保證你滿意。」另外,你這是越級上訪,來北京是給國家添麻煩,國家多忙呀,你還添亂。

江獻蘭也覺得自己像個不聽話的孩子,國家剛忙完奧運,不能讓北京的領導為了她這點事兒費心呀。於是她認錯,「你帶我回去,只要給我解決問題,然後我自己去學習班。」

江獻蘭早就聽說過泗洪縣有學習班,專關他們這些不聽話往北京亂跑的人。按照當地一位信訪官員的私下估算,信訪學習班「每年都送進去兩三百」。

政府派了兩部小車來北京接江獻蘭。裴局長說:「你看政府為了你花了多少錢,兩部車,都花了好幾萬。」還有兩個女孩子陪著她,跟她寬心,跟她講回去的好日子。

回到泗洪已經是秋末的一個夜晚,涼已經滲入了骨頭。車進了縣城,剛停下就上來幾個穿迷彩戴黑襪套的小夥子,等江獻蘭明白過來,人已經到了上訪學習班——衛生旅社。

「那個地方」

進了學習班,江獻蘭才發現原來這裡不是學習的地方。她原以為,可以利用學習班的機會,好好學學《信訪條例》。但讓江獻蘭憤憤不平的是,她就是去北京走了一趟,在國家信訪局連號都沒登記,卻最終享受的是勞改犯的待遇。

學習班裡的待遇是白天寫檢查,晚上罰站、面壁、蹲馬步、端水、端凳子,這些幾乎是每天都要面對的例行處罰。

按照泗洪縣的信訪學習班的辦學口號:「學習班年年辦,月月學,天天站」、「同不同意,進了學習班都會同意」。

根據當地一位信訪官員透露,泗洪縣的學習班,早在2000年前後就開辦了。隨著拆遷問題越來越多,泗洪人頻頻進京上訪。在省際信訪工作交流中,泗洪縣從福建省信訪官員處發現,截訪後給訪民辦信訪學習班,讓訪民學習國家信訪條例,效果不錯。

這位官員解釋,當時福建辦信訪學習班,是把「無理上訪的、無理取鬧的、經過確認的,抓回來集中起來進行學習教育」。2005年前後,泗洪縣決定效仿福建開辦信訪學習班。「但是學著學著就走樣了……不論有理沒理,只要上訪,不分青紅皂白逮回來就打。」於是,「黑監獄」之名讓當地訪民聞之色變。在私下裡,訪民們稱學習班為「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起先在泗洪幾乎每個鄉鎮都有,2007年前後,「那個地方」開始集中,青陽鎮的大樓社區或者關江獻蘭的衛生旅社。

在那個地方被改造了11天,就在江獻蘭神經崩潰到連自己名字都混沌的時候,這一天來了一個穿制服的,跟江獻蘭開始講政策擺道理,你知道什麼叫制度嗎?制度就是把你治到不敢上訪的程度。

這是江獻蘭在學習班學的第一條知識。

第二條:你這是越級上訪,在縣裡鬧,還去北京鬧,縣裡的人都被你丟了。國家那麼忙,你還給國家添亂。你還拿著汽油去拆遷辦,你知道這形勢有多嚴重嗎,這屬於刑事案件,已經移交公安了。

第三條:你就是告到哪一級,最終還是要我們泗洪來處理,你得罪了縣裡,我們就不處理你能怎樣?

另外:你妹妹被我們拘留了,她整天給縣長打電話,她欺人太甚。最後,拿出一張協議書,拆遷所有賠償28.5萬,簽了字,放人。

江獻蘭最終簽了字。她在保證書下面寫,我無條件投降了,你現在給我10塊錢,我也簽字!

那些人

從「那個地方」出來,江獻蘭認識了好多和她相同遭遇的人,他們都因各自的不平去北京上訪,最終都被抓回「那個地方」改造過。

大家互相交換著彼此的經歷,江獻蘭心裡稍稍舒服了些,看來歷史的犧牲品不止她一個。

比如,虞宏偉是個做生意的,因拆遷上訪,被關了23天;湯梅,開化妝品店的,因拆遷上訪,被關13天;陳建國,泗洪綠化委副主任,因拆遷上訪被關 24天;王慶奎,泗洪百貨公司黨支部副書記,因拆遷上訪被關24天;江彥君,因下崗問題上訪,被關20天;王淑英,因拆遷上訪被關90天。

2009年9月22日,虞宏偉和陳建國、王慶奎、許友生四個人結伴去北京上訪。因為是國慶期間,成群結伴赴北京,性質尤其惡劣。

剛到北京的那天下午,連北都找不到,他們四個就被泗洪縣派來的人塞上了車,連夜押回了泗洪。在「那個地方」四個人被關了24天。

剛進去的時候,「那個地方」像個黑店,有一道沉重的鐵門。一個年輕人問他們,哪個是黨員?陳建國興奮地搶答:我!他以為這裡的都是無知群眾,黨員自然網開一面。

話音剛落,皮帶就落在了他臉上。聽聲音還是個孩子:「你是黨員?叫你不聽黨的話,叫你不聽黨的話!」陳建國喊:「我是干部。」那個孩子說:「幹部還不聽話?!」打得更凶了。

