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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社評(每日連載) 人氣: 33220 回覆: 270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256897
對於「全民退休保障」這六個字,我們在原則上是絕對贊成的。但是在細節方面,卻大有商榷的餘地。然而,在這問題上,其細節之多和複雜,及資本主義份子和社會主義份子的想法南轅北轍,根本無法調和,想在其中找出一個「最大公因數」,看來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謂的「求同存異」,現在先讓我們找出各派相同的意見,也即是大家同意的大原則。第一條:全民退休計劃是必須處理的,因為在很快的將來,香港即將踏上老人社會的路,現在未雨綢繆,是必須的。第二條:無論甚麼樣的全民退休計劃,必須能通過精密計算,在實際上行得通的。以上兩條,是人人同意的先決條件。
就實質數據討論才有意義
但很明顯,在今日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當中,單單在精算方面,已經無法得出共識。福利主義者認為社會負擔得起,但是很多人則認為社會負擔不起,由於沒有人人相信的數字可作參考,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原則上兜兜轉轉,互相指責,你說我無良不體恤老人,我說這種福利主義根本行不通、付不起。但實則上,雙方的原則是相同的,只是精算上並沒有共識,但是由於現時並沒有一個雙方信服的精算數字公諸於世,所以大家的爭拗也只是無的放矢,在煮無米之炊,停留在哲學的層次,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有關精算方面,政府應該設立獨立的精算委員會,由大學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學者去主持,評估未來的人口增長、退休人數、社會收入,來供整個社會作為討論這個重大議題的參考資料。當然了,供款的數目豐儉由人,福利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也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擁有基本的數據,兩者的爭拗才有其根本,有其意義,否則其討論只是流於哲學層次,沒有實質的數據去支持,爭拗來爭拗去,也只會是無稽之談而已。
而供款的數目,退休的安排,是精算的層次。但是,究竟用甚麼模式來作供款,卻是制度上的安排。23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政府盡快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制訂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在這一點,我們是同意的,因為這問題刻不容緩,必須馬上去策劃,不能再拖下去了。再者,現時縫縫補補、架床疊屋的退休保障方式,也實在應該有一個統一的、簡單的制度,去加以取代。
然而,23名議員一致贊成以政府、僱主、僱員的「三方供款」形式,推行全民退保,並將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作為全民退保的過渡方案。對於後者,我們說過,不會贊成不經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而對於前者,我們是反對的,原因下述。
政府應留「彈藥」作緩衝
我們曾經用過一首名曲:《Que Sera Sera》來描述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退休計劃是30年以上的長遠大計,而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如果以為單單一個三、四十年供款的長期退休大計,便可以安枕無憂的話,是很危險和很錯的。在這方面,我們必須預留一個緩衝,以防在這三、四十年之間,出現甚麼變故,也可以作應變之用。而這個緩衝,只落在政府的身上。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有關全民退休供款的,只有市民和僱主兩者負責,而政府則不用供款。政府負責的,是一種類似現時,隨收隨支的方法,去支付退休人士的福利。這為社會保留了一點彈性,假設退休計劃不如理想,要作出補救時,政府可以留有「彈藥」,去作出最後的救濟。
為甚麼我們會認為,必須要留下政府隨收隨支這一個緩衝呢?答案很簡單:早在十多年前,香港政府已經「未雨綢繆」,為全民退休作出了「妥善」的計劃,這就是今日的強積金計劃。到了今日,強積金計劃的效果如何,大家應該是有目共睹,有口皆「悲」的,已成了香港人的夢魘。強積金的問題還未解決,現在又冒起了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人的一難未過,另一場可能更大的災難又再面臨了。
全民退休保障是必須馬上計劃的,可是在計劃之前,首先要解決的是改革,甚至是取消今日的強積金計劃。如果政府和泛民心目中的全民退休計劃,是強積金的擴大版,那麼,市民的捐款只會是擔沙填海,政府和議員們也將會成為千古罪人,受到未來港人的唾罵。正如我們一直以來的比喻:人病了,吃藥是必須的,但是必須吃正確的藥,才有治療的作用,如果是亂來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而這又是強積金的翻版,即是用「神茶」來治病,那我們當拒絕吃藥,才是最上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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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Oct-2012 Facebook)

熱錢好比賣大閘蟹,錯誤政策加劇波幅

香港的傳統標誌是一隻帆船,因為香港本來是一個漁村,漁民靠著打魚來生活。魚業經濟有一個特色,就是望天打卦,靠著天氣來作業,收獲很多時憑藉運氣,很是不穩定。今日香港的經濟支柱是金融業,它雖然是一門利錢極厚的事業,但也有一個壞處,就是和漁業一樣,很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經濟的上下波幅很大,而且還是自己所無法控制的。

金融業是全世界市場最大,利潤也最為豐厚的一門事業,比諸賭業更勝一籌。可是,金融業也有著其局限條件,例如說,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其中的必要條件,所以暫時來說,上海仍然難以與香港競爭。另一項條件是資金流出流入的自由度,在這一點,香港對於外資的進出,在東亞諸國來說,可以說是最自由的,所以香港成為了亞洲金融業的中心,也絕對不是偶然的事。

正是因為香港是亞洲金融業的中心,也是資金自由進出的好地方,熱錢的流進流出,對於我們而言,也是慣見不鮮的新聞,一兩年總會發生一兩次,沒有甚麼希奇大不了的事。

每一次的熱錢流進,都會為香港帶來了商機,也會造成了資產泡沬,相信近日發生的一次,也不會是例外。尤其是,在樓價高企、供應短缺的時候,熱錢的湧入,很可能會把樓價更為推高,令到社會的不滿更為增加。這自然不是好事。

如果我們因為害怕熱錢的流進流出,因而對熱錢設下了限制,這種做法,在中國的成語,叫作「因噎癈食」,因為害怕經濟波幅而推卻商機,這自然不是好事。那麼,究竟我們應該採取甚麼方法,去減低經常性的熱錢流出流入,對香港經濟造成的波幅呢?

就這一點,我們不妨師法民間的傳統智慧。

大閘蟹是季節性的食物,賣大閘蟹的店子,往往只做兩三個月的生意,已足夠全年的支出,在中國的俗諺,這叫做「好天揾埋落雨柴」。在沒有大閘蟹賣的九個月,這些店子也不是坐以待斃,而是另闢商機,例如說,有賣台灣高級食品,如鴨舌、小籠包等,也有賣南貨,更有賣上海食品如火腿等,總之不會閒著手腳﹐務求做到產品多元化,以減低季節性的銷售壓力。

同樣地,我們在做金融生意的同時,也得發展其他業務,以減少熱錢流進流出的波幅。近年來, 政府把經濟的注意力全擺放在金融之上,本來沒有錯,這正如努力推銷大閘蟹,也沒有錯,但是卻忽略了其他產品,以作平衡發展,當大閘蟹季完結以後,整間店子、整個社會便坐吃穀種,這肯定是錯了。當然了,民間如要發展其他事業,也不容易,因為地產霸權的關係,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甚麼事業能夠支撐得起高昂的租金,單單是開一間餐廳,大部份的收入都去了交租,奉獻給地產霸權大地主了。

大閘蟹店的另一個減低季節性的銷售波幅的法子,是在好景時自置舖位,以減輕經營成本,那便比較容易渡過淡季。在香港而言,這得倚靠民間的積蓄,但正如前文所言,當社會的經營利潤都給地產霸權吃掉了大部份,收入不夠交租、人工全拿來供樓的時候,要累積民間積蓄,是十分困難的。

事實上,在香港這種熱錢出入的社會,將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和資本市場掛鈎,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資本的流出流入太過容易,很容易把樓價舞高弄低,造成樓價太大的波動。換言之,在香港的房地產供應量未達到平衡時,對外資買樓設定一些限制,可能是有所必要的。

最後,我們說說澳門賭業的例子。澳門雖然是個賭城,賭業為澳門帶來了興旺,可是,澳門政府卻不鼓勵市民去賭錢,例如說,公務員只能在大年初一至初三的三天進入賭場,其餘日子則禁止涉足。香港作為金融城市,熱錢常常流出流入,政府為了減低熱錢對於市民的資產的影響,本來就不應鼓勵市民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但是,政府的做法卻是倒行逆施,反其道而行之,香港不但成為了全球認股證發行量最多的地方,政府更強迫市民購買強積金,用市民的錢去投資在熱錢來去、波幅巨大的市場,這自然是一項錯得不能再錯的暴政。

總結一句,我們為了做「大閘蟹」生意,必須忍受熱錢的進出,市場的波幅,可是,政府本來也有減低熱錢影響的政策。然而,政府卻反而使用了揚湯止沸的相反法子,令到熱錢對於市場波幅的影響更增大了許多,這當然是一件壞得不能再壞的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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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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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Oct-2012 Facebook)

追逐市場樓價,錯了,改善居住質素,對了

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長遠房屋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很多次,但是由於問題的中心錯綜複雜,仍有很多非說不可的要點,非得提出來,同社會集思廣益,否則不可以得出正確的答案。因此,我們仍然不厭其煩,在今天,用一個從來沒有人提過的全新觀點,去拋磚引玉,希望引發到社會上的更精闢,和更深入的討論。

今日的討論主題集中在房屋的供應量。房地產價格由市場所決定,市場價格是供應和需求的互動結果,而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來控制需求,例如說,減少按揭成數,增加特別印花稅等等,然而,王道的手段則是從供應量來加以調節,因為只有供應量,才是改善市民居住質素的關鍵,而用行政手段去控制價格,則只能影響到樓價,但是總體的「餅」,也即是市民的居住質素,卻是沒有改變到的。

如果政府因應樓價,而去決定土地的供應量,會有甚麼後果呢?這得引用歷史事實,去加以說明。

在1997年,香港的樓價處於當時的歷史高位,董建華上任第一任行政長官之後,因為樓價太高,令到市民買不起樓,決意大量增加供應,惡名昭彰的「八萬五」由此而起,樓價在5年,內大跌7成。如果用事後孔明的角度看,在1997年,樓價的高峰期,政府的正確做法縱非增加供應,至少也應該是罷手不幹,不管樓價升,也不要增加供應,那就可以避免了後來5年樓價大跌的災劫。但是,在1997年,社會上呼聲激烈的當時,又有何人可以如此清醒呢?

在2002年,香港的樓價低迷,出現了大量的負資產,市民紛紛燒炭自殺,社會新聞,令人觸目驚心。在當時,「八萬五」當然不存在了,而政府的「惜貨如金」土地政策就是在那時形成的,結果就是令到在2006年起,住宅單位平均供應量跌至每年不足一萬個,今日的樓價泡沫由此而起。如果用事後孔明的角度看,在2002年,樓價的低潮期,政府的正確做法不是減少供應,而是大量的增加供應量,才可以應付到從2004年至2008年的經濟起飛,那就可以避免了從2009年開始的樓價泡沬。但是,在2002年,社會上呼聲激烈的當時,又有何人可以如此清醒呢?

