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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9日 時事評論 人氣: 639 回覆: 8


2017年8月29日

社評 社評

美國另類內戰持續 雕像之爭兩敗俱傷


特朗普當選成為總統之後,美國似乎一切都變得很另類。為了抗衡「假新聞」,白宮團隊拋出「另類事實」的概念;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爆發右翼集會流血衝突之後,為了證明「各方有錯」,特朗普又將「另類左翼」的說法發揚光大,藉此把暴力的責任與「另類右翼」攤分。因此,特朗普本人亦被揶揄為「另類總統」。

夏洛茨維爾市流血衝突的導火線是一尊雕像,該市議會計劃把南北內戰時期的南方邦聯名將李羅伯特(Robert Edward Lee)的雕像移除,贊成的一派認為雕像象徵政治不正確的種族主義,反對者包括三K黨及新納粹等等另類右翼組織則聲言,雕像是歷史遺產,不容抹殺。集會衝突造成一死十九傷的慘劇固然鬧得舉國沸騰,隨之而來的漣漪效應是一連串的「雕像之爭」,美國各地皆有這個或那個雕像被認為非拆不可,贊成者和反對者照樣各持己見,雄辯滔滔,誰也說服不了誰。

清拆雕像的浪潮捲至紐約,該市地標之一的哥倫布雕像成為爭議焦點。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布審查市內的「仇恨象徵」,矗立於一八九二年「紀念發現新大陸四百周年」的哥倫布雕像忽然之間陷入傾軋之危。對於很多人來說,尤其是美洲原住民,哥倫布其實是滿手鮮血的侵略者,完全不值得歌功頌德。再說,哥倫布根本不是發現新大陸的第一個歐洲人,北歐維京探險家埃里克松(Leiv Eiriksson)比他早五百年抵達美洲,而且他終其一生以為自己到了亞洲,所以美洲原住民才被錯誤地叫作「印第安人」(Indian)。

然而哥倫布縱有千般不是,他始終橫渡大西洋,將舊世界的歐洲與新世界的美洲聯繫起來,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開創人類文明新一頁。

美國遍地開花的雕像之爭,不妨稱之為「另類內戰」。這樣的爭議持續下去的話,正反兩派勢必兩敗俱傷,特朗普亦肯定不會有好日子過,隨時因為他背負「偏袒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罵名而眾叛親離。

贊成移除雕像的一派,不管所持理據如何冠冕堂皇,難免被質疑缺乏包容氣度,有違民主精神。易地而處,若然香港也要拆除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雕像,說得通嗎?即使政治正確,此舉一定會被狠批為破壞文物和漠視歷史,完全是意識形態先行的「另類文革」。反對移除雕像的一派亦是進退維谷,任由清拆固然不妥當,堅拒清拆則容易墮進「支持種族主義」的陷阱,儘管他們未必認同右翼極端立場。

特朗普作為總統,而且明裏暗裏其實不願意點名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當然不可能在雕像之爭置身事外。問題是,種族主義在美國是十分敏感的詞彙,亦即非常凶險的政治漩渦,民主黨藉此發動輿論攻擊不在話下,連共和黨人亦急不及待劃清界線,以免得罪自己選區的選民。以共和黨國會眾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為例,他在夏洛茨維爾市衝突之後亦批評總統的回應不當。

更加可堪玩味的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日前一致通過決議,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三K黨和納粹分子,決議內容如是說:「種族主義信念與共和黨的綱領完全不相容……這種種族主義信念是令人厭惡和邪惡的,美國沒有地方讓它開花結果。」顯而易見,共和黨人一來要跟特朗普所說的「各方有錯」撇清關係,二來着眼於明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不希望濺上種族主義的污水而流失選票。此外,即使白宮高級官員,也與「老闆」保持距離,國務卿蒂勒森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政府致力維護和彰顯人人平等、言論自由等美國傳統價值,總統特朗普有關種族衝突的言論純屬他個人觀點。這是繼總統經濟顧問科恩之後,再有高官就此議題較明顯批評特朗普。

美國的另類內戰暫時未見平息跡象,要是為了幾個雕像持續拗個沒完沒了,特朗普說不定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之後,共和黨人紛紛割席的情況之下,提早淪為跛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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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9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八方風雨一束時事 一地兩檢泛民三思
香港和澳門「四日兩掛八號波」,「天鴿」及「帕卡」在四天內接踵而來,折損人命財產與破壞生態的程度,澳門數倍於香港;造成這種災情大差異,原因數之不盡,不過,以不懂氣象不通救災的外行人看法,筆者認為除了眾口一詞的「人謀不臧」,根本原因是兩地的基本建設優劣大有差距所致。英殖政府縱有千般不是,但其「有償(許有不少厚利工程落入『相關英資機構』之手)為人民服務」,態度認真、負責甚且有點使命感,加上看透人性,知道亞洲人貪腐根性深植,遂於建築規條上留下「走棧」空間,讓官商萬一勾結以致存在偷工減料,仍能保住工程在安全領域(例如打樁十呎便達安全標準,規定必為十呎以上──那超額呎數的成本,落入有司口袋而工程仍不致低於政府定下的安全規格),非常明顯,香港的基建安全性遠勝於澳門,僅此一端,便形成「同風不同災情」的驚人後果。事實上,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值得保留的又豈止完備的基建和建築條例!