打完後,他們四人被分別關押在四間平房,看守共有18人,每四人24小時輪流看管一人,另有二人是小頭目。

進學習班的頭三天,不給飯,不讓睡。要麼鼻尖抵牆,靠牆罰站,要麼雙手端盆水,「水不能灑出來,每灑一次,多加一杯。」

每天晚上,看守們都要吃大碗麵當宵夜,吃得聲音尤其響。虞宏偉說,這是他們最難熬的時候。

看守們泡好了面,拿著報紙將香味往牆角站著的人扇。「虞宏偉,香不香?」看守問。「還可以。」虞答。

看守對著他屁股就是一腳:「不說實話,餓一週了,能不香?」虞宏偉低聲下氣地說:「香,真香!如果你把面給我吃,出去後我一千倍報答你。」

看守開始大口吃麵。面條吃到還剩三分之一的時候,看守又說了,我知道你是生意人,想不想吃?虞點點頭。看守低頭照著碗裡吐了口口水,然後走了。虞宏偉沉默了半晌,端起了碗。

熟知內情的人透露,學習班看守的工資是每人每天50塊錢,外加每人每天兩包南京煙。除了基本工資,吃喝另算。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費用一般最後都要落到學員頭上。

只要是有工作單位的信訪學習班學員,其單位都會被索要一萬到數萬元。

虞宏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與王慶奎、許友生、陳建國四人被關押後,共被敲詐了近五萬元,「如果三天裡能把我們都拿下——同意簽保證書,除去基本工資後,餘錢等於都是獎金。」

陳建國稱,自己的單位被索走2.8萬元,「這筆錢綠化委出了一部分,農林局出了一部分。」家住青陽鎮三里村的路成明就沒那麼幸運,因為他沒有公職。他明白,被關押的13天,產生的生活住宿費,最終會從拆遷補償中扣除。

「那個地方」可以關人的特殊功能,也使出錢請學習班抓人成為可能,於是「那個地方」的陰影不斷擴大。

供職於泗洪縣某機關的馮傳軍,因討薪赴京上訪,被關過45天。馮傳軍後來聽單位的人說,為了讓他聽話,把他關進「那個地方」,單位花了「好幾萬」。馮傳軍後來找人做擔保,才被放出來。

他在保證書上寫:今後不再上訪,不再找單位討薪。

當地一位官員見證了泗洪縣信訪學習班近六年來的發展過程。他估算學習班裡關押過的訪民,「每年都要關兩三百人」。

「我曾跟領導匯報過,我覺得我們實在對不起老百姓。為什麼要這麼殘酷地對待老百姓?他們就是因為想要一點拆遷補償。」這位官員私下這麼說。

2009年10月1日下午,該寫悔過書了。每個人都在紙上寫,我錯了,不給錢我也簽字,都是自願的。

江彥君是個頗具浪漫主義精神的工人,他在上廁所的時候總往外面丟紙條,希望遇到好心人能夠來搭救他。可最終卻等來了一個藍制服,跟他說,這次不打你,去罰站,去端水。

10月14日,虞宏偉在拆遷補償協議上籤了字,並被要求另加一句「保證沒有逼迫簽字」。此外,還要寫一份學習心得,稱學習班裡學的都是信訪條例和法律知識。在附帶的問卷調查中,對於飲食、休息、體罰都有選項調查,當然,每一項都只能選「滿意」。

學習班的辦學口號至此得到體現:「同不同意,進了學習班都會同意」。

從「那個地方」待了23天,虞宏偉瘦了22斤。「畢業」後的第四天,虞宏偉找到縣拆遷辦,希望縣裡能兌現簽訂的拆遷補償協議——補償一半拆遷面積。不料拆遷辦卻說不同意該方案,補償協議上只是你簽了「同意」。

虞宏偉也絕望了,和江獻蘭一樣,他覺得自己的遭遇,只有找北京,只有給國家添麻煩了。

他開始在網上發帖,詳細講述自己在學習班的經歷。很快就接到泗洪縣信訪局的談話通知,稱虞,「不聽話出爾反爾」,如果繼續發帖,後果「自己想」。

訪民們開始明白,一個人是孤獨的,抱作一團才有群體的力量。他們開始不斷地學習收集法規、摸政策看新聞,上網發帖子,並集體往北京跑,把「學習班」的情況向國家信訪局反映。用泗洪當地官員的話說,上訪者的手段變化了。

2011年4月,好消息來了,「學習班」的情況終於驚動了國家信訪局,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對此批示:「要求嚴肅處理」。

5月,中央信訪巡視組和江蘇省信訪局來到泗洪調查「那個地方」的事兒。

調查組來了

聽說「欽差大臣」要來了,訪民們都歡欣鼓舞。

但眼看要過了5月,還是不見動靜。這一天,江獻蘭的包保戶突然找到了她。

所謂包保戶,是泗洪當地發明的一種類似保甲連坐的鄉村辦法。由於江獻蘭這些上訪戶是縣裡頭的名人,沒事上躥下跳的,往省裡北京的跑,於是縣裡把他們交給各自的社區居委會,6個居委會工作人員盯一個人。人盯人,出了差錯,訪民去了南京、北京的,就拿包保戶開刀,給處分,年底獎金告吹。

2011年由於江獻蘭接連跑了幾次北京,負責她的包保戶更是苦不堪言。江獻蘭倒是挺內疚的,都是隔壁鄰居的,為了我的事,讓他們連坐,江獻蘭在社區也抬不起頭。

這一天,包保戶主動找上江獻蘭,讓她頗為意外。這些干部,沒事不登門,要嘛是過年過節慰問你,要嘛就是要關你。江獻蘭嚇得四處躲,包保戶一直攆到了菜市場。江獻蘭心一橫,你關吧!