說穿了,房地產的價格是周期性的,一個周期大約是20年左右。但是,從土地供應,到蓋成房子,卻需要4年至5年,隨時是6年或以上。當減少了土地供應之後的頭幾年,市場仍然有著大量的「貨尾」可供吸納,樓價不致於大升,所以,減少供應的效應,不會馬上生效,而是過了幾年,可能是3年至5年,泡沬才會出現。至於增加供應量,也是一樣,在初期,市場還有過剩的消化力可以吸納新增的供應量,但是長期而言,樓價也是非跌不可。

換個說法,樓價是有著「延後效應」,政府的增加或減少供應量,不會立竿見影,馬上發生效用。相反來說,如果單單以樓價作為指標,作為供應量計算方向時,反而應該是當泡沬出現時,便收緊供應量,以防泡沬爆破時的傷害,例如在1997年。又或者是,當低潮出現時,反而要大量增加供應量,因為這得預防當未來樓價好轉時,供應量會接不上,形成了泡沬。
以上是一種「逆向操作」的方式,在實際上,政府當然不可能如此操作,否則必定垮台。但是,我們正是用這個比喻,來說明這15年來,政府因應樓價高低,而去決定土地的供應量,是多麼愚蠢的做法。可是,政府的愚蠢做法,也正是因應了社會的呼聲,因而作出的回應,因為在1997年的香港人,忍受不了當時的樓價太高,在2002年的香港人,忍受不了當時的樓價太賤。他們又怎能不大聲呼籲政府要做實事,扭轉樓市的趨勢呢?

二千多年前,商鞅變法,他對秦孝公說了一段千古傳頌的名言﹕「夫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在一個現代政府,當然不可以不聽民意,可是就長遠的土地政策而言,如果太過聽從民意,就只有自尋死路,因為樓價的升跌,是長達20年的周期,而香港的市民,在梁振英上台3個月之後,見不到立竿見影的功效,便發出怒吼了。香港政府因應這種怒吼,而作出的過敏反應,在1997年錯了一次,在2002年又錯了一次,在這一次,可不能再錯第三次了。

總括而言,政府的正確土地政策,是不理樓價的高低,只管持續而穩定的供應量,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為大前題,定下10年後,市民的平均居住面積的改善數字,然後朝著這個數字去達標。至於樓價的高低,是市場的問題,政府是不應該跟隨著市場的背後,任由短期的民意,或民粹,去操縱長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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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融合的困難,不在經濟在人口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在立法會中的發言,其內容從香港政經的內外形勢,以至於貧富懸殊問題、保育問題、房屋問題、政制發展問題,已經是相等於一份施政報告。如要一一詳細評述,並非一篇短短的社論所能概述。因此,我們選擇了其昨天發言中的一個題目﹕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以作為今天討論的主題。

為甚麼在行政長官的長篇發言當中,我們獨獨選擇這一個題目,來作為發揮的主題呢?因為在行政長官的發言內容當中,有關貧富懸殊、政府和市場、發展和保育,以至於房屋建設,都是技術性的,甚至是科學性的問題,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立法議會,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和理念,只是就具體行動的意見不同,而這些意見是可以經從理性的討論、科學的和數據上分析,因而達到社會上的共識,以整個社會的最大公因數去作出實行。然而,有關中港關係的討論,卻是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也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最大矛盾所在,而內地和港人的意識形態矛盾之激烈,甚至已到達了不講道理地互相謾罵的程度。因此,在今日的政治經濟局面當中,最棘手的深層次問題,就是中港關係問題,而很明顯,梁振英也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其首席智囊之一,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在梁的發言之前,已經在其個人專訪中,為中港融合作出解畫,為梁振英在昨天的言論護航。

有關中港融合的問題,我們在日前的社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了。首先,在中央政府的方面,它企圖逐步收回香港的決心和部署,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但是由於距離「五十年不變」的到期日,還有35年,所以它也不會急著來,推斷它將會用上一二十年的時間,在政治經濟兩方面,慢慢融合香港。

另一方面,我們亦已說過,反對派企圖淡化中國經濟對香港的影響力,是為了政治立場,欺騙港人的謊言。第一個謊言是香港倚賴中國,反過來說,中國也倚賴香港,兩者是唇齒相依的關係。更有甚者,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沒有香港這條「出路」,中國的貪官該往何處?但事實是,香港只佔中國經濟的幾個巴仙,論到數字,甚至遠遠不如日本,如果中國連日本也可以杯葛,香港的經濟有何能力說成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相反,中國卻是香港經濟的命脈,如果香港沒有了中國,我們的經濟將是災難性的打擊。第二個謊言是有關旅遊業,說自由行只佔了香港的G.D.P.的5%,所以並不重要,云云。但是首先,G.D.P.是有乘數效應的,如果喪失了自由行的5%收入,有關行業的人的收入減少了,也會連鎖反應地減少了香港人的本土消費,所以這5%的影響力可能是10%、15%,甚至是20%。再者,香港其他的95%的G.D.P.一部份是金融、一部份是地產、一部份是塘水滾塘魚的本地消費,而自由行的5%,則是聘請了大量本土工人的消費零售業,也是大量中小型企業的命脈,而且更是外來的「生水」,其重要性絕非是表面上的5%的G.D.P.可比。激進反對派故意矮化了中國經濟對於香港的重要性,是反智的、民粹的,也製造出不少誤導性和愚民性的言論。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經濟至關重大,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是一個大前題,如果連客觀的事實也?煞了,其餘的理性討論,也就不用談下去了。

理性的事實是﹕中港融合,在經濟上,在貿易上,都是沒有問題的,反對者都是沒有理據的。可是,問題在於,中港的融合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不是在經濟,而是在人口。換言之,貨物來往、金錢來往,都是好的融合,絕對不應該反對,可是現在的問題卻是在於,人的融合。

事實上,香港人反對的和恐懼的,主要並非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而梁振英昨天提出了香港人在內地的工作、經商、旅遊和生活,這是文不對題,因為香港人一直慣了在內地來去自如,這並非香港人關心的問題,因為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是希望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也不變的。但是對於內地人來港,他們本應是沒有這個權利來港。在以前,來香港,不論是工作、還是經商、以及旅遊,都不過是一小撮特權分子的特權,但是自從自由行以來,不停擴大內地人來港的權利,令到大量本來沒資格來港的內地人,變成了自由進出,這就刺激到了香港人的神經。

換言之,所謂的中港融合的問題,經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之後,已經窄化到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內地人進入香港的權利問題。其中有一部份是合法的移民,例如內地菁英來唸書、打工,但是會同香港的青年爭奪政經的資源和上位機會,內地的家庭團聚新移民,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壓力,雙非孕婦是企圖以非法手段,去把子女變成香港的居民,自由行扯緊了香港人的住屋、購物、社會環境,冒犯了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總括而言,中港融合,並不在於經濟,而在於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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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的謊言,強積金的可恥

我們早在日前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強積金作為香港規模最大的基金,其總體投資成績必然也受到香港的經濟增長所影響,不可能高於本地的平均經濟增長。換個說法,假如有一位香港股神,其投資成績更勝於巴菲特,別說是一年30%回報,一年100%的回報,也是邏輯上可能的。可是,強積金作為一個代表了三百多萬香港打工作的基金,其投資總成績不可能高於香港的經濟增長。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強積金的投資成績高於香港的增長,那麼,錢從何來?莫非錢是無中生有,可以白白的從上天掉下來的嗎?

以上的分析十分簡單,基本上是常識了,但是政府的袞袞諸高官,以及議會的袞袞諸代議士,居然好像沒有人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也沒有人從這個簡單得好比一加一等如二的道理清楚的告訴市民。大伙兒夾定起來,一起欺騙三百多萬打工仔的血汗錢,沒有一絲一毫的反省。

正因為我們對強積金的回報率分析,已經有了上述的基本概念,所以當消費者委員會公佈,在過去年間,強積金的回報率表現最好的是5.81%,表現最差的是-14.04%,在341隻可提供比較的數據當中,有159隻基金「見紅」,錄得負增長,我們反而不覺得奇怪,反而認為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強積金如果虧本,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因為錢都給投資高手賺走了,反而,強積金如果能夠跑贏大市,才是奇事,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這麼多的高回報率,可供強積金去賺這個錢。

姑不論那一隻年回報率是-14.04%的強積金是哪一隻,因為,如果以5年的回報率去計算,這筆血汗錢已經不見了一半以上,可算是一場慘不忍睹的悲劇。就算是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是有5.81%的平均回報率而已。現在且讓我們去到消費者委員會所舉的例子﹕由35歲開始供款到65歲,每月連同僱主供款部份,共供款2,000元,每年平均回報率5%,基金收費為1%,不包括通脹因素。在30年間,總供款達72萬,在複息效應之下,退休時,可以得到累積金額約139萬。

對於消委會的這一個「例子」,表面上好像沒有甚麼,但正如廣東人的俗語︰大話怕計數。這些謊言,比之寶藥黨也好不了多少,只是用來騙騙無知的婦孺,可不能欺騙到明眼人。5%的投資增值,加上1%的基金收費,換言之,即是6%的平均回報。在香港這個地方,在近幾年,有哪一年的經濟增長是超過6%的?消委會這6%的回報率,究竟是從何計算而來?莫非是上天恩賜,或是用魔術變出來的錢?再說,如果在過去5年,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能得到除開支後5.81%的回報,而最差的回報率則低達-14.04%,而消委會竟然假設大部份的強積金投資者的投資成績,居然可以接近成績最好的那一個基金,如果說這不是騙人,那就一定是幻想了。

對於強積金,我們的忍耐力已經到達了最高點,也沒有任何額外要求了,甚至不要求其回報是不是合理了。我們只要求政府還給我們一個公道,就是說老實話,不要說謊欺騙廣大的市民,尤其是不要說這一些連小學生也騙不到的謊言,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有關的官員們也似乎做不到。如果要更進一步,我們則要求取消強積金,用定期存款來代替這些騙人的基金,用固定的回報來代替可恥的謊言,這,應該不是過份的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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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不一定至高無上,地方法院不用理政治因素

香港人人都應享有言論自由,但是梁愛詩身為前任律政司司長及行政會議成員,現任人大常委,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份特殊,所以她的言論自由也該受到限制,而必須慎言謹行,而不能隨便胡亂發言,這是彰彰明甚的。她在上個星期六,以居港權案作為例子,指出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認識不足,登時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反響,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甚至罕有地發出聲明,質疑梁的言論干擾了司法獨立。

這個故事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去看﹕第一,梁愛詩的做法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干擾了司法獨立。第二,梁愛詩的說話內容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第一點,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言,由於梁愛詩的尊貴身份,她的言論有著政治化了的影響力,所以她的言論自由是應該小心從事的。所以,我們認為,她的說話肯定是影響了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指控,是對的,是有根據的。

現在再深入一點去討論,討論的是一個極少人會去討論的問題﹕究竟影響司法獨立,是對,還是不對?是可以,還是絕對不可以?