一、

「一地兩檢關注組」昨午到港鐵總部,抗議該公司在媒體上刊登或播放的廣告內容失實,看來市民反對「一地兩檢」的活動,方興未艾。回看泛民議員(DQ前和DQ後)不贊成「一地兩檢」的立場,一向鮮明,惟形勢之變,令泛民議員比過去更難(簡直無法)推翻相關立法。曾有不少人認為,林鄭月娥當上行政長官要改善行政立法兩會關係,而「一地兩檢」能否得到立法會的過半數票支持,便是她上場後的第一個「考牌試」。其實,這種說法,由於時局一日三變,已成為泛民議員須在此問題的取態上作出必要調整的嚴峻考驗。

梁振英治下五年,政改的普選進程經「雨傘運動」而出現一拍兩散的結局,對此「巨變」,建制與泛民均無所得,而京派卻乘機發難,捕風捉影地說香港出現「港獨運動」,在未對外諮詢更沒有聽取港人意見之前,快速通過林鄭說溜了嘴「一錘定音」的「八三一」框架,展示管轄香港的底線進一步抽高、把港人可選治港港人的金剛箍收得更扎實。「兩制」受「一國」牽制的力度比過往緊──緊得令泛民透不過氣。從今以後,從屬「一國」的香港,「一制」再沒有絲毫「平等機會」與「今上」就香港政事討價還價遑論議事論事。

這些年來,由於受制度所迫及環境所限,泛民在議會「做實事」上可說一事無成,因而在不少人印象中,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做「秀」成分比做「實事」突出,對他們的工作感到失望甚且煩厭,不足為奇。疑似「港獨」攪起的風雨,把泛民議員弄得昏頭轉向,在顧此失彼的情形下,筆者認為他們的當務之急是要正視其為建制一員的本質,確認其有成全政策、貫徹與完善政府立法的責任!

高鐵的「一地兩檢」,牽涉立法,又是一場政、法「過招」的大戲。高鐵通車前,「一地兩檢」的決定,須經三道程序,先是由內地和香港官員擬訂「合作安排」,繼而把安排細節呈全國人大常委確認及授權,最後是把人大常委的授權交香港立法會、得到過半數議員支持通過後,才算大功告成。理論上,立法會若過半數議員反對,人大常委頒下的「一地兩檢」方案便要拉倒。如今人大常委尚未把「合作安排」納入確認程序,特區政府已把當中內容向立法會作「官式披露」,由此反映「一地兩檢」將獲人大常委確認,而林鄭女士提前讓議員知道安排內容,此舉既能表示新一屆特區政府與議員正展開更好的溝通,同時亦收到林鄭當年衝口而出的「一錘定音」效果,不過,這種「工作程序」,強烈地表明了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的唯一任務是舉手贊成!

二、

其實,推翻「一地兩檢」的時機,早在當年決定把高鐵最南端的總站設於西九而非深圳時已經「錯過」。以當前高鐵西九站工程接近完工,從經濟效益和便民的角度考慮,阻止「兩檢」的落實,便會重演香港政改一拍兩散的「悲劇」,代價極大、絕不理性,在民意上亦會嚴重失分,所以,泛民議員在此事上該着力的,不是制止「一地兩檢」的推行,而是把防範「兩檢」中執行中國法律的疑慮之處減至最少!也許有人認為筆者是投降派,不爭氣,可是,政局的客觀形勢已變,當局行「法家之法治港」已甚顯然,對不按規矩行事的民選議員與對公民抗命者的「違法」重手出擊,在這種形勢下,泛民要重奪立法會多數席位,幾近天方夜譚。筆者的看法只不過是想泛民保存政治能量,在「一地兩檢」問題上取捨理性,在未來的選舉中不致大倒退,令議會只剩下一堆建制的政府傳聲筒。

海關(關口)工作範圍,主要是出入境(immigration)、清關稅務(customs)、 檢疫(quarantine)及安全檢查(security)等,如果不是在香港地段的指定範圍執行中國法律,確是會對港人與過境的外國旅客,構成實際以及心理的壓力,社會的反對之聲是完全叫不響的。