對方堆著笑迎上來,一張口就噓寒問暖的,江大姐,日子過得怎麼樣,聽說你家裡現在連床都沒有,看你困難,我們給你申請了一萬元。先給你置辦個家具和床。

江獻蘭覺得自己昏了,要嘛就是太陽從西邊升了。她不明白,以前自己攆著找政府要錢,沒門;如今,錢卻主動送上了門。

江獻蘭挺感動,感動之餘又有那麼幾分戒心。不會是要開兩會了吧,她問。要不就是調查組真的來了?

包保戶笑,說大姐果真聰明人。說罷,一張匯票就掏了出來。這是6000,你先拿著,只要不說學習班打人,剩下的4000過兩天就送來。

江獻蘭覺得自己這麼多年的委屈哪能用1萬塊錢化得開。但包保戶的話很誠懇,大姐你不收可以退給縣長去,我們老鄰居的攤到你這麼一個名人,我今年年底的獎金都沒了。

第二天,江蘇省調查組的人就找到了她。約見的地方就在泗洪縣信訪局,那個她曾經自殺過的地方。

江獻蘭一踏進政府的門就開始哭,調查組的來人是江蘇省信訪局的一個調研員,歲數比她大,懂的道理也比她多。一上來就跟她拉家常,說大姐,你是很堅強,你是個好母親,你的苦日子就要結束了……

但不管調研員問什麼,她只說一句話,「在信訪學習班受到過非人的待遇。」剩下就是哭,她覺得自己的眼淚已經訴說了一切。

江獻蘭沒詳細反映問題,最終成了訪民眼裡的叛徒,罵她「只會哭,沒有主見」。不久,她收到了剩餘的4000元。

調查組總共接見了三四個人,另一個訪民許友生也「當了叛徒」。許友生是被居委會的人直接從路上接走的,在路上,對方跟他說,接受上級調查,只要說不打人,就有一萬塊。

還是那個江蘇省信訪局的調研員接待的許友生。調研員問:「上訪對不對?」許有生,答:「不對。」調研員搖搖頭:「不對,要《信訪條例》幹嘛?」

接著問:「有沒有挨打。」許說:「沒有,就是連續五六天站著不讓睡覺,面壁頂臉盆,頭上好像頂著一個一百多斤的大鍋,根本站不住。」

再問:「吃的呢?「許答:「我表現好,就有紅燒肉吃。」

怎麼叫「表現好」?答:「就是承認上訪不對,拆遷要響應政府號召,讓幹什麼就干什麼。」

調查過後,許友生至今也沒拿到居委會承諾的一萬塊錢。他說,他不是見錢眼開的人,也不是叛徒,但「面對來調查的人,也不能講對政府過於壞的話」。

江蘇省信訪局到泗洪調查前,訪民王淑英也被許諾了兩萬塊錢,但被她明確拒絕。她說:「我在學習班裡受了那麼多打罵,兩萬塊錢就讓我改口說好話,我不是傻子。我要繼續告狀。」

最終,王淑英未能進入江蘇省信訪局的調查範圍。

70歲的老漢付存久是參加江蘇省信訪局調查中的異類,他被直接帶到泗洪縣信訪局參加調查,之前並未有人要給他封口費。付存久告訴記者,他在調查全程中均實話實說:「最殘忍的是他們讓我盤腿坐地上,然後四人將我抬起,雙手一撒,將我往地上摔。」

付存久說,調查組只問了他20分鐘。而江獻蘭和許友生參與調查的時長均接近一個小時。

泗洪縣青陽鎮信訪辦主任仲玉辯解說,中央調查組的人到泗洪後,想見誰就見誰,他們並沒有組織訪民,更不可能收買訪民。

而虞宏偉眼巴巴地盼著調查組來泗洪,但調查組來了後,當地政府卻沒安排他去說。在「那個地方」待了24天,自此給虞宏偉留下了一輩子的陰影。這兩年,他從不用臉盆洗臉,更不能容忍有人在跟前吃大碗麵。

9月24日,他氣不過,從江蘇開車到北京,說要去找記者。但回去不久,他就失蹤了。

10月31日,泗洪縣委書記徐德解釋,虞宏偉開車去北京屬於組織上訪,另外他還有騙貸問題,判三年肯定是沒問題。

截至本文發稿,根據泗洪官方的解釋,虞宏偉已被送回家取保候審,而且還說了一句話:「再也不去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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