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之下,人們試圖影響司法獨立,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有例外呢?舉一個例子,在年前包致金法官侄女的襲警案中,引來了市民的大肆評論,司法界的人也認為是干預司法獨立,但是,如果連市民也不准談論司法案件是否公允,「司法獨立」這塊招牌未免太大,大得要人噤聲、大得壓死人了,這當然是除了司法界的人,沒有人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當然也有司法界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正如教師認為他們應有絕對的權威和專業知識,警察也永遠不會認為自己的警權過大,這也是無須辯駁的。

以上的分析證明了,司法獨立的膨脹化,有可能導致司法權過大。但這只是理論如此,究竟香港是不是司法權過大,暫且不論,我們在這篇分析文章的大前題當中,只是指出有這個可能性,便已足夠。

正是因為司法權獨立的可能性不容抺煞,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爭權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在外國,也不是有政府高官,或者是有議會成員,公開批評司法機構,也是屢見不鮮的事。

因此,在第一點之上,理論性的結論是﹕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但也絕對不是好得神聖到不可以冒犯的。干預司法獨立,多半是壞事,但也並不盡然,如果這個司法制度真的搞到天怒人怨,又或者是干預者道出了大部份市民的心聲,這種干預,就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梁愛詩的言論,顯然不屬於好的干預。

現在討論第二點了,梁愛詩的言論,究竟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香港自從回歸以來,整個法律界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不知自己的定位何在。在以往,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整個司法制度的頂端,是在英國的樞密院,香港的律師和法官很安然地、很習慣地為自己的司法定了位。但是,當回歸之後,香港的司法定位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香港的法律界直至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在梁愛詩的心目中,司法界應該為政治服務,聽從中央的指示,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這當然是錯得不能再錯的思想。在法律界很多人的心中,法官應該自由心志,不應該聽從任何的政治立場,在殖民地的司法制度,這向來就是正確的思路,但這只是一個經過了矮化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的狹隘思想。實則上,每一個國家,包括了所有司法獨立的西方國家,其法院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司法要獨立,但是又要為政治服務,這條界線應該是怎麼劃分呢?答案是﹕在所有的法院中,法官都應該憑藉自由心志,根據法律條文來作判決,根本不應考慮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法官是不應考慮政治的,就這一點而言,法律界的想法是對的。

但是,在每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判決時才可以考慮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並且以此為理由,去作出判決。每一個法院,都有著不同層次的司法思維,有的高層次的想法,在低級的法院,連想也不能想,但是在最高級別的法院,則是準則之一。在香港固有的殖民地法院,法官們的思考根本不及這個層次,所以其思想永遠停留在殖民地法院之上,這是不夠水平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像梁愛詩所說,法官都要對特區和中央政府有所認識,這也是不對的,因為這等於叫茶水部阿嬸都要認識整個董事局的老闆們的想法,如果連茶水部阿嬸都要揣摩大老闆的心意,才能辦事,這間公司一定是全公司皆全力拍馬屁,甚麼都做不了,只有倒閉收場。

簡單來說,在香港的情況,法官只能按照條文去判案,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等等,是只有終審法院這個層次的法院,才是唯一有資格和有責任處理的。當然,香港的終審法院在判案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高層次的司法因素,這是香港法律界在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之下,長期「扮矮仔」的結果。但這只是香港終審法院的水平問題,但是至今為止,香港的每一個法院,作為「殖民地法院」的水平,是維持很高很高的水準的,也是完全稱職,根本用不著梁愛詩去指指點點。事實上,按照坊間對梁愛詩本人的評價,她的道德與人格水平無疑是很高的,但是其對司法制度的知識水平,恐怕就差強人意,不大夠有資格去批評司法界,單單從她在1999年,以可笑的「公眾利益」為理由,釋放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便已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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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不再是長者,強積金變成自由行

在昨天,我們指出強積金是不可行的,現有的和政黨提出的退休保障計劃在精算上是計不通的,所以從政府到政客都是在欺騙廣大的香港市民。然而,破而不立並非我們的風格,當我們戳破了強積金和所有的退休保障計劃的不可行之後,也有責任另外提出一套新方案,以供讀者、市民、和整個社會的參考。

在1956年,有一首流行曲,由Doris Day主唱,風行直至今天,名叫《Que Sera Sera》,內容大致是這樣的﹕「當還是小女孩時,我問媽媽,長大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很漂亮?會不會很有錢?媽媽温柔地回答我﹕無論將來是怎樣,未來是無法預料的……」

所謂的退休保障,簡單點說,就是為不可預料的將來去未雨綢繆,而預算的時間可以高達四十年以上,這當然是不可避免,會有偏差的。試想想,在1972時,去為今天的情況來作打算,這其中的偏差會有多大?這四十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顯然是在四十年前,就是最最聰明的人,也無法預測得到的,何況還要作出未雨綢繆?當然是難上加難了。

正是因為未來的不可預測的,所以我們不能夠單單靠著「用者自付」一項單一大原則,來供養退休的長者,而是必須雙管齊下,即是一方面使用隨收隨支的老人金制度,也即是現有的生果金、綜緩,以及建議中的長者特惠津貼,作出一個全面性的計算和計劃,而不是像現時般,新加一塊,再又加上一塊,架床疊屋,用幾個津貼去做相同的事情,沒有一套統一的、全面的系統,去統御所有的敬老扶貧計劃。

隨收隨支的長者福利,出自政府的庫房,只是提供長者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長者要退休生活過得富足,除了隨收隨支的政府支出之外,還得靠著「用者自付」的方式,去儲蓄供款。

現有的強積金制度,是把政府的供養責任,轉移到僱主和僱員的身上,而到了最後,則羊毛出自羊身上,變成了全由僱員承擔,因為僱主在精打細算之後,自然會以凍薪來作出相應的調整,而在近十多年,香港打工仔的薪水幾乎沒有寸進,原因有很多,但是「強積金效應」是不可以低估的。

我們昨天提出的退休年齡問題,是非得解決不可的,因為在計算方面,根本計算不通,尤其是當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去唸書,以四年大學、平均入學率20%計,再加上其他的專上學院,工作年齡又已經縮短了一年以上,現時的60歲退休制度,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正如我們昨天所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不容我們去逃避的﹕40年的工作時間,如果單靠付出10%薪水的強積金,並不足以供養22年的退休生活,而且,香港人的平均壽命還將延長下去,這也是不可改變的大趨勢。

一個人要幾多歲退休,在自由社會,是自由的選擇,政府無法強迫。但是,政府的政策對於民間,有著指引性的作用,如果政府把公務員的退休時間逐步順延五年,即是推到65歲,對於退休保障的精算,便可行得多了。由於要把退休時間順延五年,並非一日可以做成,而必須逐步的推行,例如說,五年後推行,每3年增加1年,即是5年後變成61歲,8年後變成62歲,11年後變成63歲,餘此類推,才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的震撼。因為推行需時,所以立刻就要作出行動!

至於強積金,我們一直以來的建議,就是把它視作一項強迫儲蓄計劃,而不是一個強迫投資計劃。市民的這一筆強積金,不只可以投資基金,還可以選擇定期存款,買大型藍籌股,甚至是作為買樓首期的一部份(如果事主另外也付出了一部份的本金,賣樓時可以按佔股比例本利拿回),因為很多人的退休計劃,就是把自住的房子賣掉,就可以吃用很多年了。為免市民拿這筆錢來作頻密炒賣,政府也不妨限制,每兩年才准「進出」一次。但是最好的「投資」,很可能還是認購政府的i-bond!至於這筆「強積金」,則不妨放進一個銀行的特別戶口,每月規定了錢進去,但卻不准提出來,買賣投資,銀行代為保管安排。

此外,為了鼓勵市民儲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個稅務特惠﹕如果市民自願把一部份的收入存進這個「新強積金」戶口,可以得到稅務減免,最高的可以把總收入的5%,或上限1至2萬元,享受到這個免稅的優惠。加拿大便有一個類似的計劃,可供參考。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有一個金融服務界的候選人,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簡單點說,我們的想法,就是把長者重新定義,因為今日的醫學昌明,60歲的現代人精壯得好比中年人,根本不能算是長者。這樣想、這樣說的人,根本就是看扁了這些中年人,也會對社會構成了莫大的損失!香港成立特區以來,一共有三個行政長官,最年輕的梁振英也58歲了,莫非要他兩年後便退休嗎?另一方面,把強積金釋放出來,鼓勵他們儲蓄,讓市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財富,這才是莫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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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ct-2012 MP)

強積金是暴政,港政府在騙人

在社會中討論多時的強積金半自由行,將在下月一日正式實施,而積金局乘著這個機會,也加強了對強積金的監管,例如說,對中介人的法定規管制度,亦將在下月生效,其中包括了引入註冊制度及訂立操守要求,如果非註冊人士去推銷強積金,將會遭到刑事檢控,如果是註冊人士銷售強積金時,沒有遵守操守要求,則會被罰款,或取消註冊,視乎違規的情況而定。

強積金半自由行,相比起先前的硬性規定由僱主去決定,這是增加了彈性,對於打工仔、對於供款者,是好事。政府的加強監管其銷售,也是好事,畢竟,強積金的銷售牽涉到天文數字的數額,現行的監管制度已被證明了漏洞多多,所以加強監管,對市民也是一項德政。換言之,以上的兩項政策,都是好事,改善了現有的制度。如果要我們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這好有一比﹕就像是一個仁兄,每個月都遭到重重的劈上了一刀,在以前,是任由人家去劈,劈後流血不止的。現在情況改善了,被劈者可以自由去選擇操刀者,那就可以選擇一個力度沒那麼大的,希望劈出的傷口沒那麼深,更為仁慈的是,對於整個劈傷的過程,政府都有法例監察,不會令到傷者的傷勢比預期為重。

如果同先前的任劈任流血的情況相比,政府的新政策當然可以算是德政了。但是其為劈者、市民為其傷者,則一也。是的,我們的意見是,整個強積金制度,是特區政府的兩大暴政之一,另一個就是地產霸權。說穿了,這是一個「率獸以食人」的荒謬制度,所謂的「獸」,就是金融界和基金經理,以及銷售強積金的經紀,政府強行剝奪了市民的金錢,以供養金融界這些巨獸,這顯然是不公義的。

從來沒有一條政策,令到香港市民如此反感、如此反對,竟然會在政府和議會通過的。這是因為政府、立法會的政客、所謂的經濟專家,所聯手泡制出來的不義法例,正是「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組成」,究竟這些專家之言,這些統計數據,能不能贏過市民的民間智慧?今日的香港小市民,無不對這個俗稱的「強迫金」怨聲載道,為甚麼呢?因為所有的小市民都不相信強積金真能保障到他們在退休後的利益。從這一點之上,我們站在民間智慧的一方,同意是政府、政客、和所謂的經濟專家們站成一起,強姦了民意,一起坑了香港市民。

隨著人口的老化,政府為了減輕退休人士福利的負擔,實在有必要制定長遠的措施,這種想法是正確的。但是,這就像病人要吃藥,這也是正確的,但是吃藥的先決條件,是吃正確的藥,才能治到病。強積金就是一劑黃綠大夫開的藥,甚至是神廟開的神茶,根本就沒有作用,因為強積金沒有作用的同時,反而減低了市民的消費,令到經濟更加受到打擊,市民的受入也受到了影響,這好比吃錯藥,反而會加劇了病情。而政府的說法就是不停的喃喃重覆說著人口老化,所以必須有強積金,這就像一個文盲老婆婆,不停說你生病了,所以必須喝神茶。然而,生病是事實,但喝神茶只會令病情加深,這些簡單的道理,每個市民都懂得,所以每個市民都反對強積金,就只有文盲老婆婆不懂得,還要硬灌市民喝下去。更有甚者,有的人相信了文盲老婆婆的說話,以為神茶真的可以治病,這就像真的相信了強積金的數目可以令人安享晚年的人,到了退休之後,發現強積金的表現甚至連通脹也比不上,這就好比吃了神茶多日,病情越來越重,終於吃得一命鳴呼!