國內法律對入境旅客攜帶印刷刊物及各式媒體,諸多限制,與香港的一套存有很大差異;至於藏帶毒品的量刑,內地也比香港嚴厲得多──所以別說越境抓人,光是聽到香港一角將執行國內法律,面對量刑之區別所引起的疑慮、驚懼,已難怪港人和遊客有心理陰影,深怕失慎誤蹈國內法網,因而心存戒懼是人性之常。眾所周知,深圳灣香港口岸是由深圳政府租地給香港特區作處理過境手續之用,行之有年;何以香港租出西九站若干土地使用權給國內,便遭泛民議員和相當部分港人極力反對?那是因為深圳租地給香港執行香港法律,深圳人沒有不安,而國內法律在港執行,港人便心慌慌,於是老大不願,就是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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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9日

余錦賢 香港脈搏
一地兩檢北京曾要求內地法全面適用
「雙學三子」案與梁游案令社會焦點由高鐵「一地兩檢」轉移至香港法治與政治話題;昨天,「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到港鐵抗議,說其「高鐵48分鐘達廣州」廣告嚴重失實,誤導公眾云云,卻未見廣泛迴響。10月立法會復會後,有關議題勢必重上議事堂,能否再度引起公眾注目,有待下回分解。

高鐵「一地兩檢」一直最受爭議的問題是,內地法例在香港境內實行,被指有違《基本法》;最後的安排是政府以租賃形式租出指定範圍作為內地口岸區,惟未能說服反對人士。據聞內地原先對執法權的要求較現時為高,曾提出香港高鐵站須全面執行內地法例,與深圳灣港方口岸區看齊,經一番商討始作讓步。

根據政府公布的方案,高鐵香港段系統安全運作,以及營運商與服務供應商的設立、經營、保險、稅務及香港特區員工僱傭權益與保障等商業安排,將會實行香港法例。據悉內地原本希望同樣以內地法執行,特區政府則指出香港僱員是得到最低工資等僱傭法例保障,應按特區法例實施管轄,內地也不能連清潔工也派來香港高鐵段,最終游說成功。

雖則高鐵「一地兩檢」大原則已訂,但日後具體運作細節,特區政府仍須與內地簽訂一連串備忘錄,諸如緊急事故相關救援或執法事宜,隨時又再引來爭議。

此外,特區政府還須與內地洽談內地口岸區的租金問題──香港須繳付深圳灣香港口岸區的租金,故內地也須繳付西九龍總站內地口岸區的租金。 有意見認為香港西九站是黃金商業地段,應收取相應市值租金。但據了解高鐵站一些列入內地口岸區的設施,其興建原意只為便利乘客,例如月台或上落電梯等,估計在計算租金時會因應情況而訂定。

無論如何,高鐵「一地兩檢」並非簡單的租金和法律問題,而是涉及信任以至內地與香港關係;縱使特區政府在「一地兩檢」輿論戰上稍勝,泛民顯得抗議乏力,但民情「變幻原是永恒」,林鄭政府仍須步步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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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9日

張五常
思想文章,傳世知難行易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一本重要的書,可惜他一般性地探討動物的自私行為,沒有集中在人類這種動物大事發揮他的高見。我說可惜,因為我要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人類明顯地重視自己的身後聲名是否也源自自私的基因?我們沒有證據其他動物是這樣的,但人類是這樣。

古時的人,可能因為宗教的感染, 相信自己死後會有來生。天賦高如蘇東坡,謝世前也那樣想。這可能解釋用物品陪葬的風俗在中國盛行了不止幾千年。但從明代起這風俗漸趨式微,到今天大家都懶得管來生這回事。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自己的後代生活得好,是人之常情,道金斯的自私基因可以解釋。但為什麼我們要管自己的身後聲名呢?

回顧歷史,中國的文人喜歡以反話來描述人類對身後聲名的重視。蘇子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稼軒說「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孫髯翁說「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這些惋惜、興嘆之辭,不正是表達着人類重視自己的身後聲名嗎?

想當年,蘇子寫好了他的《赤壁賦》,為恐皇帝可能把他關起來,不敢示人,每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背得出來。為什麼不敢示人蘇子還要寫呢?我想是因為他知道該賦將會歷久傳世吧。他猜對了。大江東去,其浪也,淘不掉蘇東坡!

為什麼爭取思想傳世?

文藝或藝術作品是比較容易傳世的。我自己有些散文,寫得差強人意,發表了幾十年還有人讀,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學生讀。經濟學文章是另一回事。後者要傳世幾年也不易。經濟學的文章,足以傳世的是作者的思想,不着重感情的表達或文字的優美。思想這回事,來得抽象,何況太陽底下沒新事,思想究竟是誰的容易有爭議。算得上是真理的新思想一般難求。這裡我指的是經濟學文章,思想抽象,傳世或大或小需要是獨當一面或自成一家的創作,因而難求。

我是個不管身後聲名的人,但重視自己的經濟學文章能夠傳世。從自私的基因作解釋,我認為自己的思想文章彷彿是自己的孩子。文章發表後,我有我的生命,文章有它的生命,作者再也管不着,但花了那麼多的心血才「培養」成文,發表後就像自己的孩子,長大後離家而去,自己再也管不着,但總要關心一下他或她成長的命運如何。是的,思想文章,一旦離開了作者,有自己的生命,可惜此命也,通常短暫。是的,我認為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釋人類希望自己的思想或文章傳世,但解釋不了為什麼人類要管自己的身後聲名。

經濟學文章多如天上星,大部分發表後沒有人讀。有些發表後大紅大紫,被引用或被提及無數,但過了一段時日就再沒有誰管了。我不管這些。我重視而又珍惜的,是那些文章發表後彷彿有它自己的生命,雖然離家而去,但過了若干年作者久不久還能見到它在一個思想範疇內發出一小點的光,彷彿對作者打個招呼,說:我還在。這一小點回報給我很大的滿足感。

文章傳世的一些證據

我平生沒有發表過一篇大紅大紫的作品。《佃農理論》那本小書出版到今天四十八年,加上其中兩章在兩份學報上發表,到今天,合計被引用二千多次。不差,但能超越這個數字的作品不少。然而,經過了半個世紀,《佃農》這組作品還沒有見到衰竭的跡象,在西方研究院的讀物表常見,一些朋友說是合約經濟學的中流砥柱,一些說觸發了代辦(Principal-agent)理論,而提到新制度經濟學,該作被認為是其中一塊基石了。

從傳世的角度衡量,文章被引用是不及被老師放進讀物表那麼重要的。學生為了考試而讀,而一旦放進了讀物表老師不會頻頻更換。影響一個研究生是協助着他的思想發展,而被引用只是放在文章的註腳中,讀者一般懶得管。從讀物表出現的頻率看,我的作品可能超越我這一輩的行內朋友。幾年前美國西岸一家大學有一份列出五十四項指定的讀物,其中九項是我的。出外留學的同學說,大學的經濟讀物表往往見到我的作品——當然不是每科都有,但一系之內總有些讀物表見到有。

我察覺到自己好些英語論著會歷久傳世,只不過是幾年前的事。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農理論》那本書,出版時只售幾美元,今天一本近於新的在網上叫價二千美元,而用過的也叫價八百。我想,人家花那麼多錢購買一本小小的書,不會輕易拋棄。不久前我好奇地叫太太查察一九八二年在英國出版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更小的書,出版時售價一點五英鎊, 今天叫價美元一百八十。就是四年後該書再版,加了一個後記,今天也叫價美元一百八十。我見自己沒有這本書,叫朋友在美國把初版與再版各買一本。

我的中語論著也有類同的運情。二〇〇九年在北京初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當時售價二十五人民幣,今天網上叫價最高一百八十。可惜除了《賣桔者言》,我沒有寫過一本稱得上是暢銷的書。但說到舊書再賣,我的運情很不俗。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一套五卷的《經濟解釋》,寫了十七年,從三卷寫為四卷到最後再寫成五卷,我要求花千樹出版社刻意地精裝,只印製二千套,每套叫個天價一千港元!這樣,有朝一日這套書可能值很多錢。這是作者自製的傳世玩意了。去年法國一位學者把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翻為法文。那是三十三年後才翻譯,顯示着該學者認為該文今天還活着。

以前不知今天惋惜

文章歷久傳世,作者夢寐以求。這些日子我見到自己的文章可以傳世那麼久,高興嗎?當然,惋惜之情更甚。為什麼呢?因為當年我做夢也想不到傳世文章其實是那麼容易寫,花了太多的魄力去處理那些艱深但吃力不討好的研究。要是當年我知道怎樣寫傳世文章,一年嘗試兩篇不難,而十篇中或有八篇傳世逾五十年!

可惜當年我不知道。回顧古往今來的經濟學作品,發表後五十年還有一小點影響力是作者足以自豪的了。但我大約要等三十年才能看到一點先兆,才能推斷傳世五十年的機會如何。這個三十年看到先兆的準則不一定靈光。一九七二年我發表的《中國的子女產權與婚姻合約》,到今天歷時四十五年,被引用只有八十八次。發表後三十年是二〇〇二,那時看該文傳世五十年的機會是零。殊不知今天看,該作歷久猶新, 傳世五十年可以肯定,逾百年不奇怪。