其實,所有的退休金計劃,包括強積金在內,也包括很多政黨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都是騙人的,經不起科學的精算。香港男人的平均壽命是78.9歲,女人的平均壽命是84.9歲,加起來的平均是81.9歲。平均來說,如果一個人20歲開始工作,60歲退休,退休後還有22年好活。他每個月供款是收入的5%,供款40年,40年的5%,真的可以供給22年的退休後生活所需?說投資可以增值,那又是騙人的,經濟增長是有限的,而且眾所周知的,香港的經濟增長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不可能再回復到當年的增長速度。一個很聰明的投資者,其投資成績可能遠遠高出於經濟增長的平均數,這是絕對可能的。可是,如果說,由三百多萬名就業人士所組成的強積金戶口,其平均的投資成績可以高過經濟增長率,那一定是騙人的,因為這違反了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錢從何來?如果把經濟增長率減去了強積金的管理費用,對不起,強積金縱使不是負回報,其回報率也絕對是差強人意,甚至比不上銀行的定期存款。這也是經很簡單的分析出來的結論,用不著大堆大堆的統計數字。

總括而言,強積金是騙人的、是沒有作用的、是退不了休的,我們的目的是去取消它,而不是修修補補,是要收刀不斬,而不是為傷者包?傷口。是的,這篇社論寫的語氣極重,因為我們的確是對強積金十分憤怒,極重的語氣,正好代表了市民的心情。前文不是說過了嗎?強積金正是香港政府的兩大暴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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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敬老還是扶貧,要敬老得付代價

為長者提供額外的生活津貼,而且津貼的數目高達2,200元,是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的政綱之一,我們很高興,他終於落實了這項政綱,準備推出具體的方案。然而,這項計劃猶如梁振英政府的其他計劃一樣,也遭到了政界的很大反抗,不單民主派不肯同意,連建制派也有反對的聲音,例如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更是指出,如果有關撥款不能通過,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問題。他們反對的理由,主要是針對計劃中設定的資產審查,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一項新的津貼是不需要資產審查的。

現有的高齡津貼,俗稱為「生果金」,津貼額是1,090元,而長者的綜緩平均可以獲發4,710元,前者是不需要作出任何審查的,後者則需要作出資產和收入審查。建議中的長者生活津貼,則是在兩者之間的一項額外措施。

如果要分析這個問題,從從兩個方面去看,第一個是原則性的問題,第二個則是技術性的問題。當分析完這兩個問題之後,究竟長者特惠津貼應否設有資產審查的問題,相信便可以得到答案了。

原則是,究竟新的高齡特惠津貼的目的是敬老,還是扶貧?如果新的高齡特惠津貼的本意是生果金,主要是敬老,那麼,就應該採用生果金模式,不應設立資產審查,因為敬重長者,是一份心意,不分貧富貴賤的,當初設立生果金的目的,正是為此。

反之,如果它的本意是扶貧,那就必須設立資產審查,因為如果不設立資產審查,那就勢必有很多財政狀況優裕的老人家,可以得到這份為數頗為優厚的津貼,縱使是巨富級的人馬,只要他們願意,也是可以領取。當年的工廈大王楊耀松,不是公開承認過,他也領取生果金嗎?所以,如果這項計劃的本意是扶貧,那麼,設立資產審查就是必要的。

照我們的理解,梁振英政府的這項政策,目的是為了扶貧。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為此設立資產審查,是應當的。當然,反對者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然而,是敬老、還是扶貧,是大原則的問題,綱舉則目張,概念不清則意見變成了無的放矢,反對者如果表明其意見是這筆津貼的目的是敬老,而香港政府需要給每位70歲以上的長者,付出2,200元,這也是絕對值得尊重的意見。

第二個是技術性的問題。付錢給長者,當然是很好,而且是數目越多越好,資產審查越少越好,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付得起這筆數目嗎?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值得、願意付出這個數目嗎?

政府預計這項政策,第一年會有超過40萬人領取,付出62億元。如果不設資產審查呢?則要付出100億元,這即是說,會多出五成以上。如果以相同的支出計算,如果是以62億元作為指標,如果沒有資產審查,長者只能得到1,200元。如果是以100億元去計算,如果設有資產審查,長者們可以得到3,400元左右。資產審查對於長者的利益,對於公帑的使用,其影響力之大,顯然遠遠出於一般市民的理解之外。

如果以絕對數值計,這項新津貼已經令到社會福利開支增加14%,相等於政府總開支增加2.3%,如果再設立資產審查,政府的負擔將會更大。而在可見的將來,由於人口的高齡化,在這方面的開支將會越來越多。
所以,高齡特惠津貼的問題,並不在於應不應該作出資產審查,而是在於,我們付得起這筆錢嗎?還有另外一個,我們願意付出這筆錢嗎?這相信是要整個社會的理性討論,才能夠得出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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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ct-2012 Facebook)

對不起,我們愛莫能助,陳茂波,請你下台吧

在南丫島撞船慘劇發生之後的翌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被狗仔隊拍攝到在馬會會所一邊吃飯,一邊喝啤酒,然後在酒後駕駛七人車,兼且在酒後的駕駛態度還不很禮貌,涉嫌了跟車太貼、切雙白線和逆線爬頭等三項違例事項。要分析這宗事件的是非對錯,得從幾個角度去看。

對於梁振英政府和其班子,我們的態度一向是秉公評論,盡量公平客觀地作出批評。有鑑於梁振英本人及其班子的形象太差,而且從上任之前至之後,屢逢醜聞,但我們為著整個香港的福祉大局著想,仍然決定支持梁振英的施政,因為如果不顧一切,非得把梁振英扯倒下台,對於香港人而言,只會是更大的一場災難。而在陳茂波上台之初,已經被揭發出他在多年前曾經參與經營?房,以及在買入大角咀物業時,隱暪樓價,以暪騙印花稅。不少反對者因而要求陳茂波下台。當時我們的看法仍然是以大局為重,因為陳茂波涉嫌的雖然是不光明的醜事,但是一來他試圖辯解與己無關,二來事發已久,不妨視為當時「年少無知」,三來上一任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在做了短短的12天,便因暪騙房屋津貼而下台,政府實在禁不起再一個發展局局長的下台。也為了大局著想,我們對於陳茂波的?房和暪騙印花稅的立場是留中存疑,並且希望他戴罪立功,好好的做好發展局局長這個職位,回饋社會,正是有厚望焉。

報紙對陳茂波的報導,平心而論,有些部份是既虐且謔,從某一方面去看,是寫得有點過份了。雖然是南丫島發生了38名死、一百多人傷的慘劇,陳茂波雖然是身為局長,但是到馬會吃鹹豬手,喝兩杯啤酒,也只是正常的午餐,也屬情理之常。畢竟,雖然是死傷多人的超級慘劇,總不能要求所有局長級的人物統統都去吃素,而喝啤酒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只是很普通的生活習慣,根本說不上是飲酒作樂。總之,在慘劇之際,飲啤酒和吃鹹豬手,雖然不值得恭維,但也絕對不是錯事,而是十分正常的行為,並不值得出文嘲弄或批評。

作為一個局長,車品不好,不停的違反交通規例,那就真的是很值得去批評了。但是,這算是不光采的醜事,卻不能算成是醜聞,因此而?責他,是應該的,但如果要他因此而下台,就未免太過嚴重了。

然而,酒後駕車卻是嚴重得多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酒後駕駛是十分危險的事,這幾年來,政府更是大力打擊酒後駕駛,並且大幅加重了刑?。酒後駕駛這條罪行,對於公職人員的影響有多嚴重,從警察的守則便可知道﹕凡是警察,一旦被發現酒後駕駛,後果就是立即革職,離開警隊,是絕對沒有寬容的。在一些國家,例如日本,如果被發現了酒後駕駛,一生前途馬上盡毀,工作沒有了,也沒有僱主會再聘用,所以日本人有一個特別的職業,就是代酒後客人駕車回家,可知事態的嚴重。總括一句,就是公職人員,只要是酒後駕駛,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就算是貴如發展局局長,也不例外。

當日記者做過測試,陳茂波喝了兩杯啤酒,是稍微超過了法例的吹氣測試﹕上限是20微克,喝了兩杯同款啤酒的吹氣測試結果是24微克。然而,超過不超過,又有甚麼關係呢?本來,酒後駕駛的立法原意,就是一滴酒也不能喝,只是因為技術問題,例如說,吃了醉雞、或紅酒繪牛尾,都會含有酒精,在技術上才不得不設定吹氣測試的界線罷了。所以,在技術上,司機不能在吹氣測試中超標,但在原則上,則一滴酒都不能喝!

我們實在很愛惜梁振英的班子,支持他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也認為,如果發展局局長又下台,對於整個香港,對於700萬香港小市民,並不是好事。但是,酒後駕駛的陳茂波,還是請下台吧,因為這是原則問題。或許,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陳茂波不下台,怎能對得住那些因酒後駕駛而被革職的警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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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Oct-2012 Facebook)

數碼電台生死皆因政治,香港政府拑制言論自由

有關DBC數碼電台的倒閉,已經擾攘了多時,由於事件牽涉到言論自由的爭議,因而也牽動了不少人的神經,遂漸演變成一場不算小的社會事件。而我們對於這事件的意見,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有關DBC數碼電台的經營和倒閉,第二方面是有關香港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拑制,這兩者是應該、也必須分開來作討論的,但是,在社會上,卻明顯有把兩件事件捆綁在一起,合併評論的傾向。所以,在這篇社論當中,我們刻意再把這兩個方向分開,作為隔離事件去分析。

DBC數碼電台早在2008年已經獲得了AM廣播牌照,在2011年開始啟播數碼廣播。它的股東包括了前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資深大律師胡漢清、商人黃子欣、傳媒人何國輝,以及發起人鄭經翰本人。由於鄭經翰和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私交甚篤,同時也和當時的政務司長唐英年的關係很是不錯,而李國寶、夏佳理也是有名的唐營中人,一般相信,DBC數碼電台的成立,是有著其政治目的﹕就是為現政府,也即是當時的曾蔭權政府、以及未來很可能會當選的唐英年的政府護航,因此才有了DBC數碼電台的出現。

值得留意的是,鄭經翰本人深知胡漢清和黃楚標的親中身分,而胡漢清和黃楚標也深知鄭經翰同時是「煲呔針」和民主派支持者的雙重身分,居然也能互相合作,這顯然並非單純商業上的利益所致。事實上,數碼電台在世界上,罕有在商業上成功的例子,DBC數碼電台究竟能否賺錢,也是難說得很。我們見到的是,DBC經營了一年,經營狀況差強人意,固然,一來是由於數碼電台需要長時間的投資,在慢慢建立了聽眾基礎之後,想來經營狀況便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二來這一年來香港的經濟實在不景,當然也影響了DBC的短期經營狀況。然而,DBC的經營狀況比先前估計的為差,也應該是事實。

黃楚標指責DBC的經營狀況不佳,是事實。然而我們相信,假如在3月19日,當選的是唐英年,而不是梁振英,估計縱是DBC的經營狀況再差一倍,他也決不會停止注資,任由DBC死去。因為正如前言,DBC負有政治任務,而政治任務值得支付虧大本這個溢價。對於黃楚標和鄭經翰的爭拗,我們亦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是純屬商業決定,黃楚標只要把股份廉價出售,便可一了百了,最不濟也可以拿回部份成本,總好過任由它倒閉,血本無歸為佳。黃的不肯售股,顯然是有著非商業性的目的。

然而,從整個DBC數碼電台的大局來看,它本來是為政治而生,現在也為政治而死,也是十分正常的下場,完全不值得驚訝,這是在全世界、在所有言論最自由的西方國家,都常常發生的事。如果把這樁事件牽涉到言論自由,可未免是張冠李戴,無限上綱上線了。黃楚標作為曾蔭權和唐英年的支持者,如今其擁護的人也倒下了,這門生意在商業上又看不到前景,莫非他單單為了「言論自由」這四個字,便要一直付鈔下去?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事。

從另一方面看,DBC事件的本質雖然是政治事件,政治解決,但是,另一個問題卻是必須去問的﹕香港的言論自由,是不是正YES在收窄呢?