經濟學的傳世文章真的不是那麼難寫,只是人的生命短暫,思想創作的時日更短,作者沒有發表過傳世文章不容易知道要選什麼樣的題材、要怎樣處理下筆才對。最近我完成了歷時十七年的《經濟解釋》,八十一歲,決定要在經濟研究退休了。高興見到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還在思想市場存在,因而細察一下這些作品的頑固存在性是基於哪些特徵。不難找到。

從自己的作品衡量,傳世五十年只有三個特徵,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品要有點新奇;其二是作品要有趣;其三是作品說的要是真理。讓我分點說說吧。

奇異的角度不是怪

新奇不是指創新。太陽底下沒新事,刻意地創新是經濟學文章的大忌,雖然走這路線的人似乎不少。新奇是指一個奇異的層面,最好是附帶一點精緻的美。傳世文章是寫給聰明的讀者看,聰明的讀者讀到一篇有奇異層面的文章,會想:這麼簡單,為什麼大家沒有想到過?這樣,在第一點的要求上該文就過了關。這裡要注意,千萬不要把「奇」與「怪」混淆。奇異是新意,可取而重要;來得「怪」就文章塵下。

我可以舉兩件自己的作品為例。其一是《佃農理論》,我起筆讓地主把土地一片一片像麵包那樣切開,問:地主要切給多少個農戶才能獲得最高的收入呢?答案兩個小時就推了出來。從這麼一個奇異的角度看問題,文章傳世。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七三年寫《蜜蜂的神話》。傳統的分析,是蜜蜂採蜜漿是一種產品,蜜蜂替果樹傳播花粉是另一種產品。輪到我,只是簡單地把二者加起來,成為一種產品:既然蜜蜂採蜜時也一起傳播花粉,每箱蜜蜂的產值當然是二者加起來。這麼簡單,文章發表到今天四十四年歷久猶新,還可繼續傳世。當然,整篇文章還有很多其他的,但只要作者想得夠新奇,這裡一小點那裡一小點,讀者讀得開心,文章就不容易消逝。

有趣由品味決定

轉談有趣吧。首先要注意,上述的奇異層面一定有趣,但有趣卻不一定奇異。有趣是品味的問題。有些人天生沒趣,無可救藥。這些人可能天賦甚高,可以寫另一類傳世文章,但不是我從事多年的那一類。經濟文章的趣味有兩個源頭。其一是例子的選擇,其二是推理的轉向。

選例子最好是實例。實例要從真實世界的現象獲取,而我喜歡選用誇張的例子。後者一般趣味性高,而分析的論點讀者可以較為容易看得清楚。例如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惹來奇異的現象無數,我格外注意的是天臺木屋的僭建與一個小住宅單位分租為數十伙人家的合約結構。

在趣味上,可能更重要是一個理論或一個假說的發展:在推理上轉方向,作者往往有幾方面可以選擇。朋友們老是說猜不中我向哪個方向轉。其實我只是選有趣或過癮的方向。但如果要寫的是政策建議的文章,則作別論。政策建議的文章不容易傳世。

這裡我有兩件算是例外的作品。其一是一九八二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其二是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都是很小的書。這兩件作品既解釋現象也提出政策建議,今天看皆可歷久傳世。事實上,《制度》一文還未動筆我就知道將會歷久傳世了。這是幾方面的機緣巧合使然: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大現象,我懂中文,對中國的文化歷史有掌握,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我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理論掌握,美國的同事說是達到了前無古人之境。這是時來風把王勃送到滕王閣了。

真理靠事實細節支持

最後說真理。這是最重要的,也最困難。首先是理論要簡單,因為真理需要通過驗證,而驗證需要用可靠的實例。世事複雜,理論不夠簡單寸步難行。另一方面,實例的可信程度要靠事實細節的支持。用上錯誤的重要事實整篇文章就完蛋了。事實有足夠的細節支持,不容易出現大錯。可惜的是,事實的細節通常不能從他人提供的數據獲取;就是非常可靠的數據,沒有現象細節的支持不會有多大的說服力。讀者要是不相信你說的事實,不相信是真理,你的文章不可能傳世。

整體來說,寫傳世文章,其推論作者認為有重要內容的,還可以多走一步,他必定要多走那一步。記得我寫《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一文,寫到結尾時我知道還可以繼續發揮三幾頁。但學報的編輯說文章太長,要減少幾頁。我刪去文章起筆的第一長節,編輯接受,但堅持不讓我在結論上再發揮。後來該文的論點被外人移植到「效率工資」這個話題去——不可取,可能因為我的票價文章沒有多發揮幾頁。記得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時,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到該校講話。我在座,聽到他說文章寫好後作者要繼續壓榨,繼續榨取。這句話很對,影響了我。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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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岸然
美麗島式審判還談何法治?
不幸而言中了。上星期翻出7年前清算馬道立的舊賬,心中還有點矛盾,是否自己過分批判?過於憤世嫉俗?結果原來是小看了馬道立的智慧,小看了他的當機立斷,也小看了他報効中共知遇之恩的濃度。