答案是一個字﹕yes。

為甚麼DBC事件會這麼嚴重?會受到這麼多人的關注?因為它是香港唯一的數碼廣播電台。為甚麼我們只有一個數碼廣播電台,現在連一個也沒有?為甚麼在其他言論自由的城市,電台的數目有如雨後春筍,多得數也數不清,而在香港,卻一直維持著港台、商台、新城,由三家電台所壟斷?免費有?電視台到了今天,還未可以獲得發牌,快要急死、累垮王維基了。從這些證據可以見得,香港政府一直在有意地嚴格控制電子傳媒的數目,這當然是有效拑制言論自由的攻策的體現。

總括而言,DBC數碼電台的死亡,可以說是與政府拑制言論自由無關,但是政府的拑制言論自由,卻的而且確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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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Oct-2012 Facebook)

興建人工沙灘並非必需,為存政府威信必須上馬

香港由於地少人多,水質一向不佳,而在2011年,龍尾灘的水質經過了大腸桿菌測試,水質被評定為「極差」。然而,政府正在進行渠務改善工程,相信在工程完結時,水質情況將會改善。所以,政府決定將龍尾灘人工沙灘的計劃上馬,而對於因舖設人工沙灘的生態損失,將會興建一座生態教育中心,以作補救。

無論如何,興建生態教育中心是一件好事,最少可以教育一下市民和小朋友,生態平衡的重要性,也令到他們可以學習到龍尾灘固有的生態環境和生物種類。但很明顯,標本並不等於生物,博物館也不等於生態環境,用生態教育中心來代替原有的生態地區,是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做法,只是在政治上轉移視線而已。

然而,我們並不介意政府為了政治問題,興建一間轉移視線的教育中心,問題的癥結只有一項﹕政府應不應該把龍尾灘人工沙灘計劃上馬,毀滅了原有的生態環境?

根據政府府的資料,康文署轄下的泳灘,在2011年其有超過1,100萬人次使用,而香港的41個公眾游泳池,只有900萬人次。很明顯,在泳灘遊泳的樂趣,可以堆沙,可以日光浴,可以有大片空地來作群體活動,更可以望到一望無際的水平線,其樂趣遠遠非泳池可比。因此,每年享用公共泳灘的人數,還有7%至8%的升幅。正是由於市民對公眾泳灘的需求,政府才有興建新的泳灘的需要。前述的41個泳灘,分別位於南區、離島、屯門、荃灣、西貢等五區,但是,有125萬人口的沙田和北區卻並沒有任何的泳灘,其居民要想享用泳灘暢玩的樂趣,便只有長途跋涉地去到另一地區了。

龍尾灘名雖為「灘」,但卻不是天然可供游泳的沙灘,而是一個生態生的泥灘,必須經過大規模的舖沙基建,才能將它改造成為泳灘。然而,顧問公司找出了139種瀕臨絕種生物,包括了雙斑舌蝦虎魚、星點多紀魨、乳突蝦虎魚三種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中列入瀕危物種近危類別的魚類,也有豹鰨和北方沙鰍等稀有物種,而反對人工沙灘生態價值反對計劃的香港自然生態論壇網民,則在龍尾灘發現了近200種生物,包括被日本列為瀕臨絕種的昆蟲錨紋虎甲粗刻亞種,被《中國物種紅色名錄》列入瀕危級別的大螻蛄蝦。

建造供公眾使用的沙灘,是好事,破壞生態環境,是壞事。在這好事和壞事之間,如果必須要作出一個抉擇,應該如何取捨呢?

我們知道,很多建設,都難免會破壞生態,如果因為害怕破壞生態,因而甚麼都不建設,那就是因噎癈食,政府甚麼都做不了。可是,政府也不應該為了建設,而盲目的破壞生態。這兩者的平衡點,在於這項建設的必要性﹕如果它是非建不可的,破壞生態,也沒有法子,如果它並非必需品,那就需要三思了。以興建機場的第三條跑道為例子,我們一向的立場是贊成興建,並且促請它快點上馬,因為第三條跑道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基建,為了它,破壞一點生態環境,也是在所不惜。問題是,興建沙灘,是否有其必要性呢?

沙田和北區的居民沒有沙灘可用,的確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可是,世界的大勢所趨,是沙灘已經漸漸變成了奢侈的玩樂,而人們主要的游泳地方是泳池,也是大趨勢了。這好比海魚固然很好吃,但是養魚卻是大趨勢,漸漸地,海魚變成了奢侈的食物。這固然十分遺憾,但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因為海洋生態已經因為人類大吃海魚,日漸失衡,人們減少吃海魚,多點吃養魚,正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方法之一。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見得,我們並不喜歡龍尾灘興建人造沙灘,因為在沙灘游泳並非市民的基本權利,並非無此不可的。但是衡量過所有的客觀條件,我們仍然被迫痛苦地支持政府對人造沙灘上馬的決定,這是完全是為了政治理由。

在政治上,龍尾灘的計劃已經完成了公眾諮詢、環保評估、城規會的法定程序,又已經過了立法會財委會的撥款,如果現時叫停,那麼,今後的政府豈非甚麼都不用幹?換言之,這是體制的問題,我們為了保持政府的威信,這一次的興建人工沙灘,必須支持政府上馬,因為如果「叫停」這個先例一開,以後政府就是想做一些對整體市民有利的工程,只怕也不容易了。更何況,興建人工沙灘,供125萬名市民享受,雖然破壞了生態環境,畢竟不能算是一件壞事,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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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Oct-2012 Facebook)

調控樓價新措施﹕有效,但作用不大

當我們聽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昨天有關最新的調控樓市新措施,作為一個小市民,第一個自然反應就是痛罵他一頓﹕「司長先生,你兩年前唔係咁講既?!」然而,我們也是理性的,必須盡量收起個人的主觀情緒,在下評論之前,把「不惜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司長前言論統統忘記掉,不去翻他的舊賬,否則這社論將會變成了一篇力數財政司司長在過去的種種錯判和錯誤政策的文章,雖是為廣大的市民出了一口怨氣,但卻沒有積極和向前看的意義。

今日樓市的泡沫性亢奮,底因是供應不足。香港大約每年增加7萬人,而近幾年來,每年新增單位不足1萬個,單單比較這兩個數字,就知道供應是嚴重不足,供求嚴重失衡,就算是只有小學程度,相信也知道樓價必然會急升不停,也只有上一代政府,從行政長官曾蔭權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不起,一說到這個話題,我們作為正常小市民的火氣就來了,忍不住又要翻舊賬。既然是供應嚴重不足,樓價必然會上升,這是變不了的真理,因此,不論政府怎樣使出招數,都只是一些行政措施,可能會壓抑到樓價,令到樓價的上升得沒這麼快,卻不能改變到其供求失衡的客觀事實。

如果問,昨天政府公佈的政策有沒有用?答案是﹕有用,但是用途不大。因為任何對樓價的行政措施,都只能解決到樓價的問題,那是價格的問題,也即是分配的問題,也即是如何分餅的問題。然而,香港房屋政策的真正問題,卻是如何把餅做大,因為我們的平均居住面積,在先進城市之中,是全球最低。而如果要把餅做大,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增加供應量。
根據昨天財金官員們的說法,在未來的三、四年之內,將會有6.5萬個單位推出市面,大約是每年不足2萬個,然而,相比起每年大約7萬人的人口增加,這只是僅僅足夠而已。但毫無疑問,這個數字至少可以令到樓價的供求處於平衡,但是,市民要想改善居住環境,在未來的三至四年,還未見到曙光。

說回最新的調控樓價措施,在短期而言,應該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因為內地買家佔了新樓盤的19.5%,新增的買家印花稅,加重了其購買成本,相信可以有一定的阻退作用。在記者招待會中,有記者問到,內地人士在香港的炒樓情況,財金官員回答說沒有數據支持。而我們照「民間觀察」,內地人來港買樓,原因多半是要把資金撒離內地,說是搶買了香港人寶貴的土地資源,猶可說是事實,但是說內地炒家在港炒樓,恐怕人數不會太多。

此外,進一步增加特別印花稅,相信也會有利於減低炒家入市的意欲,從而令到流入的資金減少,減低樓價的上升動力。也有記者詢問﹕這會不會令到出售樓宇的二手供應量減少,反而會扯高樓價?財金官員們語焉不詳。然而,這問題其實不難回答。當進一步增加印花稅時,成交量會大為減少,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地產經紀行業,但是對於樓價的影響,主要是買賣差價會增加,可能有的會廉價成交,有的則會高價成交,因為在成交減少時,喪失了樓價的信息,有財力去長期等待、有充足的價格信息的資深投資者,將會更佔優勢。換言之,這一招抽走了資金,將會令到樓價稍跌,但是影響力不會太大,副作用就是大幅減低了樓市的價格信息,不利於意圖置業或出售樓宇,但信息不足、或急需套現的小市民。

要詳細的分析政府的房屋政策的利弊得失,得再寫一篇長文,才可以把解釋清楚。而就政府昨天所公佈的兩招而論,我們的結論是﹕有效,但是效用不大。不過,這兩招卻證明了政府對於壓抑樓價的決心,這令到我們相信,假如樓價再升,政府將會不停的出招,從而製造出市場的預期,對於短期抑制樓價的升幅,當然是好事。但正如前面所言,所有的行政措施,都不過是如何分餅的問題,只有增加供應量,才是做大個餅的正途,這當然是得看長期政策,如果單看一天半天的樓價波動、或行政措施,因而便作出分析,這是不負責任的評論。雖然社會上有很多這種以短期論長期的不負責任言論,但是我們是不屑寫這些不負責任的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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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Oct-2012 Facebook)

全民退休是長期計劃,硬推已成既定政策

根據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說法,反對者不應把以扶貧為目的的長者生活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掛鈎,而政府亦不會就這反對而屈服。這句話,有著幾個層次的分析方向,關係著整個政府的施政方向,和反對派對政府的路線鬥爭,我們在今天,就是準備從這幾個不同的層次,加以討論和分析。

第一點就是,林鄭月娥把長者生活津貼,一口咬實是扶貧的措施,但是在反對者的心中,很明顯地,是認為這是退休的計劃的一部份。因為,如果是扶貧,那就當然要資產審查,但如果是給市民退休的福利,那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

從道理上看,扶貧當然要比退休要來得優先,然而,反對者的最大理由,不過是咬著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不放,認為梁振英必須履行競選承諾。這番言論,在表面上當然大有理由,但是從實際上的運作而論,不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士家,所有的競選活動,當選者是從來沒有過100%履行競選承諾的,因為在他們當選之後,往往發現,實際的情況遠比想像中更為複雜,說說口號十分容易,但要真正的完全去實行,在技術上並不可能,如果真要硬推,以「履行競選諾言」,對於整個社會,反而是一場災禍。

作為一個執政者,當然不可能硬生生的把先前的政綱吃回肚中,公然違反競選承諾。但是我們作為理性的市民,有時也實在難免要「體諒領導苦心」,容許他在實際推行時,作出有限度的「彈票」,而大前題是這「彈票」仍然是基於公眾利益。而把長者生活津貼設定資產審查,是屬於「局部性的彈票」,但仍然不失為理性,也有有效的避免了浪費公帑,所以我們是支持的。

正如我們一直以來的大方向,全民退休保障是必須實行的,也是現任政府的一個大挑戰,決計不能迴避。但是,全民退休保障是一個長遠性的大計,需要整體性的諮詢,參考大量的外國經驗和統計數據,專家學者的深入研究,長時間的社會討論,才可以作出的一個結論、一個長期性的計劃。如果見到這一筆優厚的長者生活津貼,便猴急地欲以全民退休保障的名義,把它納入「旗下」,這顯然是錯誤的思維。換言之,長者生活津貼是一回事,全民退休保障又是另一回事,後者要想成功推行,必須是一個整體性的計劃,如果把現時任何有關長者的津貼和補助都納進還未出現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只會是張冠李戴,把問題變得複雜化,反而縛住了未來的全民退休計劃的手腳。

林鄭月娥決定把長者生活津貼硬闖立法會,看似是不恤民意,不懂妥協,但也是沒有法子的法子。在今日的政治局勢之下,政府推出的每一項重大方案,不管是好還是不好,不管是合理,還是不合理,總之都一定會有激烈的反對之聲。如果政府必待調合了大部份的反對之聲,才來推行政策,這個政府將會淪為曾蔭權政府的翻版,甚麼也做不了。但是在今日,香港市民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已經是忍無可忍、等無可等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今日梁振英政府的做法,將會是每一項政策都會硬推而出,強行闖立法會之關,因為反正每一條政策都會有人反對,都會有人批評,都會有人冷嘲熱諷,如果政府不採用硬推政策,那就甚麼都不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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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Oct-2012 Facebook)

香港獨立是漸進過程,縱成功也是美國附庸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在活動中舉港英旗、叫「南京條約萬歲」,是與《基本法》對着幹,是叛國罪,要立法禁止。不管你同意他的說法也好,不同意也好,事實是,港獨的思想和行動的確是正在快速蔓延,這是有目共睹,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猶記得在兩年前,「港獨」仍然不過是地下思想,並沒有公諸於世,所以才有「隱性港獨」這個詞語,而在當時,很多「涉嫌分子」還在否認其事。但是在今天,香港已經有了公開討論和宣傳港獨的專頁,也已經有人在大開以港獨為主題的研討會,在公開場合中,也有人在揮動代表港英政府的龍獅旗,這都是歷歷可見的事實了。

有一些人說,這些行動,都不過是表達言論自由的方式,也沒有真正甚麼真正的行為,去進行香港獨立的活動。也有人說,香港的真正獨立是不可能的,大家希望的,只是增大「港人治港」的自治權而已,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以上的說法,可以分從兩方面去探討﹕第一,香港人有沒有爭取獨立的自由。第二,香港有沒有爭取獨立的可能性。

我們先解釋後者,再解釋前者。

獨立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蹴可至的。不可能說,我爭取獨立,成功了,明天便獨立了。這是不可能的。以科索沃為例子,便是從1999年的擴大了自治權的自治政府,終於2008年正式宣佈獨立。在伊拉克,北部三省的庫爾德人自治區,也相當於一個準獨立國家了。

因此,如果要爭取香港獨立,也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做到。那些認為香港不可能獨立,或者是只是叫叫口號不算搞獨立,又或者是說只是要爭取更大的自治權,而不是搞獨立……以上種種,都不過是偷天換日的概念,因為,這些行為的確沒有爭取獨立,但卻是朝獨立的方向走進了一大步。從這方面看,說他們是「港獨分子」,的確沒有錯,是正確的描述。

毫無疑問,在這一兩年間,港獨的思想和行動快速蔓延,如果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不消多久,獨立運動很快就會正式的、大規模的展開了。

好了,現在輪到第二個問題了,香港人有權爭取獨立嗎?

有的人說,這是人的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也有的人說,這是喪心病狂,天地不容。我們見到西方世界,例如美國和澳洲,甚至有人自己獨立成國,把家裏變成一個國家,只要他沒有觸犯法例,政府也沒奈他何。也有人認為,只要透過正式的公投,獨立就可以有其合法性。

獨立不獨立這回事,在歷史評價方面,是成王敗寇,假設獨立不成功,獨立分子便受到萬人唾罵,假設獨立成功,他們就是愛國英雄了。我們並非愛國的全國政協劉夢熊,所以並不會慷慨激昂地去評價這件事,只是客觀地提出一些必然發生的事實,讓讀者自己去解讀和分析。

要造成香港獨立的土壤,必先做到三件事﹕去中國化、癱瘓特區政府、分化香港人。

反對港珠澳大橋、反對高鐵、反對內地人來香港,就是去中國化的具體表現。這做法可以有效的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分區分開來,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副作用就是會嚴重的影響到香港經濟,畢竟,中國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所在。此外,要另立一個獨立的新政府,癱瘓現政府是必不可少的過程,因為現政府不丟,新政府不來,必須要市民對現政權完全失望,才會民心思變,才會變成擁護獨立。最後,由於所有的獨立運動,都會有統派和獨派之鬥,把香港人分裂成兩塊,把統派妖魔化起來,一來可以藉著鬥爭「敵人」、「港奸」,來鞏固自己的團結,二來可以把自己的形象變得更鮮明,才能夠把獨立變成一個正義的議題。

簡而言之,獨立的先決條件,是要付出﹕香港人要勒緊肚皮,接受經濟倒退,也要香港政府癱瘓,甚麼也做不了,更要香港變成了一個戾氣之都,到處都是不滿和政治鬥爭。從獨立的角度看,這是必不可少的陣痛,如果從客觀的形勢去看,這個陣痛最少得要經過十年。不過我們也不妨反過來看,就算獨立失敗了,難產了,這至少十年的陣痛也是免不了的,因為獨立運動已經無可逆轉地開始了。

最後,我們得說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一個政治學上的常識﹕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像香港這種小城市,只能庇托於一個大國,成為附庸,才能「獨立」。

第一個可能性,是中國自願放棄香港,那就是當年馬來西亞聯邦自願放棄新加坡的模式,這時候,香港從中國的自治區,變成了附庸國。李光耀說過一句名言﹕如果馬來西亞要新加坡重新併入,新加坡隨時歡迎。這就是政治現實。

第二個可能性,是中國不自願,但形格勢禁,不得不放棄,然後香港獨立了。這個情況,和前述的科索沃和庫爾德差不多,背後必須有一個大國的支持和操盤,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美國。換言之,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的撐腰和支持,香港的獨立運動也許可以沒完沒了的長期鬥爭下去,但就算鬥爭一百年,也獨不出一個立來。當然了,如果鬥爭一百年,香港也會亂足一百年,這就是後話了。

所以,結論是,如果香港要搞獨立,需要的是十年以上的陣痛,就是成功了,也不過是脫離了中國,成為美國的附庸。當然,有的人會認為,當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或者是當庫爾德自治區的庫爾德人,當美國的附庸,也總比當中國人為佳,這又得人們用自由心智去抉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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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Oct-2012 Facebook)

制定正確房屋政策的十點大原則

政府制定房屋政策的最大難題是,社會上充滿了婆婆媽媽的說三道四,而這些婆婆媽媽的說三道四,不盡正確,甚至可以說,是錯誤連篇。因為房屋政策是長線的,必須以十年來做計劃的目標單位,而這長遠的計劃,需要的是理論知識和參考大量的中外歷史經驗,才能製定出來。然而,在社會中的大部份評論,卻永遠是頭痛只看頭,腳痛只看腳,因為缺乏對樓價的基本知識基礎,也沒法子看出頭痛和腳痛的底因來。更有甚者,這些社會上的呼聲,往往是短視的,對於需要長時間來策劃的長期計劃,卻要求以月計的時間來速成,結果是在這15年間,政府的房屋政策隨著短視的民意而制定,結果就是一場又一場的災禍,沒完沒了。

所以,在今日的社論中,我們將會列出政府制定房屋政策的十條基本原則,正是綱舉則目張,房屋政策應該要依照著這些基本原則去制定,才能在長遠上,為港人謀求到真正的幸福。

房屋政策是長遠的計劃,因為從規劃,到發展地皮,以至蓋成樓宇,需要的時間最少在五年以上,所以房屋政策要有一個以十年為期的長遠計劃,就像當年的港督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當然,所謂的十年計劃,並非定後一成不變,而是要定期檢討。

房地產的價格是分配問題,是如何分餅的問題,而房屋供應則是居住問題,是如何把餅做大的問題。政府的房屋政策重點,在於把餅做大,如何分餅只是其次。換言之,政府的房屋政策應以改善市民生活環境為目標,所以,房屋政策的指標,應該是以人均居住面積為中心,而政府應該定期公佈這個指標,制定長遠的房屋政策時,也應該以增加人均居住面積,而不是增加多少個住宅單位。道理很簡單,這正如計算G.D.P.時,得以人均去去計算,因為不論增加了多少個單位,如果人口有增長,或者增加的是縮水或發水的鞋盒公寓,人均居住面積只會減少。我們已經被政府的數據欺騙了很多年,不能繼續被騙下去。我們要的數據是﹕人,均,居,住,面,積。

在曾蔭權政府的治下,所謂的樓價「健康」,是以按揭比率和供款佔收入比率去作為指標。但這只是代表了樓價在金融角度的「健康」,而不是在分配或居住方面的健康。如果是居住方面,是前面說的人均居住面積,如果是分配方面的,指標應該是供樓佔收入比率。

但這並不代表,價格並不重要。房地產價格暴升暴跌的本質,並不是上車或居住,而是在短時間製造出大規模的貧富不均。房地產是社會最大的資產體系,一升一跌之間,就會製造出大量的資產轉移。由於擁有大量房地產的人都是富人,窮人則不會擁有房子,因此,升市有利於富豪和中產階級,至於跌市,中產階級的借貸比率比富人為高,所以,在跌市時,則中產階級會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政府必須盡量維持房地產價格的穩定,以免加劇了貧富懸殊。