馬道立的高明,在於他7年終院首席的任期內,自己不碰任何政治敏感的案件,不作任何表態,只是安排適合的人選審應該審的案件,總的效果自然令中共十分滿意。中共希望什麼?普通法的法理和傳統在憲政敏感的案件上先放一旁,以照顧中共的意願為先,對抗爭者的各類審訊則希望從重從簡。「旺角大審判」並非次次從重的,也放生一些根本證據不強、本來就不會檢控的案件,造成司法還是公正的錯覺,對有把握的案件,自然絕不手軟了。律政界與司法界其實是個小圈子,不必買通法官,只須安排保守而仇視民主派的法官審案便可以了。

馬道立之絕,在於他親自上陣拒絕了「梁游案」的終審上訴許可,令終審庭根本沒有機會再就法理上的問題作出裁決。終審庭有5位個個皆已到退休年齡或早已退休只作兼任的法官,還有一人是國際法官;資歷最淺的馬道立就算自己上陣,也無法在法理面前說服聲望比他高、無任何必要買他賬的法官跟他的邏輯,他只好粗暴地拒絕「梁游案」的上訴,令事件畫上休止符。不過,法理從來不是一個人決定的。普通法不具追溯性的原則很簡單,今天不犯法的事,不能藉修改法律令其違法,以釋法剝奪人的權利,是沒有任何講理性的人可以同意的。馬道立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也就要在普通法的司法歷史上遺臭萬年。

筆者相信泛民的律政精英還未搞清形勢,甚而還未摸清中共的套路,還錯判中共走強硬針對泛民路線只是梁振英的路線、只是針對港獨;隨他的去位,擺出和解姿態、有商有量的林鄭會推行溫和的路線。請問如今如何解讀學生3人和社運13人的加刑重判?過去兩年,泛民的不義是把所有激進反政府的責任推給本土派,所謂社運「左膠」也信以為真,想不到自己也突然要面對美麗島式的司法迫害。

這幾天還有兩邊的律師在技術層面解讀13+3的判刑問題,準備爭上位當律政司的人,為上訴庭法官的判詞尋章摘句,說是加刑有理。李倩怡的網上錄音陳情書在這時出現,為筆者提供了新的啟發,也希望港人從此對香港的法治危機有正確的理解,當然也希望泛民的律師醒一醒。香港的法治已經死亡,大家的努力是如何令其復生,而不是再與專政者合作騙港人說:「法治未死,還是可信的。」

台灣的法治曾經死亡,代表性事件就是美麗島的大審判。台灣朋友告訴李倩怡受的「旺角大審判」就是美麗島式的審判,歷史已判定那是一次政治審判。並不是說當年獲刑的抗爭者沒有違法、甚至使用暴力的問題,但判刑由政治需要所導引是歷史的定義。

李倩怡可能不明那個比喻,但香港的知識分子應該明白是何所指。「旺角大審判」還未完結,還有其他受刑者,而泛民一直對事件錯誤定性,視之為暴力犯罪,是尚未修正的立場,對不起義士就是對不起港人、對不起時代,這是含糊不得的。

泛民跟魚蛋革命劃清界線

把香港年輕人的行為與當年美麗島抗爭者並論是距離太遠,但與太陽花學運一比,大家便無法不汗顏——公民抗命者全部無罪、合法。台灣行大陸法,但台灣法律界有大量留學美國的JSD,同樣是律界精英,哈佛的法學JSD不會比英國的LLB差,大家同以普通法法理講法治,但人家是實行者,香港只是崇拜者,新世代不論是否學法律的明白這點,就不會只是對不平之事哭哭啼啼,而是用行動改變世界。尼采說「上帝已死亡時,人就應起而自救」,就是這道理。

過去年半泛民一直故意與旺角的「魚蛋革命」劃清界線,民主黨當時固然跳出來譴責暴力,涂謹申於旺角首批義士被重判數年監禁後,便為政府和法庭背書,說什麼又是尊重、又是合適,追隨泛民謀生的社運「左膠」也是這立場。說你們不義可能並不合適,這個立場無非是典型「香港仔」所為——走精面、撿便宜,以為中共只針對港獨,對溫和泛民留有餘地,所以「和理非」、有節制的社運最利民主之說大有市場。

港獨是新興派別,何以能於一年之內替代從前不屬於泛民的所謂激進泛民主派?「和理非」的社運「左膠」深耕細作營運多年,一時間由他人取代,自然不忿;但為何輕易被佔去光環,這才是必須反思之處。是大勢使然,並不是獨派有何獨特過人之處,求變的港人取他們而代「和理非」派,可說是民心所向。資歷短淺的獨派提出要團結,不要再互相攻訐,倡議命運共同體之說,更值得思想尚未轉得過來的正義朋友反省。尤其是司法已淪陷,「和理非」路線的抗爭一樣,避不到數以月計的判刑,勇武或「和理非」還有不同的命運嗎?再分為楚河漢界的派別意義何在?