「居者有其屋」的目標,雖然並不太壞,但也不是最好的。德國和瑞士的房屋政策有口皆碑,人均居住環境又好,價格又穩定,但是德國的置業率比只有五成不到,遠遠低於香港,瑞士更只得三成多。理論是,當樓價穩定時,人民更不急於買樓,現時香港人急於上車,個個希望居者有其屋,反而證明了市場的不健康。

香港市民急於買樓,除了因為價格看漲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買樓之外,沒有一個可以令財產保值的投資方式﹕現金會貶值、股票波幅太大,基金收費太貴……所以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更有效的保值投資方式。例子之一是,我們一直所建議的,擴大i-bond的發行數量,但以零息發行,以減低政府的成本。

香港是一個金融城市,但正因如此,才應該把金融市場和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市場相隔開,因為熱錢的流出流入,是常態而非病態,政府把問題賴在熱錢之上,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政府不應預料不到熱錢的流出流入。長遠而言,把熱錢和房地產市場作出某程度上的隔離,以免令到後者大升大跌,才是明智的做法。

這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一點﹕房地產是會折舊的。今日香港大約有一百四十多萬個私人住宅單位,而每年的新建單位則不到1萬個。在數學上,這相等於超過一百四十多年更新一次。所以,如果把折舊的因素都計上了,這幾年來,香港的房屋供應是負數。政府以後在計算單位數量時,必須把折舊因素也一併打上去。

不但房地產會折舊,市民的要求也會提高。在三十年前,冷氣機是奢侈品,公屋不准安裝,但現在已成為標準設備了。政府和不少守舊的人們以為,現時的新樓都包裝為「豪宅」出售,這是陳腐守舊的看法。實情是,這十多年來,建築要求大幅提升,二千元的旅行團,已經全程住在豪華酒店,在廣東省,售價不到一百萬元的房子,也已經是很多香港人口中的豪華建築了。今後的大趨勢應該是﹕公屋和居屋的標準不斷提高,私人住宅的標準也是不斷提高。今日的世界,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世界、已經不是高官少年時的世界,標準是會提高的,請高官們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世界是怎樣運作的吧!

所有的行政措施,包括了特別印花稅、收緊按揭成數等等,都是對市場的扭曲,都不是健康的做法,只能是短期的特別措施,當樓價舒緩後,便應該逐步解除,以免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作。但是,在1998年至2003年的跌市中,政府並沒有解除在九十年代所頒行的、壓抑樓市升幅的行政措施,在2003年後,樓市回穩了,政府也沒有逐步解除樓市下跌時特別行政措施,例如勾地政策,這令到樓市長期失調,而因為所有的招數都用光了,失去了緩衝,當要再次使用行政手段時,變成了無招可用,這正是今日香港政府的窘局。奉勸政府,行政措施永遠只是暫時的手段,當市場回復正常時,所有扭曲市場的措施,都應該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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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經常有D 其他人無講過的POINT提出, 幾有趣!
我的部落: http://twotone56.blogspot.hk/2014/02/blog-post_21.html 排隊歌!! (UPDATED: 星期五, 2月 21, 2014) ~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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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唔鍾意周蜆, 但的而且確係有料既

不過佢D書真係好易睇到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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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經常有D 其他人無講過的POINT提出, 幾有趣!


我成日覺得他似價值人,直覺我就是這樣想,他講d野同價值人有些暗合,可能有一個年輕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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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唔鍾意周蜆, 但的而且確係有料既
不過佢D書真係好易睇到走火入魔


他有料不過唔好信太多,否則中招死那個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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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錢流出流入已是常能態,居安思危就能處變不驚

美國因為經濟未能復甦,因而推出了第三期的「量化寬鬆」措施,令到全球的熱錢大增,四處流竄,其中的一部份流入了香港市場,導致了樓價急升,令到本就熾熱的樓市更是火上加油,港人對政府的不滿更是加劇,香港政府因而出招,頒佈了兩項新政策來壓抑樓市,第一項是除了原有的特別印花稅之外,再對三年以內出售的樓宇,加收一個額外印花稅,第二項則是對非本港居民再加以徵收15%的外藉買家印花稅。

以上一連串事件,是一環扣一環,從美國未能復甦,一直扣到加收對炒樓的特別稅項。乍看上來,這一連串事件好比是蝴蝶效應,難以預測到太多步以後的棋局,但是實質上,它有著其可預測的必然性。因為美國的持續未能復甦,再加上今年是大選年,市場早就在憧憬著它將會採用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而當量化寬鬆一旦宣佈出來之後,香港政府也已經迅速的作出反應,表示擔憂因而激化的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沬。很明顯,因為美國經濟的未能復甦,因而令到港府要穩定急升的樓價,並非不可以預測的「黑天鵝事件」,而是可以預測的。既然是可以預測,理論上,也就應該是可以防備的。

如果我們翻看香港的歷史,會發現,在這二三十年來,因為國際金融局勢,因而影響到香港的資產價格,這些故事是屢見不鮮的。例如說,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香港的通脹達到雙位數字,短短幾年之間,資產泡沬急升,樓價翻了幾翻,政府也是接連出招,壓抑樓價,其中的一招便是大加印花稅,而特區政府接二連三的採取這一招,只不過是師法當年港英政府的故智罷了。

我們之所以翻出當年的這筆舊賬,是意圖指出,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國際熱錢流出流入,根本就是平常的事,大家都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當然了,熱錢流入,會造成資產泡沬,熱錢流出,會造成經濟衰退,百業不景,這叫做「食得鹹魚抵得渴」,我們既然要做一個金融城市,要賺這種錢,便得接受這個副作用。而且,這副作用雖然嚴重,但是利潤也是無與倫比,值得我們去受這個苦。況且,香港的經濟結構已經習慣了這種經營模式,如果要改變結構,得從根本做起,那就要受到很大的轉型痛苦,我們當然也沒有必要去受這個罪。因此,熱錢的流出流入,造成經濟的忽冷忽熱,也是有著其必然性,也是鐵定會常常發生的。

從這個思路去看,政府對於應付熱錢的流出流入,所造成的資產泡沬,應該是駕輕就熟,非但不應覺得有甚麼大不了,反而應該是應付自如,已經有了一套慣熟的方法,去處理這種事件,因為這是三不五年便會發生的,應付它,也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但是呢?香港政府在應付熱錢、在應付資產泡沬時,在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之後,好像還是大驚小怪,雞手鴨腳,招數有點兒亂籠亂套,其緊張的態度,甚至令到市民、令到整個社會也慌張起來了。

所以,就熱錢流入這回事,我們奉勸政府四個字︰處變不驚。怎麼能夠做到處變不驚呢?答案是早有防備,就能處變不驚了。具體的方法,是政府的金融智囊必須訂立了好幾套的金融應變方案,也得準備好幾招實用的金融招數,以應付金融危機、資產泡沬、樓價急升、股價暴跌等等非常情況。套句中國的俗語,這叫做「居安思危」。一間公司,如果沒有危急時的contingency plan,這間一定是管理差劣的公司。相同道理,一個政府,尤其是常常面對國際熱錢忽來忽去的香港政府,如果連熱錢的問題也解決不了,肯定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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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施政只能硬闖,港獨分子的確存在

昨天梁振英在立法會進行了上任以來的第一次答問,主要的議題,當然是要勸服通過特惠生果金,但亦對政府的多項施政,提出了一個總體性的表述。我們並不打算評論他在立法會中的言論表現,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舌才之於行政長官,不過是末節,一個雄辯滔滔的人,可以辯倒和迷倒所有的聽眾,但也可能只是光說不練,一事無成的傢伙,一百多年前,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就是這種人的典型。反之,言語木訥,但卻行事幹練的大才,例如鄧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我們雖不介意政治人物的口才,但是其內涵、其所說的內容,我們卻是十分注意的。

梁振英就長者生活津貼的立場,是堅持財政紀律,所以必須要通過資產審查,而這一點,向來是我們支持的。對於有議員認為,可以先發給10月的津貼,梁則以不肯「特事特辦」來表示拒絕。當然了,拒絕「特事特辦」,是一件好事,我們也是絕對支持的,問題是,我們記得,梁振英本人之對於「特事特辦」,也並非沒有前科,而是常常被人指責,他正是最常幹「特事特辦」的人,例如說,聘請那位內地背景的政治助理,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我們很高興聽到,梁振英反對「特事特辦」,而我們也尊重他是行政長官這個身份,當他在昨天說出了這番話,我們也可以既往不記,假裝他在以前並沒有做過任何「特事特辦」的行為。但是,由今日起,我們不希望再見到梁振英有任何「特事特辦」的事情出現,如果有,我們就會不客氣地,又把這筆舊賬、這句舊話翻出來了。當然了,我們既然如此反對「特事特辦」,對於梁振英昨天在立法會的說法,我們自然也是同意的。

說到立法會要理性務實,推動施政,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在今日的政治局勢之下,這似乎是不可以實現的幻想,不可能在現實中出現。今日香港的政治局勢,已經成為了你死我活的鬥獸場,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施政,都會遭受到反對派的竭力反對,因為反對派的終極政治目的,就是要拖垮梁振英政府,要梁振英下台,以進一步削減特區政府的政治實力,以達到修改《基本法》,加強香港自治的政治目的。所以,在今後,政治鬥爭只會加劇,立法會只會是處處阻撓政府的施政,而每一項重大政策,不管是甚麼政策,都會由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們結合街頭運動,努力阻止通過,這將是今後香港政府的宿命,不管梁振英抱著多良好的意願,也是無法避免的。

說到增加資產增值稅,我們是反對的,因為開徵一種新的稅項,以後便難以取消。事實上,我們的看法是,現有的印花稅是打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因為多次的壓抑樓價,因而徵收的,但是,當樓價下跌時,卻沒有回復原狀,令到樓價的市場越來越是扭曲。基本上,當樓價回順之後,縱是印花稅,也應該回復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才能把市場回復正常。不消說的,殺傷力更大的資產增值稅,我們是反對的,因為一旦徵收了,便無法還原,這當然是一項劣政。我們很歡迎梁振英在這個時候,依然可以保持清醒,不肯加設資產增值稅。

至於揮揚龍獅旗和港獨問題,我們早就說過,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是梁振英必須面對的。事實上,港獨分子就像黑社會成員,是確切地存在的,只是因為風頭火勢,還未到達正式承認的時機,所以大家都在否認而已。我們甚至可以告訴大家,我們的記者也參加了由知名人士所舉辦的港獨研討會,不過因為記者答應過過程保密,為了誠信,不能報導而已。換言之,那些否認香港有港獨運動的政客和傳媒,也是睜大眼睛騙人說謊。然而,我們在有關港獨思想和行動的立場,也已在日前的社論中說過,暫時是表示中立。然而,我們的意見和立場是中立,但是事實,卻是必須承認的,這事實就是港獨運動的確是存在,而且是在進行中,你可以說它不可能成功,但它的存在和運行中,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而這也是梁振英政府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有關梁振英昨天在立法會的答問,我們要說的,就是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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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檢討「寓禁於徵」的香煙政策了

公屋變成了私煙的買賣中心。在過去七個月,接近一百宗的私煙案件,拘捕了一百多人,其中超過一半是公屋居民買家,而公屋也有作為收藏私煙的貨倉。售賣私煙是刑事罪行,犯法者可被判以監禁或罰款,而公屋居民作為涉嫌者,其懲罰更是雙重性,因為不單可以被判罰款或坐牢,更可能被沒收公屋單位。

然而,私煙的刑責雖然嚴重,但是有關的罪行卻是越來越多,而且是以極高的速度去增長,其中增長得最快的,是2009年至2010年,由於當年大幅增加了煙草稅高達50%,私煙罪行也因而大幅升了9成。跟著由A.C. Nielson所做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購買未完稅的香煙的煙民,比率已高達48.2%,差不多已接近一半了。事實上,現時每一支香煙的稅率,是每支1.7元,可見得私煙一行,利潤之深。正是在暴利之下,才吸引到這麼多的人挺而走險,貶賣私煙。正是因為購買私煙可以省掉太多的錢,這在低下階層而言,尤其是煙癮極大,對於香煙需求沒有彈性的老煙槍,這筆省下來的錢更是無可抗拒的數字,所以私煙在公屋中特別流行,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發展了。

煙草是不是對人體有害?答案是肯定的,無數的醫學研究指出,吸煙引致多項疾病,尤其是對於肺部的影響尤大。大幅增加煙稅除了能夠幫助政府的收入之外,能不能夠減少煙民的數字?統計數據是,在2009年的大幅增加煙草稅5成之後,15至29歲的吸煙人口,由8.9%減至8%,而每日吸煙20支或以上的煙民,平均數由33支,減至28支。但是總數而言,15歲以上的吸煙人口仍然是有12%,與之前數年相比,變化不大。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煙草稅的確對吸煙有著遏制的作用,但是作用並不大。

減少吸煙,令到市民更健康,平均壽命延長了,當然是好事。可是有人把減少吸煙拉到減少醫療支出,那就可能是不正確的事。正如日本一位寫了一本暢銷書的醫生煙民所言﹕吸煙固然可以增加疾病,但也可以減短壽命,從而對沖了醫療的支出。至於二手煙對於他人的害處,則可從更嚴厲地執行公眾場所不准吸煙的範圍,甚至可以加重刑?,不一定需要採用寓禁於徵的方法。

如果比較吸煙和喝酒,煙傷肺,酒也能傷肝。吸煙至少可以令人保持清醒,但酒後卻能亂性,犯罪卻在所多見,嚴重的影響到他人的安全。然而,政府把紅酒稅取消了,卻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增加煙草稅,這是不是另一種不公平呢?吸煙者很多是低下階層,但是喝紅酒,卻是中產階級或以上所喜愛的玩意,癈紅酒稅而增煙草稅,至少從這角度看,是不公義的。

當日,唐英年取消了紅酒稅,結果令到香港成為了紅酒中心,帶來了不少商機。香煙是遠比紅酒大得多的市場,如果取消了香煙稅,會不會帶來更大的商機呢?謝偉俊議員詢問過部份知情人士的意見,答案是﹕不同紅酒各有其特色,故此對集散中心的需求更大,但是由於香煙的格式是統一的,對統一的集散中心的需求較少,所以商機是有限的。然而,商機有限並不等於沒有商機,更何況,如果取消煙草稅,也可造福不少低下階層的煙民,減少社會上的怨氣。民建聯的陳鑑林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雖然沒有同意過取消煙草稅,但均都指出過,高煙草稅政策令到煙民多怨氣。而自由黨亦表示過,大加煙草稅,會影響報販的生計。

我們並不是「建議」,或「贊成」政府取消香煙稅,但是,有關整個「寓禁於徵」的高煙稅政策,的確是有檢討的必要。而我們提出的,並不是檢討一次半次的煙稅增減,而是整個有關香煙的施政理念,都應作出一個全面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再經社會的廣泛討論,以達出一個共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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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消外傭稅是對中產階級的心意

曾蔭權政府在2008年,宣佈了十項惠民措施,暫時豁免「外傭稅」是其中的一項,當時是停收兩年,但後來又經過了續期,到明年七月,這項豁免便屆滿了。

「外傭稅」的正式名字,是「僱員再培訓徵款」,這個名字令人摸不著頭腦,因為外傭哪裏有「再培訓」的必要呢?而外傭僱主付出了這400元的外傭稅之後,也完全沒有享受到任何「再培訓」的服務。這個「僱員再培訓徵款」,顯然是名不副實、巧立名目的苛捐。

照香港政府的說法,所謂的「僱員再培訓徵款」,這是聘用外地低技術勞工,變相剝奪了本地勞工的工作,所以便要分擔培訓本地勞工的費用,以幫助本地勞工就業服務,也可以引導外傭僱主把家務外判給本地家務助理。

這種官腔的說法,讀者不容易明白,如果用小市民的語言去說出來,就是﹕外傭的薪水太便宜了,會影響到本地家務助理的市場。但如果把外傭大幅加薪,以間接提高本地家務助理的競爭力,這是明益外人,大家一定不服,所以另外徵收一個稅項,錢進政府的口袋,那大家就沒話說了。

很明顯,這是一種扭曲市場的做法,根本就是歪曲了引入外傭的基本概念,自然也是不可取的。

當年香港政府引入外傭,目的是希望釋放本地婦女的生產力,讓她們不必困在家裏,撫育子女和打掃家務,而是可以投入職場,增加生產力。由於她們的生產力遠遠高於引入的外傭,在這三十年間,外傭政策也的確有效的增加了香港的生產力。然而,這個政策的有利條件,是基於外傭的薪水不高,本地婦女出外工作,便可以賺到了兩者的生產力差價,兩者的差價越大,利潤越高。反之,如果外傭的成本太高,那麼,本地婦女就不如不出外工作,回家做家務算了。

聘用一名外傭,連薪水、食宿、每年來回機票等等支出,每月最少也得六七千元。相比之下,外傭稅的400元,並不算一個很沉重的數字。然而,外傭相比起家務助理,也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例如說,長期住在家中,24小時候命,方便差使。但從另一方面看,外傭的優點同是也是缺點,例如說,狹小的家庭不宜多住一人,家務助理便比較方便,再說,家務助理無需兼顧食宿,而且,一些小家庭的工作量不大,可能一星期只需要兩天的工作,家務助理便比外傭更適合了。

所以說,家庭助理和外傭雖然在某程度上是競爭對手,但也可以是分割的市場,各有各的僱主。政府徵收這400元,只能幫到5萬名本地家務助理的一部份,卻影響了30萬名外傭的僱主,這自然是得不償失的一個算盤。

香港的中產階級可能是世上最苦的,因為他們沒有享受任何福利,卻要付出天價去購買或租住狹小的鞋盒公寓,我們的汽車稅,也在全球最高的首列。中產階級捱貴樓、捱貴車,生活質素比諸住公屋、領綜援的市民也好不了多少,唯一的一點點奢侈,就是享用外傭的服務,如果政府還要因之而抽稅,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們同意新民黨的建議,永遠撒消外傭稅。因為,這是對中產階級的一種心意,而我們一直認為,政府欠中產階級的,未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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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表購買居屋火上澆油,市場機制只能長期有利

白表人士可以免補地價形式,去購買居屋,是梁振英上台之後,所推出的房屋政策之一。這項政策,令到居屋有了更多的潛在買家,這也即是說,市場的需求增大了,居屋的價格因而提升了。不單如此,由於居屋業主可以更優厚的價格去賣出其居所,他們因而有了換樓的本錢,畢竟,私人樓宇的平均質素是高於居屋,當居屋業主賣掉了其住宅之後,便會想購入一間私人住宅,以作換樓。這樣下來,因而也令到私人樓宇,尤其是小型住宅的需求量大增,其價格也因而扯高了。
近月以來,小型單位的價格大升,這項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入居屋的新政策,絕對是原因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而社會也因而發出了對這項政策的不滿呼聲。不過,梁振英在昨天亦已表明,暫時並無意撒消這項新政策。

我們在這篇社論當中,主題是從房地產的基本理論出發,去解釋這項政策的前因和影響,從而得出究竟它應不應該推行、也應不應該取消的結論。

好了,在討論這話題之前,先讓我們說一些基本的原則。

有關房地產政策的第一原則就是﹕市場機制是最好的。因此,任何服從市場機制的政策,在長遠而言,都是好的。然而,除了第一原則之外,還有第二原則,就是﹕雖然長遠來說,市場機制是好的,可是為了一些實際的情況,我們也得使用一些干預市場機制的手段,雖然是違反了長期的利益,但是為了特別的原因,卻不得不如此去做。

例如說,居屋和公屋政策。大家知道,公屋和居屋是違反了市場機制,它們的質素比不上私人樓宇,用寶貴的土地資源去建造公屋和居屋,也是一種浪費。可是,如果政府要大規模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建造房屋,而大量建造房屋,後果就是令到樓價暴跌,中產階級蒙受其害。於是,次佳的辦法就是大量建造公屋和居屋,把市場分成私人樓和公共樓宇兩個市場,這樣,既可快速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也可減少大量建屋對樓價的衝擊。然而,我們也別忘記了前述的原則﹕公屋和居屋是對市場的扭曲、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但這也是為了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不得己的措施。

現在我們說到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居屋的政策了。基本上,這是一個優化市場機制的政策,在長遠而言,是好的。但是在短期而言,這卻是釋放了居屋業主的購買力,因而對市場造成了新的需求,樓價便因而上升了。

「釋放購買力」這句話,好有一比﹕中醫有所謂的「把潛伏的病發了出來」,從這角度看,「發出來」是一件好事,因為把隱憂消除了。但是,發的時候,卻不免是辛苦了。不過,發病在長期來說,是一件好事,但這也得看一看,究竟是甚麼時候引發,例如說,如果病人還有其他的病症在身,要去貿貿然地,把潛伏中的病也來一併發掉,病人兩病俱發,體質可能抵受不住,那就太辛苦了,可能會抵受不住,一命鳴呼了。

如果用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去分析,現在正是生病的時候,是下藥的時候,而日前的兩項增加印花稅,正是兩劑重藥。換言之,現在正是扭曲市場的時間,而一方面扭曲市場,另一方面則採用理順市場的「釋放購買力」的政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我們的看法是,直至今日為止,政府的基本政策仍然應該是以扭曲市場,以穩定樓價為大原則。必得等到2015年或以後,那時,美國的持續低息政策或許完結了,而香港的樓宇供應也增加了,這才能夠理順市場機制,逐步取消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推出的種種扭曲市場的措施。因為,在供應回復正常的大前題下,我們才有資格去講市場機制,去看長期的優化市場政策。

總括而言,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居屋的政策是對的,但太過心急了,它不應在這個風頭火勢的時候推出,而是應該在數年之後。然而,當它推出了之後,也實在是一動不如一靜,只有將錯就錯下去,繼續如此下去了,如果也來一個倉猝取消,情況可能會比現在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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