泛民的套路中共早就看穿,泛民老油條,九七前躲在英國人背後爭民主,九七後躲在法官身後爭公義,最後躲在新世代學生群之後搞佔中,出事便把責任推給不夠老練的年輕港獨想理主義者,把責任推給不知險惡的普通熱血年輕人,混民主飯吃也到山窮水盡之時了吧?之鋒與新世代再加獨派年輕人,其勢其實未強,也遭中共強手打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隱然已經由泛民收編,也就是成了外國勢力的代理人,也就成了敵我矛盾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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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 新思維網絡
中間路線——政治的百慕達三角
中間路線可謂是香港政治的百慕達三角:至目前為止,標榜走中間路線的政團、智庫和政治人物,都沒什麼好下場——主權移交前的「匯點」路線,曾是中間政治的表表者,但如今在本土風潮下,其「民主回歸」的論述被批評得體無完膚;2010年,民主黨破天荒跟中央官員直接談判,促成政改表決通過,結果直到如今仍是背負罵名;以「又傾又砌」聞名的民協,現在差不多泡沫化,僅在區議會仍留下足印。

執政系統與民間隔閡重重

每次選舉,中間路線的旗幟總是敗北而回。民主思路亦於不少要員離巢後,繼續備受質疑。為何在香港,中間路線就如百慕達三角一樣,成為政治上「生人勿近」的神秘地帶?

在歐美的民主體系中,即使如今極端勢力陰霾再現,但社會仍是大致由中間黨派(無論中間偏左或偏右)執政,強悍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於當選後要靠向中間路線,無論言詞如何出位,在政策上亦要力避走向偏鋒。荷蘭和法國雖然面對極右勢力冒起,但最後仍是由中間力量贏得大選;故此,中間力量一向是大多數人的選項。然而,唯獨香港例外?

中間路線不能抽空而談。在香港的政治處境下,中國因素令香港的執政系統與民間社會隔閡重重,政治以至社會資源向親中和建制陣營傾斜。在政治天平傾斜下,大家對「中間」也有不同理解。那些「各打五十大板」、「一人讓一步」的論調,跟市民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力,以至香港民間社會面對天朝中國的無力感,根本格格不入。在如斯政治氣氛下談中間政治,自然令人把其歸納為建制派的延伸。不對稱的政治力量,讓立場較為溫和的選民,即使覺得民主派如何不濟,也不想把票投給建制派,包括宣稱是中間路線的團體。

再者,中央政府自佔領運動以來,不斷強調「一國」和主權問題,而民間社會則不斷出現本土思潮。在「親中」和「抗共」如此壁壘分明下,中間路線自然是兩面不是人。一旦政治形勢突變,中間路線往往是備受左右夾攻的一群。溫和派的支持者人數或較多,但政治參與度和發聲力量往往不及位於政治光譜兩端的忠實粉絲。

中間派被歸納疑似建制派

除了注意香港社會那明顯傾斜於北京的政治力量外,要走中間路線的人,也要有非比尋常的政治公信力和令人信服的歷練背景。走中間路線的人要在民主派和建制派「兩面都吃得開」,並有高度民意認受。近年只有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競選特首時,才試過成功凝聚溫和民主派和溫和建制派,罕有地把「淺黃」和「淺藍」的人拉在一起。曾俊華以後,暫時都無人能「收割」這一大片「中間政治力量」。

故此,雖然香港政壇多年來不斷有人以「中間派」、「第三勢力」等作招徠,但都在選舉中不得要領。這些「中間派」,要麼被歸納為「隱藏」建制派,又或變作面目模糊、不知就裏的「炮灰」。較能站得住腳的「彷」中間力量,大都是在建制陣營中往民主議題或公民社會價值「踩界」的「邊緣人」。

這批政團批評特區政府並不手軟,不時跟其他建制派黨團口角,時而更與民主派有講有笑,甚至「深入民間」。當然,在涉及中央政府關心的重大議題上,他們還是會歸邊的。在政治資源和光譜愈來愈傾向北京的大趨勢下,這些大概就是香港政治的中間路線。

中間路線日漸失效,令民主派和公民社會面對北京時,再難有所謂的溫和聲音。因為跟實力懸殊的北京和親中建制聯盟談和解、吹和風,很難得到非建制支持者的理解和認同。當北京對港政策於佔領運動後全面強硬起來後,中間路線在香港差不多淪為政治擺設。故此,即使如今年輕激進抗爭路線遭受挫折,未有出路,但中間溫和路線仍難以抬頭。特區政府假如想替北京吹大和解的風,乃一廂情願。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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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 平行時空
當特朗普「有食藥」:凱利將軍與「美國救國委員會」
在過去一個多月,美國政壇的最大震撼,自然是「另類右派國師」、白宮首席戰略專家班農(Steve Bannon)離任。對主流精英來說,這是跟特朗普鬥爭一年的最大勝利,不少人期望隨着班農離開,特朗普會逐漸「正常化」,也就是由「狂人」變回正常人。假如班農離任是一劑良藥,藥引很可能是一個人——新任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

凱利是退役四星上將,擔任幕僚長前,已經是特朗普委任的國土安全部長,也許是特朗普團隊中最具個人威望的一人。他的政治立場超然,沒有明顯黨派傾向,個人極重視紀律,在奧巴馬任內,曾表達過對美國與墨西哥邊境非法移民和毒品問題的擔憂,也曾支持特朗普在美墨邊境興建築牆、呼籲安排更多邊境巡邏部隊,因此被特朗普認為是「自己人」。

然而,這位將軍願意接手白宮幕僚長這個燙手山芋,卻不是為了順從特朗普,恰恰相反,似乎是代表軍方跟特朗普攤牌,把「另類右派」勢力連根拔起。幕僚長職位懸空,因為來自共和黨建制派的白宮幕僚長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被解僱,主因據說是「捍衞特朗普路線不力」,但這更多是能力問題多於政治問題,因為附近太多班農一類新貴,令幕僚長的傳統權力被架空。

凱利就職後,強調管控白宮內部的全部通訊,扭轉之前總統與幕僚團隊混亂不堪的溝通。按既有規章,幕僚向總統提交訊息,都要經幕僚長過濾,再由幕僚長提交,但普里伯斯完全不能確立這機制,一干新貴憑藉與特朗普的個人關係,就能輕易干政。凱利表面上要理順制度,其實就是向繞過制度的「另類右派」宣戰。

特朗普月前,一度任命比班農更出格、言行更有爭議性的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擔任白宮傳訊總監,但他獲任命後10天就被解僱,甚至還來不及正式上任,據說就是出自凱利的堅持。斯卡拉穆奇獲任命後,公開說將繞過幕僚長、直接與特朗普交流,表面上是觸犯了凱利的禁忌,其實也是傳統精英對此人太不滿的大反撲。到了連「國師」班農也被解僱,凱利的角色就更明顯,而班農辭職後說會繼續在體制外協助特朗普,抗擊「白宮內的民主黨人」,似乎是暗指凱利。可以想像,軍方精英對「另類右派」的人不會看得起。

軍方紐約幫緊密合作

凱利身為職業軍人的形象,以及對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疏離,都讓他擁有幾分超然地位。在共和黨建制派眼中,凱利是把白宮從政治中心變回政策中心的理想人選。根據與凱利共事的官員透露,凱利對政策內容並不武斷,但對於決策目標和決策過程的要求異常嚴厲,而且一視同仁。例如特朗普長女伊萬卡(Ivanka Trump)身為「美國總統助理」,以往幾乎不會現身幕僚長主持的幕僚例會,但在凱利履職後,她也乖乖準時列席。

凱利犧牲個人聲望,成為一位奇怪總統的幕僚長,可能是出於愛國心,但更可能是代表軍方的集體利益。特朗普決定增兵阿富汗,跟競選期間表示「不管中東閒事」的立場完全相反,明顯是接受了軍方立場,而放棄「另類右派」的堅持。凱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特朗普在大衞營(Camp David)與幕僚商議阿富汗戰略,凱利安排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的團隊出現,而把班農等排除在外。

在華府內部,軍方並非孤立無援。特朗普除了信任軍人,也信任「紐約幫」,後者包括政府內部財金人員,心底裏都明白類似「必須跟中國打貿易戰」一類口號(這又是「另類右派」代表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傑作),不可能實際操作,希望令特朗普走回常規。

目前軍方與「紐約幫」正緊密合作,把「另類右派」排除在外,背後還得到共和黨主流派、右翼主流媒體的支持,媒體戲稱這是「美國救國委員會」。特朗普假如在未來數年都走這條路線,「另類右派」返回純在野身份,美國政局應會穩定得多,但投票給特朗普的一大群支持者恐怕就失望了。



(編者按:沈旭暉最新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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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小辭典
白宮幕僚長
美國白宮辦公廳內幕僚團隊的首領,美國總統的最高級助理之一。幕僚長有權管理幕僚團隊的通訊,在幕僚與總統之間,扮演橋樑與守門人的角色,通常負責各項行政指令的具體統籌、實踐,因此又有「美國總理」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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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丁 政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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